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广菊与宋庆龄 宋庆龄与“最信任的朋友和同志”爱泼斯坦
在宋庆龄壮丽的一生中,结识过许多中外友人,而其中最亲密的挚友,又十分特殊的同志,被宋庆龄称为“我最信任的朋友和同志”的则是爱泼斯坦。在四十多年的风雨岁月中,是他成为宋庆龄开展对外传播和架设中外友谊桥梁的得力助手,是他成为宋庆龄惟一选择的传记作者。据不完全统计,宋庆龄生前给友人的800多封信件中,写给爱泼斯坦的就有200多封,足以证明其友谊之深厚。
宋庆龄晚年在给爱泼斯坦的一封信中回顾保卫中国同盟历史时谈到他们的友谊:“当我读这篇讲话稿的时候,往事如潮,涌上心头。我的心回到了我们在广州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那时你是合众社派出的记者,专门报道中国事务。
我为你对中国的友谊深深感动。当你同意我的请求到香港来参加我们的工作时,我是多么高兴。你做了真诚的努力,你的大笔为我们赢得了对我们的工作以及对人民事业的援助和理解。”这封信言简意赅而深情地表述了他们多年的友谊与合作的基础。
那是1938年烽火漫天的岁月,中华民族处在危急关头,日本侵略战火逼近广州,不时进行空袭。十月中旬的一天晚上,为了保卫广州,各界民众10万多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爱国大游行。人们冒着被空袭的危险,高擎火炬和旗帜,群情激昂地从太平路向永汉路前进。
此时一位年轻的外国记者——爱泼斯坦,随着战局的变化,从武汉到广州,他在街头被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所感染。在夜幕下,突然在火炬的照映中,他惊奇地发现游行队伍的前列有一位端庄秀丽的妇女,她也挥舞着小旗与民众一起前进。他定睛一看,不错,她就是人们敬仰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他激动地挤过去问候她。这次难忘的际会开启了他们近半个世纪的友谊。
此前,他们虽未谋面,但共同的理想,已使他们心仪神往。宋庆龄在上海期间,为继承孙中山的遗志,为民主和民族的独立解放斗争时,从一些进步的英文报刊如《民主》上读过并注意到这位年轻记者的文章。而作为记者的爱泼斯坦从对中国的时局变化的了解中已很敬仰这位政治家,据爱泼斯坦回忆:“我第一次看到宋庆龄的形象是在1925年,报纸上登了一张她和孙中山到达天津的照片,我逐渐领会到从照相机的镜头所显示出来的宋庆龄的魅力,是精神的美和力量的结合。
”尔后他时常看到有关宋庆龄的报道,而且“我当时在天津的英文日报工作的时候,我们常收到一些签有她的名字的声明和呼吁书”,从这些激动人心的文稿中,他“了解到她所具有的独特风格:不仅说理雄辩,感情强烈,而且直截了当,切中问题要害。”
如今相逢广州开始了两人近半个世纪的合作。爱泼斯坦说:“在那些日子里,宋庆龄邀请我和另外一些人参加保卫中国同盟广州分会的工作,从而开始我同这个组织及其后继者中国福利基金会和中国福利会延续了半个世纪的关系。”
当时宋庆龄已从上海转移到香港,在1938年开始筹划保卫中国同盟,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援助。此次她到广州筹建分会。她很高兴在广州见到爱泼斯坦并邀请他参加此项工作。但不久广州沦陷,分会停止活动。爱泼斯坦转到香港正式参加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成为中央委员,主要负责筹办保盟机关报——《新闻通讯》,开展国际宣传。
这项工作在保盟总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宋庆龄说:“保卫中国同盟不但在为中国的斗争,争取国际同情,为前线与敌后的战士争取援助方面负起责任,并感觉到应该承担起向全世界传播中国的真实情况的职责。
”这也是为了突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向外界介绍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真相。为此宋庆龄在创办《新闻通讯》时物色了两个支持中国正义事业,又有经验的外国记者——贝特兰和爱泼斯坦。
从此爱泼斯坦在香港虽然也兼职一些报刊的工作,但以主要的精力和心血投入保盟《新闻通讯》及小册子的编辑工作。他说:这段时间,“我经常——有时每天——看到她,同她一道工作。”
《新闻通讯》创刊于1938年后期,开始是一份油印的简报,1939年4月在香港改为印刷发行,到香港沦陷前的1941年11月停刊,先后出版了36期。关于刊物的宗旨和内容,宋庆龄曾回忆说:“我们运用各种方式,通过中英两种语言,说明了哪些地方真正进行着对敌斗争;我们刊登了描绘中国人民在战场上和在自力更生的生产运动中英勇战斗的生动报道;此外,我们还揭露了那些贪污腐败背信弃义的人们,他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进行种种罪恶活动来破坏这一场光辉的事业。
”
爱泼斯坦正是按宋庆龄的指导办出刊物的特色,形成真实报道的传统,大力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战业绩及保盟精神和活动。他在刊物上,以显著地位刊出宋庆龄的重要文章和评论,为杂志定下基调,如“帮助中国人民,使他们能够帮助自己——并帮助你们”,把保卫中国同盟争取援助的工作提高到国际主义的高度,成为共同维护人类进步与和平的光荣事业。
他善于组织国际友人撰稿,以其在中国各地前方及敌后亲眼目睹的经历,写出具体生动的报道文章,非常有说服力。
特别是刊物上开辟的“战地报告”专栏,刊登有许多这样的好文章,如马海德大夫写的对诺尔曼·白求恩的回忆等。正如爱泼斯坦说的:这些文章“它并不是用一般的言词来要求人们给予支持而是用那些在战地做实际工作的人们写的报告,使读者犹如身临其境,感到那些取得的成功,存在的问题,那种有创造性的战胜危险和困难的情景都是他们自己经历的事。”因而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令人信服地取得国际舆论的同情与支持。
在编辑工作的同时,爱泼斯坦还深入内地采访,此事也得到宋庆龄的支持,如她在1940年5月31日曾写信介绍爱泼斯坦到重庆等地采访。1940年6月刊登的《突破封锁进入中国》等就是他历尽艰辛到抗战前线与后方所采写的报道。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在香港沦陷前夕,保卫中国同盟被迫停止在香港的活动,宋庆龄乘最后一班飞机撤出香港到重庆。爱泼斯坦和邱茉莉来不及撤走,被日本人关进赤柱集中营,最后才辗转逃到桂林。战乱中虽经短暂分散,但命运又使他们重逢在重庆。
此时的雾都重庆成为大后方,现实生活交织着国共的合作与斗争。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下,宋庆龄在重庆重建保卫中国同盟,以继续争取国际对中国的援助。宋庆龄的革命行动得到周恩来和八路军办事处的支持。当宋庆龄得知爱泼斯坦已平安返回内地,十分高兴欢迎他参加重建保盟工作。他仍作为保盟总部的中央委员,负责国际宣传。
爱泼斯坦当时应聘作为美国联合劳动新闻社记者住在两河口的外国记者招待所,而宋庆龄后来刚巧也迁到两河口新村宋子文拨给的住宅,两处相距不远,有利于两人的联系和合作。爱泼斯坦常到各地采访,可为宋庆龄提供许多新鲜的信息,宋庆龄也时常向他通报情况。
1942年10月中旬,宋庆龄在住所接待来自延安的代表听取有关八路军抗战的情况介绍,就请爱泼斯坦参加。在重庆期间,宋庆龄有些重要文章通过爱泼斯坦发往国外,如1944年她写的《致美国工人们》就是通过他在美国联合劳工新闻社发表的。
在抗战期间,爱泼斯坦记者生涯中一项重大的行动是参加中外记者团赴延安采访。党中央十分重视,认为这是打破国民党新闻封锁的历史性的突破。加上美军观察团的来访。当时延安的解放日报为此发表了经毛主席修改的社论,认为这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大事。
”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亲自接受记者来访。由于党中央很清楚宋庆龄及其保卫中国同盟在抗日战争中所作的贡献,所以在爱泼斯坦访问延安期间,周恩来于1944年7月15日在安排毛主席接见爱泼斯坦采访之前,特意给毛主席写信说:“爱泼斯坦今日来谈,除答他所提问题外,还有保卫中国大同盟的援助,也请你向他提几句,并托他致谢孙夫人及“中保”所有同人。
如你能答应写一信给孙夫人托他带去,那就更好。”毛主席单独会见爱泼斯坦,畅谈了两个多小时。最后毛主席赠送一张亲笔签名的石印画像给他作纪念。
爱泼斯坦此次访问延安是作为代表美国《联合劳动新闻》,又兼任美国大报刊《时代》周刊和《纽约时报》的记者,但在延安各地“就像回到家里一样”兴奋、亲切。在三个月里他不仅访问了毛主席、朱德等领导人,还采访了许多普通的战士和农民。
他此行可谓大丰收,向国外各大报刊,发表了30多篇稿子,向世界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战的真实情况。他此行还带回中共中央对宋庆龄的亲切问候。宋庆龄对这次中外记者的延安之行也给予很高的评价,是年9月她在一封信中说:去延安访问的记者们已经回来了,他们都为在那里看到的伟大行动而热情高涨,还有那里丰衣足食和进行生产的情形。所以我们应该改变看法了。
1944年底,爱泼斯坦和夫人邱茉莉经印度、英国去美国。他们虽然离开中国,但没有忘记宋庆龄的友谊和对中国革命的关注与支持。爱泼斯坦勤奋笔耕,用两年多的时间于1947年写出了《中国未完成的革命》,在美国出版后,又译成其他外文,在外国发行。
而后在1949年又出版了《中国劳工札记》一书。这些文稿和图书对向世界介绍中国革命都起了积极作用。在美期间,他担任《联合劳动新闻》总编外,还积极参加美国进步团体“争取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的工作,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后坚决主张美国承认中国。1949年10月,当他们喜获新中国诞生的消息时,与朋友们欢欣鼓舞祝贺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
神州大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人民的新世纪。宋庆龄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以无比欢欣的心情投身于共和国的新建设事业。根据当时的国际斗争形势,为突破西方的新闻封锁,向世界传播中国的真实情况,周恩来与宋庆龄商量,以她特殊的身份和丰富的国际宣传经验,出面创办一份对外的英文刊物。
宋庆龄也很乐意承担此重任,为宣传新中国作出新贡献。为创办综合性的外文刊物,她约请专家学者如金仲华、陈翰笙,另外在国外,她想到30、40年代开展国际宣传的密切合作者爱泼斯坦夫妇。于是1950年,她托赴美的朋友带口信邀请他们尽快返回中国。
情系中国的爱泼斯坦十分高兴得到这信息,与邱茉莉一起离开美国,经波兰、印度辗转于1951年春回到阔别数年,又久久思念的中国。他们到达北京,被周总理邀请至家中,共进晚餐。而后他们立即赶去上海,看望宋庆龄。久别重逢的老朋友,热切交谈着眼前的重任。8月,爱泼斯坦参加了宋庆龄主持的创刊筹备会议,商讨了《中国建设》新刊的宗旨、方针及有关事项。
在新中国对外宣传阵地上,宋庆龄与爱泼斯坦开始了新时期的长达30多年的密切合作。为了办好这份新刊物,使其成长壮大,他们都投入了大量精力和心血。爱泼斯坦作为刊物的执行编辑忠实地执行宋庆龄及编委会确定的办刊方针。
宋庆龄作为国家领导人国务繁忙,但她经常关注杂志的方向、内容与出版质量,还不时审阅新出版的杂志并写信给杂志领导和爱泼斯坦,谈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宋庆龄所撰写的重要文稿也经常请爱泼斯坦帮助提供资料,征求意见,修改润色。如出访国外的讲稿,纪念孙中山的文稿。她在1966年2月的信中说:“请帮我一个大忙。我一直在用心写为纪念孙中山的文章,但感到需要你的大力帮助。
”他当然尽力相助。其成果就是宋庆龄在纪念孙中山百年诞辰大会上著名的演讲稿。1961年11月,为庆祝《中国建设》创刊10周年,宋庆龄在起草《真实报道的传统》一文时,给他写信“请你作编辑加工并作必要修改。
你从保盟通讯一创办就担任编辑,知道该加些什么,该删些什么,所以请放手做。”经他修改的文章,宋庆龄很满意说:我觉得很精彩。1978年5月25日,爱泼斯坦帮助她完成一篇讲话稿子后,她去信说:“我无法表达多么激动,你的同志式帮助,为我准备那篇中国福利会40周年纪念的讲话,它写得非常精彩、全面。
”这种合作直至晚年。她一直怀念在“文革”中被害的好友金仲华,晚年多病,只好请他帮忙起草文稿。他根据宋庆龄的意思起草的初稿,她也很满意,认为很好,很及时。
在宋庆龄看来对她最了解的好友是爱泼斯坦,所以每当国外书刊出现一些对孙中山和她的历史歪曲,她多请爱泼斯坦商量,如何予以澄清。1980年9月17日,为了驳斥国外关于她与孙中山结婚的诬蔑谣言,她给爱泼斯坦写信:我希望你作为不断给我帮助的长期的亲密朋友,又在文化界有名望,能慨允为我担起写这封重要信件的任务。她在信中详述了结婚的真实历史,希望还我公正,纠正那种令人厌恶的谎言。
宋庆龄与爱泼斯坦的友谊不仅反映在工作上的密切合作,而在日常生活中也是深情厚谊。如1957年11月,她出访苏联时,还从莫斯科来信说:“我多么希望你们同我在一起观赏精彩的景色,会见许多新朋友!在这些日子里我特别想念你们。
”1963年5月12日她写信给爱泼斯坦夫妇:“你和艾培送给我非常漂亮的康熙年代的瓷花瓶是受人赞赏的。我把它放在钢琴上,旁边有我从花园里采集的黄色和淡红色的蔷薇花,我的房间顿时变成了令人神往的休憩的地方。
” “文革”动乱曾使他们失去联系,迫使他们的友谊中断了好几年。当时他们的处境都十分艰难,宋庆龄在1967年寄出贺年片后,就不知爱泼斯坦的下落,实际上他受到迫害,无辜被关押五年,直到1973年在周总理干预下才被平反。
1973年12月她终于收到爱泼斯坦的来信,非常高兴地回信说:“很高兴收到你们的信,因为在这些年里我是时时在想念着你们的。”1977年她赠送礼物时去信说:“希望你们接受它——作为我们悠久的忠诚的友谊的纪念。”
经历风雨的友谊更深沉。这时爱泼斯坦担任了《中国建设》总编辑的重任,他以百倍的努力办好杂志,向国际传播中国新时期的新变化,以不辜负国家和宋庆龄的企望。到80年代初期,这份杂志已发展为多语种的国家对外重要刊物,为了更好地增进中美友谊,增设了北美版。
为促进祖国统一服务,在宋庆龄的关怀下,1980年10月新创了中文版,这是她晚年的最后一项事业,她不仅写了发刊词,希望它成为沟通两岸同胞的纽带,而且在1981年3月12日最后一封信中,还关注说:“《中国建设》中文版,比较吸引人。希望此版的订户日增,成为海外同胞,港澳同胞欢喜阅读的刊物,并成为我们宣传的一份力量。”
正当她为人民服务的事业蒸蒸日上之时,1981年的5月下旬出现了令人悲伤的日子,对爱泼斯坦和他的同仁更是如此。5月中旬,宋庆龄病重,15日中共中央决定接受她为中共正式党员,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她国家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
18日凌晨两点,爱泼斯坦接到通知,他和杂志社的其他两位负责人赶到宋庆龄的寓所。此前他和杂志社的同仁送去慰问信和一篮鲜花,向她致以深切的问候和敬意。此时宋庆龄已处于弥留之际,他和在场亲友一样悲伤,但愿生命能出现奇迹。
29日这位20世纪伟大的女性与世长辞,全国痛悼。爱泼斯坦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和同仁以最快速度赶出全国第一份纪念宋庆龄的特刊,以各种文字向世界人民介绍这位伟大女性的光荣一生。
爱泼斯坦作为宋庆龄生前好友,作为治丧委员会成员参加了全国各项重大悼念活动,最后一站是护送骨灰到上海,在宋氏陵园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龙柏和青松环绕着洁白的大理石墓碑,爱泼斯坦和其他亲友缓缓走近墓地,放上黄色石竹花,向宋庆龄三鞠躬,向他最崇敬的伟人和良师益友致以深切的敬意和告别。他在心中默念着一定要完成她的遗愿。
爱泼斯坦认为对伟人最好的纪念是行动,他除了要尽力办好宋庆龄创办的杂志外,最重要的事情是尽快完成她生前重托的传记写作任务。宋庆龄晚年,曾多次向他谈及此事。当年国内外不少作家和出版社想为她写传记,但她都没有答应,她只信任爱泼斯坦,所以1975年5月28日写信说:一些出版社和作家和我联系,我都拒绝会见。
“我只信任艾培来做这件事,因为你比别人更了解我。”1980年9月25日又写信说:“我终于可以这样对你说了,我最信任的朋友和同志已经同意承担为我写传记的事,我是多么骄傲和高兴,我随时准备解答你想要问的任何问题。”但是令爱泼斯坦遗憾的是他没有赶在她生前去详细请教她。现在要写书时要作出更大的努力。
他勤奋笔耕,查阅大量有关图书资料,走访许多宋庆龄的亲友和身边工作人员,踏访她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最后他躲到宋庆龄故居,潜心研究和写作。“十年磨一剑”,他终于在1993年1月完成了这个重任,赶在宋庆龄诞辰100周年之际作为厚礼献出。
他说:“我写这部书,不仅仅是因为受宋庆龄的嘱托,也出于对她的无比的爱。”他的传记写作是非常认真的,他认为:一部传记必须严格区别于历史小说,传记决不容许有任何想象。他在写作中,充分运用自己平时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做到言必有据,事必有实。
他说:只有了解历史背景之后才能更好地了解宋庆龄的一生。所以他十分强调把宋庆龄的一生活动结合中国20世纪革命的大背景来写。这样《20世纪伟大女性宋庆龄》一书出色地再现了她作为坚定的爱国革命家,为继承孙中山的遗志,与中共密切合作,为创建新中国及世界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千秋功业。
此书在中外发行,好评如潮。而他坦诚地说:我希望此书的出版,会促使更多,更好的宋庆龄传记的出版,不但在我们这一代,而且在未来几代人的时间里,因为宋庆龄是不朽的。
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在世纪之交,年事已高的爱泼斯坦,作为全国政协常委,当年保盟中央惟一的健在者,老新闻工作者,除了笔耕不辍,他仍然忠诚并致力宋庆龄开创的事业。他担任众多的社会工作,多与宋庆龄的事业有关,如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福利会副主席,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
这种勤奋的精神使他荣获宋庆龄妇幼事业樟树奖。在他新近完成的回忆录中,与宋庆龄半个世纪的友谊与合作,是其最美好的回忆,自然成为重要的内容,因为这位良师益友的事业与精神影响着他一生的道路。(日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