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义忠看见 阮义忠:生命需要想见、看见、听见

“摄影就是,在我面前突然出现的人事物感动了我,就在感动的那一瞬间,我非常准确地把相机准备好,然后创作就完成了。它带给我最大的满足是,感动的那一刻就是创作的同步;而给我最大的回报,则是充实了我的生命。”阮义忠,台湾当代知名的摄影艺术家之一,如是解释自己毕生从事的事业带给自己的满足,“我看到别人的生命按下快门记录下来,那个生命就跟我自己的生命叠合在一起,我生命的宽度由此扩展,生命的深度由此增加,这种丰盛的生命感受是其他创作得不到的。

”近日,他带着首部随笔集《想见 看见 听见》来到沪上,与读者分享摄影和写作的历程。 “现实已经够苦了,所以要在艺术上给一点温暖” 1950年,阮义忠生于台湾宜兰县头城镇的一户木匠家,还不会走路、在木料刨花堆里爬的时候,“日日所见的是神案上的龙凤木雕、考究家具上的花卉禽鸟”,这让他对图像的感知能力比一般人更好,在摄影之前,阮义忠曾经为杂志画插图。

“画画是我从小被肯定的才能,初中时转学到乡下中学时,每次交上去的美术作业老师都没有还给我,毕业去答谢老师时才发现,他将我的作业贴满了他的宿舍。

”高中联考后,他知道自己不可能考上大学,于是拿着高中课上的画作,直接去《幼狮文艺》办公室,找到诗人痖弦,问可不可以给他们画插图。

就这样,阮义忠得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而他也由此踏入文化圈,一举成名。“我画的很多插图很前卫,所以才被当时台湾文化界所认可。”绘画的训练使得他对图像、线条、构图异常敏感,这影响了他日后的摄影创作。

几十年间,阮义忠一直坚持拍摄台湾平常百姓的生活,表现这个时代人性的温暖。有人质疑他的照片为什么总是这么温暖,这似乎不是现实生活的全部真相。

阮义忠认为,这恰恰是他表达人文关怀的方式:“我不是摄影记者,我没有任务说一定要去揭露什么,我只是透过我的照相机将我想要传达的信念和价值观表现出来。”在他看来,悲惨的事情、灾难都是对人性的考验:“当一件悲惨的事件来临,如果只是记录悲惨的程度、却无法从中看到人性的光辉,这不是我要表达的。

我常常会说,现实已经够苦了,所以不要在艺术上表达太难受的东西,反而希望给一点温暖。我很有幸,用自己的相机记录人间的美好,记录人性的光明面”。

他认为这也是真实的生活,“它不是虚假、不是逃避现实,现实如果都是那么悲惨、人性都是那么黑暗的话,那也是不真实的”。 “摄影很难将完美的东西恰如其分地传达出来,它的表现总是会打折扣。

所有的艺术都是替不完美的东西加分,艺术的追求是透过自己的信念对完美致敬。所以面对大自然我欣赏就好,但是看到平凡的人事物,我就会很努力地在最好的时间、空间的结合点将他们表现出来,使他们接近完美的状态。

”阮义忠说自己有一个志愿,那就是用相机传达、保存传统的美好和价值,“它们如果能够透过我的相机存在得更久远一些的话,那也是一件幸福的事”。 “写文章要有一股文气,要琢磨、经营” 其实早在为杂志画画的同时,阮义忠就开始了写作,他说那时的写作是“为了证明存在主义小说没有那么难”。

“当存在主义小说在台湾开始风行时,我发现这种不必要有现实的经验只管自己的内心、将周遭的事物细细地写出来的小说,并没有那么难,让我觉得我也可以写出这样的小说来。

我对托尔斯泰那样的作家从来只有诚服,但是看到萨特、加缪、罗伯-格里耶这类新的小说,我觉得只要每天的生活找出非常特殊的点,细细地钻研进去,就一定会自成一个小世界。”一开始他“大胆”地写了四篇小说,“前面三篇还有一点巧思,但到第四篇要写稍微长一些的中篇时,我的缺点全都暴露出来了,我意识到自己大概不是这块料。

”于是他知难而退,暂别了写作。 重新拿起笔,已经是他服完兵役后的事了。

他去一家新创办的杂志《家庭月刊》担任摄影工作,为了节省开销,主编让他自己拍自己写。“我是被逼出来的,我还有一点气他们,这杂志社也太抠了吧。”他曾经一度不想干了,但转念想想还是试试吧。“第一篇文章写得极其痛苦,看到美丽的画面,相机‘咔嚓’一下就好了,照片就能很准确地传达我的临场感。

文章却要写得好长,还要修修改改。”第一篇文章短短两千字,他写了两个礼拜之久,写了撕撕了写,终于熬出一篇,以后又写出了60多篇文章。“现在我很感谢当初的磨练,如果没有当初的煎熬,现在我大概就只能拍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