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日语 李福莹——学者止庵梳理日本推理小说热现象

东野圭吾、京极夏彦、岛田庄司……不知不觉,一批日本推理作家开始极受国内读者追捧,在中国大陆掀起一股日系推理小说的热潮。对于媒体定论的“2009年日本推理小说热”一说,知名学者止庵只是审慎赞同,他认为,日本推理小说实际上已经“热”了四五年,只不过2009年才得到广泛注意而已。

  作为一个杂览者,止庵读书的一大爱好就是推理小说,从欧美侦探到日系推理,无不涉猎。对于日本推理小说的状况及其在中国的影响,止庵做了一次详细而清晰的梳理。

  中国读者最早关注的是社会现象   在中国读者还不知推理小说为何物时,日本推理小说作家松本清张、森村诚一的作品就已经被介绍到中国,时为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

松本清张的《点与线》、《砂器》,森村诚一的《人性的证明》等,是较早被介绍到中国的日本推理小说。   可是当时,中国读者并不是把它们当作推理小说,而是当作反映现实的小说来读,以期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阴暗面”。

松本清张、森村诚一都是日本的“社会派”推理小说家,以揭露社会问题为主,恰好满足了当时中国读者的需求。   推理小说曾经引起很多争议   第二批被介绍到中国的日本推理小说作家,有江户川乱步、横沟正史等,有意思的是,这两人在日本是松本清张、森村诚一的前辈,但被介绍到中国却晚了一步,不过,他们的作品是正式以“推理小说”的身份进入中国的。

与此同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尼罗河上的惨案》、埃勒里·奎因的《希腊棺材之谜》、迪伦马特的《法官和他的刽子手》等欧美侦探小说,也踏上了中国大地。   作为一种“新鲜事物”,侦探小说在国内曾引起很大争议。

著名的老诗人冯至先生,在1980年4月7日曾给中央写了一封长信,对江苏的《译林》杂志刊登《尼罗河上的惨案》表示不满,信中说:“侦探小说也有优秀的、启人深思的作品,但是大多数都没有什么教育意义,有时还能造成坏的影响,根本谈不上对于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有任何好处。

”“现在为什么有的出版社置自己的责任于不顾,出那些‘惨案’、‘谋杀案’之类的书籍而沾沾自喜?自‘五四’以来,我国的出版界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堕落过。

”《译林》杂志差点因此受到处分,最后有惊无险,度过一场风波。   中国读者中,最有名的侦探小说迷是钱锺书先生,他当时给中国社科院图书馆写的购书单中,就经常出现侦探小说。

     从“侦探小说”到“推理小说”之变   侦探小说与推理小说有什么区别,两者指的是不是同一类小说,这两个概念经常让人感觉有些糊涂。

在止庵这里,记者终于找到了一个清楚的解释。   止庵介绍,两个名字的转变,与日本有关。侦探小说是大家一开始的叫法,二战之后,日文中废除了很多汉字,包括“侦”字,“侦探”二字无从叫起,从此改称为推理小说。

  这一称呼的变化,用止庵的说法,就是正好应和了“现在有事是找警察,而不是找侦探”。

最早破案,侦探起很大作用,所以便有了福尔摩斯这样的侦探形象。随着社会的发展,案件侦破中已经没有侦探的地位了,在这个意义上,叫推理小说更合适。现在都是警察在破案,由此出现“警察程序小说”。

比如在中国影响很大的康薇尔“首席女法医”系列,就是一切都按警察破案的程序来,这类小说的特征是,破案从现场勘查到证物分析,需要用到许多科学手段,最后一定会将犯人绳之以法。从“侦探小说”到“推理小说”这一称呼的改变,恰恰反映了破案史的演变历程。

  日系推理“本格派”和“变格派”之争   止庵介绍,日系推理有“本格派”和“变格派”之分。“本格派”是纯粹的、严格的推理小说,如江户川乱步、冈本绮堂、岛田庄司等,都是“本格派”的代表人物。

实际上,日本最早的“本格派”推理小说,多少是对西方的模仿,只不过有些模仿得非常好而已。   因为日本文化自身的特点,日本的“本格派”推理小说中,经常有灵异的成分,严格来讲,这就不应叫“本格派”了。

江户川乱步有些作品已是如此,到了京极夏彦,更将这一特色推到极致。   “变格派”是以推理的形式,写其他的东西。

“变格派”中最重要的一支就是“社会派”,前面提到的松本清张、森村诚一都是“社会派”的代表人物。松本清张坐了“社会派”的头一把交椅,至今仍不可逾越,他的作品反映了日本的一些重大社会问题。

后来的夏树静子、宫部美雪等作家,虽然也描写社会,但更关注一些具体的社会问题。   止庵介绍,日本推理小说与欧美推理小说对于中国的影响,现在几乎各占半壁江山。推理小说最初都是在中国台湾地区产生巨大影响,然后影响逐渐及于中国大陆地区。

但是,日本推理小说在世界上的地位,仍无法与英美推理小说匹敌,不少英美推理小说家都是“世界级”的;但日本的推理小说家,仍无法像纯文学领域的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村上春树等人那样,在全世界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