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恢的后代 揭秘邓子恢三次被贬官的前前后后
1930年下半年,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工农武装割据的烽火到处燃烧,先后建立了十几块红色区域,红军总数发展到了十几万人,中国革命的浪潮正在不断胜利地发展。此时,闽西与赣南革命根据地已经联成一片,中央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然而,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统治了全党,破坏了这一大好局面。"左"倾盲动主义也很快影响到了闽西,早在1930年5月,福建省委宣传部长王海萍就来到闽西,他按照中央的指示,要求闽西革命根据地必须"集中一切力量,首先争取湖北之武汉与广东之广州暴动的胜利,以促进全国武装总暴动,完成中国革命"。
为了执行上述任务,中央指令闽西新编制建立的红十二军立即开赴广东东江地区作战,策应广州暴动。不久,中央巡视员涂振农又到达闽西,进一步传达贯彻之一方针。
当时,身为中共闽西特委书记和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邓子恢,在接连不断地得到中央的这些指令后,感到非常茫然和不可思议。但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又必须服从这些命令。同年5月10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布了《为扩大斗争告闽西群众书》和《扩大斗争宣传提纲》两个文件,表示"坚决接受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指示",命令红十二军6个团分两路向东江进发。
闽西苏维埃政府遵照中央指示,命令自己仅有的一支地方主力红军向东江出击后,很快遇到了两方面的困难:一是红十二军出击东江遭到强大敌军的抵抗而告失败,致使红军士气低落、逃兵日众;二是苏区内部反动势力乘势而起,在后方骚扰破坏新生的红色政权。
不久之后,红十二军又奉命北上攻打南昌,闽西苏维埃政府为了保卫苏区,不得不重新集中各县赤卫队另行组建了红二十一军。红二十一军成立以后,中央继续强令这支新建立起来尚未来得及训练的部队出击东江,以致红二十一军再次遭到了重大挫折。面对这一严峻形势,邓子恢不能不冷静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央的这种冒险方针究竟是否正确?
7月8日到20日,中共闽西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王海萍以省委代表的身份,向闽西特委下达了根据中央命令而确定的任务:集中一切力量,扩大斗争到广东去,首先夺取闽、粤、桂三省政权,争取全国革命胜利。邓子恢和张鼎丞在会上提出了反对意见。
他们认为,值此夏收委节,在闽西苏区及周围地区的不少民团土匪正蠢蠢欲动,企图放火抢粮;而主力红十二军又奉命北上,远离苏区。因此建议先集中红二十一军消灭团匪,巩固苏区,然后逐步向漳州、厦门等附近地区发展。
但坚持"左"倾错误路线者却认为:闽、粤、桂三省总暴动,是中央的方针,是绝对正确的,闽西红军应坚决地、迅速地向广东出击。我们胜利了,即使丢掉闽西苏区也没有关系。邓子恢、张鼎丞虽然据理力争,但是,他们的正确意见还是被蛮横地压制了,他们还被扣上"新右派"的帽子,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会议最终通过了以"左"倾错误思想为指导的《政治任务决议案》。这个决议不仅全盘接受了中央的"左"倾政策和方针,甚至还错误地指责邓子恢主持下的闽西特委在过去的一年中,由于"受四军党的机会主义路线影响"而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中共闽西第二次代表大会改选了闽西特委,撤销了邓子恢特委书记的职务。同时,在会议期间,闽西苏维埃政府于7月15日举行了执委扩大会议,改选政府成员,邓子恢被免去了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改任经济部长。
邓子恢参加革命工作后,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从一个青年学生,成长为领导上万名红军、赤卫队和几10万群众的领袖人物,他对于党怀着赤诚的感情。虽然,受到了严厉批判,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懊丧,更没有埋怨组织,而是继续努力地去完成党分配给自己的那一部分工作任务。
1933年,由于国民党疯狂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加之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后,在财政经济方面进一步贯彻其错误方针,致使中央苏区的财政日益困难。
然而,面对诸多困难,王明及其追随者为了实现他们进攻和夺取大城市的冒险计划,追求所谓的"正规军化",盲目扩军,不切实际地提出了"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仅从1933年5月到9月,中央苏区就扩充红军近6万人,使主力红军猛增到10万人左右。经费需求的猛增,使得邓子恢领导的财政部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发行公债,提高税率,大量印发货币,从而加重了苏区人民的负担。
对于王明"左"倾错误政策,邓子恢多次表示过反对,早在他刚到苏区的时候,就提出不应取消红军筹款任务,特别是主力红军在白区和游击区筹款是苏区经济的主要来源,更是不能取消。他还认为,苏区的豪绅地主经过多次筹款之后,经济上已经基本破产,单靠向苏区内筹款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另外,在苏区经济基础尚未巩固的情况下,过多地征收农业税,加重农民经济负担,将导致农民生活贫困,引起群众的不满。
然而,邓子恢的正确意见却受到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执行者的否定和严厉指责。1933年6月,苏区中央局召开会议,指责邓子恢在困难面前表现了"机会主义的动摇",是"毫无节气的不坚决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并指责财政部的收入建筑在沙滩上,"邓子恢的机会主义的财政政策,则总是眼睛望着石印机"。
邓子恢是一个有着坚强组织原则的同志,他在党的会议上反复申述自己对于苏区财政方针的意见,但中央局作出了他犯有严重错误的决定之后,尽管他在思想上并不认为自己有错误,但仍然按照组织纪律作了检查。
苏区中央局会议之后,由于无情的客观现实已经难以扭转苏区经济的困难局面,王明"左"倾中央就认为邓子恢没有纠正过去的错误,甚至认为他是阳奉阴违,必须继续对他进行斗争。8月9日,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召开会议,再次对邓子恢开展批判。
会议认为,他"工作虽然积极,但犯了许多原则上的错误,如:不注重对地方、富农筹款,把财政负担加在剥削阶级身上。他所注意的,只在向基本群众增加税收。"会议决定:在这革命战争猛烈开展苏维埃财政计划必须随着开展的时候,财政部则是毫不计划,不能应付战争开展的局面,因此邓子恢同志不能继续担任财政人民委员,决定以国民经济部长林伯渠同志兼任财政部长,邓子恢同志为副部长。
在此后的几天里,《斗争》和《红色中华》等刊物相继发表了批评邓子恢及财政部的文章,指责邓子恢"对红军扩大的光荣成绩,感觉到讨厌",是"向困难低头的真象"。认为"过去苏维埃财政机关的工作,在人民委员会的监督下面,对于供给战争需要建立会计制度等方面,表现了相当的成绩,但在财政政策方面没有坚持正确的方针"。
邓子恢受到这些不公正的指责,并被降职后,依然对党忠心耿耿,毫无怨言,在工作上仍然积极努力,埋头苦干。不久,财政部设立了没收征发局,专事筹款和征集资金,邓子恢兼任了这个局的局长,协助林伯渠努力做好苏区的财政经济工作。
1953年1月,邓子恢调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他深知,这是党对他的信赖和期望,一方面他感到要参加领导中国4亿多农民摆脱几千年封建统治造成的落后状况,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责任的重大,同时,他也感到有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以及全国农民强烈的革命愿望,对完成这一历史重任充满了信心。
邓子恢根据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毛泽东的指示,结合自己多年在地方的工作经验,很快明确了农村工作部的任务:在一定时间内完成农业社会化,配合国家工业化,实现全国4万万7千万农民集体农庄,即是把4万万7千万个体农民通过组织起来,过渡到集体农庄。
他在这里说的集体农庄,就是后来的高级农业合作社。至于完成这一任务的时间,他认为要根据国家工业化的进度、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和工作效率来决定,不能主观确定,但方向是这样。他还指出,中国农业合作化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今后5年之内对全国合作化不应该有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只能要求达到全国农户的百分之三十,要求过高会落空。"
中央农村工作部刚成立时,全国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正在蓬勃兴起,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些地区由于没有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方针政策,在工作中程度不同地产生了急躁冒进倾向:比如,有些地方就提出了"宁多勿少、宁大勿小"的号召;有的地方就讲"谁要不参加合作社就是想走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美国的道路。"
邓子恢认为,在"左"倾情绪支配下,合作化运动出现的偏向,已经引起了广大农民的思想混乱,影响了农业生产,必须及时予以纠正。在邓子恢及他所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努力下,这一年,基本纠正了"左"倾冒进倾向。
1954年9月,邓子恢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并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国务院第七办公室主任。这一年秋天之后,全国农业合作化以更快的步伐向前发展。但由于合作化贪多求快的不正常发展,加之同年粮食减产,使得一些农民(包括很多乡村干部)对党与人民政府普遍地流露着一种不满情绪。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新建社垮台散伙和社员闹退社的现象。
对此,邓子恢非常焦急,他于1955年元旦前后,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和周恩来如实汇报了农村的情况,并建议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主要精神是除新区的一些地方尚须发展一定合作社以外,整个运动应转向控制发展、着重巩固阶段,以免出现更为严重的不利于生产的情况。此后,全国各省、市认真贯彻这一精神,经过整顿,巩固下来的合作社为合作化的大规模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这时,党内对合作化的发展问题开始出现了分歧,毛泽东调阅了农村工作部的文件、档案,从路线、方针上进行检查,认为,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思想"右"了,对合作化不积极,合作化运动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纠"左",而是反"右"。随后,全党开展了一次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受到了点名批评。
在以后的日子里,邓子恢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和深入的理性思考,认为,充分发挥社员的劳动积极性,是增加生产、发挥合作社优越性、处理好合作社内部矛盾的关键。而要发挥社员的积极性,就必须把个人利益与集体生产单位和国家利益密切结合起来。并提出了"统一经营、分级管理、明确分工、个人负责制"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可惜,受当时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这些重要措施未能得到全面的贯彻。
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邓子恢先后到福建、广东、广西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并多次给中央写报告,严肃批评"大跃进"以来党内存在的许多不良风气,指出造成农村困难局面的原因是:所有制变动太大,变得太多;瞎指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经营管理不善,没有建立好的生产责任制;干部搞特殊化,多吃多占,脱离群众;工农业比例失调,等等。并再次提出了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意见。
1962年9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邓子恢的观点被上升到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高度,进一步受到严厉批判。会议错误地指责他在1950至1957年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犯了反对建立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经济错误,这些批判,实际上否定了全国解放13年来邓子恢所做的所有工作。
会后不久,邓子恢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因"十年来没有办一件好事"而被宣布撤销。两年之后,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政协一次会议"上,邓子恢被免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改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受到批判和错误处理后,邓子恢丝毫没有计较个人得失,仍然怀着对党的事业的执著追求,对农民的深情厚爱,继续寻求巩固农业集体经济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