郑孝胥学生 郑孝胥与陈三立的诗歌人生

清诗专家钱仲联说:“义宁句法高天下,简澹神情郑海藏。”在清末民初旧诗的成就上,公认与陈三立比肩的,只有郑孝胥。郑孝胥(1860—1938),字苏盫,一字太夷,号海藏,福建闽侯人。郑孝胥曾向张之洞自承“喜子厚之无翳”,诗歌风格习柳宗元。

与他同一时代的著名诗歌评论家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推郑孝胥为“清苍幽峭”的诗风之首。陈三立以造句之法取胜,郑孝胥则以淡远韵味令人神往,如“乱峰出没争初日,残雪高低带数州”等。

当时多数诗歌评论都将陈三立、郑孝胥并提,称为“陈郑体”,还有人将郑孝胥的诗名列于陈三立前,认为他才是近代旧体诗第一人。然而,后来的学者论近代的诗歌成就,郑孝胥总被有意无意地简略。柳亚子甚至认为“散原老人与海藏齐名四十余年,晚节乃有薰莸之异。

余少日论诗,目郑陈为一例,至是大愧”。文章千古,这个名字始终绕不过,于是人们在研究他的诗歌时便一定加上“只是从文学成就上来评价”,甚至如林庚白直接说“孝胥诗情感多虚伪”。近年来,有学者开始研究郑孝胥诗歌之外的人生史,但只做他的前半生,原因无他,时人评价他“一生为英气所误”,郑孝胥晚年为了“当下”,“落水”当了伪满洲国的总理大臣。

与陈三立相比,郑孝胥更具率性的天才。李宣龚、周达号自称传承郑孝胥的诗学衣钵,被陈衍评为“直效海藏,未必效海藏所自出也”。诗歌之外,郑孝胥的一笔楷书也得时人推重宝爱,润笔颇昂。郑孝胥贫苦出身,没有陈三立“义宁公子”的天然高贵身份,而是凭个人才华得到文学上的地位。

至多因为娶了福建船政大臣吴赞化的女儿,有些攀附婚姻这条线路的嫌疑,但在科举年代,贫寒子弟被座师看中而许以婚姻,也是令人自豪的本领。也许是因为这样的人生经历,郑孝胥潇洒自信,认为“吾今日所学,得万金于路旁,遇倾国于密室,弗顾也”。

其为诗则一成不改:“骨头有生所具,任其支离突兀。”而陈三立的诗颇费吟哦,改动很大。袁枚论诗,认为诗家后来推敲之作,往往不如初次之作,仔细的推敲或能更加工整,但缺乏当时的瞬间心灵体验。

郑孝胥的诗风为张之洞所激赏,文学上的知音关系不可避免地为他带来仕途上的好处。而且,郑孝胥似乎也相当善于经营这种关系,决计不会如陈三立,以诗句“作健逢辰领元老”之句,让张之洞大不高兴,认为诗人在他面前妄自尊大,分明是我这“元老”领着你们,怎么成了你们领着我这“元老”。

诗歌也是郑孝胥遇到仕途危机之时,重新取得张之洞信任的手段。张之洞与翁同龢不和,1895年郑孝胥去北京办事,见过翁同龢一面,便有人在张面前说郑孝胥拜见翁同龢,“颇诋南皮”,回来后张之洞对郑颇为冷淡。

直到1896年郑孝胥陪伴张之洞游采石矶,献诗“不信乖崖久闲地,吴民遮看老尚书”,张认为其诗“外清而内厚,气力雄浑”,把玩良久,疑虑自此全消。

张之洞一代重镇,却尤好诗歌。这种人大抵固执地相信“诗言志”,觉得自己能从诗歌中看出下属的情怀品德。难得的是,郑孝胥的诗是高雅熨帖的赞美而非逢迎谄媚。有了诗歌这个投张所好的护身法宝,旁人还真难构陷于他。

每个人都依自己的想法选择自己的人生路径,郑孝胥选择了一条时代与后人都认为错误的路径——帮助鼓动溥仪投向日本人,建立伪满洲国。而他本身并不认为这有任何错误,至多因为被日本人压制不能有实权,有些“何事与人说时命,残年由遣待苍茫”的失落。

1937年,听到老诗友陈三立因不堪日军侵扰绝食而死的消息,他“怅惘久之”并赋诗:“一生诗名散原老,相哀终古更无缘……胡沙白发归来者,会有庐山访旧年。”那时候,他在东北已失势,原因之一是不满日本方面对伪满洲国的压制。

“怅”是哀友,“惘”是伤己,他并不如张慧剑所认为的那样,与散原泉下相见会“无地可自容”。在挽诗中,郑孝胥区分了自己与陈三立的诗歌人生,一是做“历史”的“一生诗名散原老”,一是做“当下”的“胡沙白发归来者”。

陈三立曾经叹息着阻止佛学家欧阳竞无前去劝郑海藏回头,认为入仕为郑孝胥一生执著,又认为郑所为非忠于清,只是以清裔为傀儡而自图功利,劝说必劳而无功。中国的文人,一生被很多榜样、很多名言所激励,喜欢将自己类比成许多读过的历史人物。“虽千万人,吾往矣”在郑孝胥已然变为一种悲凉与调笑。

政治奇诡,人们却往往乐此不疲。郑孝胥的梦先是君主立宪,1898年所作“臣闻立国本,有兵乃不危。积弱非一朝,无兵决难支……所陈第一义,舍是非臣知……耿耿宫烛火,摇摇在心脾”,一片急迫跃然纸上。后来这个梦碎了,溥仪闻名召见并任用他后,郑孝胥又开始做让溥仪先利用日本建立政权,然后由国际列强共管的梦。

他认为“自古中兴之主,必借兵力。今则海内大乱,日久莫能安戢,列国通不得已,乃遣兵自保其商业。他日非为中国置一贤主,则将启争端,其祸益大。

故今日皇上欲图中兴,不必待兵力也,但使圣德令名彰于中外,必有人人欲以为君之日”。有中兴之主必要有中兴之臣,这顶帽子郑海藏太想要了。郑孝胥的最后一个梦是在伪满洲国内实行“王道”——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治国纲领,希望“新国家既以王道立国,所采各种法制,有不尽适应者必须逐渐修改,以期不背于王道宗旨”。

为了这个梦,他不辞年高“日夜操劳”,不断游说演讲他的“王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