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艾思奇的关系 毛泽东与艾思奇的哲学互动

[摘要]毛泽东与艾思奇在哲学思想上有着十分密切的互动关系:一是毛泽东对艾思奇哲学著述的阅读和借鉴,其表现是毛泽东学习吸收了艾思奇的哲学思想和叙述方法;二是毛泽东与艾思奇的哲学交往和共鸣,两人通过私人交谈、组织哲学研讨会等互相启迪;三是艾思奇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吸收和传播,其表现是艾思奇在著作中吸收毛泽东的哲学观点,并致力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全面和深入传播。

艾思奇到达延安之前,主要是他的著述影响毛泽东;至延安后,为两人相互影响阶段;到北京后,主要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影响艾思奇。

[关键词]毛泽东;艾思奇;《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实践论》;《矛盾论》

毛泽东与艾思奇的哲学关系是学界感兴趣的话题,研究者就其中的某些专题作过深入探讨。但是,论述毛泽东对艾思奇哲学影响的成果却不多见。为了具体呈现毛泽东与艾思奇在哲学思想上的相互影响,笔者从三个层面来梳理两者的关系。

一毛泽东对艾思奇哲学著述的阅读和借鉴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传播者和中国哲学大众化的拓荒者,艾思奇在哲学思想和叙述方法上给毛泽东以很大影响。

在哲学思想方面,毛泽东和艾思奇可以说是共承马克思主义哲学之脉。艾思奇是将苏联新哲学介绍到中国来的代表性人物,他和郑易里合译的《新哲学大纲》,为毛泽东在延安研读哲学的主要书籍之一。艾思奇自己撰写的著作,如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风靡全国的《大众哲学》、脍炙人口的小册子《哲学与生活》等,更是对毛泽东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在阅读《哲学与生活》时,艾思奇哲学思想的精彩之处,引发了毛泽东的共鸣,他忙里偷闲地摘录了多达十几页的观点,内容涉及相对与绝对、运动与静止等重要哲学范畴;书中阐述的“差别的东西不是矛盾”(《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01页)。

等不当之处,则引起了毛泽东的质疑,使他进一步思考其中的错综复杂关系。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曾经写信给艾思奇说:“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页。)就《大众哲学》而言,毛泽东的哲学论著亦不乏与其观点的相似之处。

毛泽东汲取并发挥了该作品中的如下论点: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人类认识发展总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在唯物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等等。(参见李今山主编《常青的〈大众哲学〉》,红旗出版社2002年版,第161—173页。)其中学界关注较多的是两人在概括认识发展总规律上的沿袭关系。

在哲学大众化的叙述方法上,毛泽东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艾思奇的影响。为了让普通读者也能理解哲学,艾思奇在作品中大量运用浅显易懂的事例,将哲学解释得生动具体。如在区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矛盾时,以人们对卓别林和希特勒异同的认识为例;在论述质和量的互变规律时,以迷信民众拆卸塔身砖块而致雷峰塔倒塌为例等等。

毋庸置疑,毛泽东在阅读艾思奇的著述之前,也很注重语言的形象性和趣味性,但是艾思奇将使用形象生动的语言作为哲学通俗化和大众化的主要手段,这对毛泽东不能不产生影响。

毛泽东在哲学著作中也相当注意用历史和现实中的事例来说明哲学原理,如在介绍感性认识的产生时,他就举例说国民党考察团刚到延安所获初步印象便是感性认识(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5页。

);在解释事物的变化发展时,毛泽东甚至借用了《大众哲学》中提到的鸡蛋孵化成小鸡的浅显例子(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2页。)以深入浅出风格著称的《大众哲学》始终在毛泽东心中占有一席之地:从初读它时画下“圈圈点点和杠杠”(李今山主编《常青的〈大众哲学〉》,第376页。

)的格外用心,到晚年离京外出时仍将其作为必携书之一,这本书对毛泽东的影响可见一斑。

除了各自在著作中推动哲学的大众化,毛泽东还与艾思奇不约而同地倡导普及哲学。1938年,艾思奇曾经提到,“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使哲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近”是“有极大意义的”;哲学研究的中国化“不是书斋课堂里的运动”。

(《艾思奇全书》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90—491页。)毛泽东1963年指出: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页。

)毛泽东的论述与艾思奇强调让哲学从课堂走向大众日常生活的一致性,进一步证明了在哲学大众化方面,毛泽东受到艾思奇较深的影响。与他们二人都有过交往的周扬曾评论说:“毛泽东同志提倡哲学走出课堂,艾思奇同志就正是这样做的一个先驱者。”(《周扬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7页。)

艾思奇之所以对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与毛泽东广泛涉猎的阅读习惯有关,更与艾思奇向中国哲学界介绍苏联新哲学、倡导哲学大众化有关。澳大利亚学者尼克?奈特曾经提到:“艾思奇著作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它们提供了对新哲学的通俗解释;另一方面,它们巩固了毛泽东独立地从苏联哲学文本中所得出的哲学观点。

”(〔澳〕尼克?奈特著,王桂花译:《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哲学家——艾思奇、毛泽东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现代哲学》2006年第3期。)需要明确的是,解读艾思奇这种历史性影响的原因时,毛泽东本人深厚的哲学素养、非凡的语言天赋、深入的生活体验等内在条件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