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盛兰的三哥 梨园行追忆一代宗师叶盛兰 一个京剧宗师的家学和遗产
9岁进入叶春善创办的富连成科班,始学旦角,后改小生。
16岁出科,参加马连良先生扶风社,章遏云女士的忠信社,剧坛瞩目。
30岁成立育化社,开创小生挑班的先例。
35岁参加中国京剧院,任首任团长。52岁告别舞台。
1978年6月15日在京病逝。
说起自己的父亲叶盛兰,当今叶派掌门人叶少兰饱含深情,他说:“父亲从艺的一生多受艰辛,饱经磨砺。他全面继承、发展了京剧小生表演艺术,创树了叶派小生艺术及其独特风格,把京剧小生艺术推向了时代的最高峰。每当人们缅怀父亲的时候,总是津津乐道于他塑造的周瑜、吕布、罗成、陆文龙、许仙、赵宠、梁山伯、陈大官等许多性格鲜明、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他精湛的技艺、绝妙的表演令人敬佩、叹服。”
叶少兰说父亲叶盛兰平时喜欢观察、思考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素材内容;关注生活,把军人、工人、农民、老师、干部、教授、学生、服务员、厨师傅、小商贩都请至家中客厅,促膝交流,奉为上宾,一视同仁,所以创造的叶派小生艺术是处处讲究,处处有根据的理性表演艺术。
“父亲一生非常注重思想修炼,是一位有崇高思想的艺术家。对待表演,他强调艺术的一棵菜精神,讲求透过表象探索根本,重视每一个剧目的主题思想,崇尚积极、健康的人物个性;每演一部戏后,他都会用心总结,精心整理,认真负责,从不马虎。
”叶少兰说:“父亲不仅自己对艺术精益求精,也一再要求我们要做一个明白的演员,不要做糊涂的戏匠。他告诫我们:‘没有目标和志向,没有品格、文化和思想的演员创作不出好的作品,也成不了好角儿。对艺术、对人民负责,一辈子勤学苦练,是我们的本分。’”
叶盛兰的德艺双馨同样给儿子留下了深刻印象。叶少兰说:“先父是一位爱党爱国的艺术家。1949年10月1日凌晨,他欢天喜地地登上扶梯,亲手把五星红旗高高挂在大门之上。新中国成立后,他响应党的号召,放弃挑班艺人每月一两千元的优厚收入,不惜克服生活困难,以满腔热情毅然第一个以挑班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的身份参加了新中国文化部戏曲改进局京剧实验一团(中国京剧院前身),并担任首任团长,成为了国家京剧院的开院元勋之一,当时每月薪水只是800斤小米,折合60元人民币,生活一落千丈。
在抗美援朝战争最激烈、最残酷的时期,父亲又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号召,不畏艰险,跨过鸭绿江,亲赴炮火纷飞的战场,第一批赴朝鲜慰问演出。在头顶飞机轰炸的山洞里,他们踩着不平坦的土地演出《八大锤》,以此来慰问上甘岭的部队战士,受到了周总理的表扬。
文革前,父亲还将一批珍贵文物——富连成科班400余出剧目的手写真迹无偿地捐献给国家,表现了一位艺术家爱党爱国的赤诚之心。”
中国京剧院建院初期,叶盛兰带领新的队伍率先创演了京剧新编剧目《柳荫记》、《三打祝家庄》、《周仁献嫂》、《水淹下邳》等。叶少兰说:“作为新中国第一任国营剧团团长,他坚决抵制工作懈怠,建立起新中国第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准时上下班的院团。父亲那时已是知名的艺术家,仍然保持天天练功的习惯,还经常把不同行当的演员请至家中,向他们学习先进的表演艺术,谦虚好学,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叶少兰说父亲的一生都全身心地扑在京剧事业上,生活中艰苦朴素,还常常帮助别人,“有一次他在上海演了两个月,第二天一早就要离开时,一位上海的同行带着老婆和三个孩子找到他,称自己患病欠债,如果得不到他的帮助只能带着一家老小跳黄浦江了,父亲当即把两个月演戏挣的钱全部给了他。
”叶少兰说:“从1957年政治运动降低级别,直至1978年故世,他以216元工资养活我们12口人的大家庭,从未向组织和个人借用过一分钱,和母亲携手共克时艰。
在艰苦繁劳的境遇中,父亲拖着虚弱的病体,保持着一个艺术家的气节和良心,十几年中先后参与了《赤壁之战》、《西厢记》、《九江口》、《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红灯记》、《金田风雷》、《卧薪尝胆》等16出大戏的创演工作,为京剧事业的发展用尽了最后一分力。”
而最让叶少兰难忘的是:“我父亲直到去世时,连存折都没有,中山装的蓝布口袋里就只有一张10元新票儿,这还是住院前跟我母亲开玩笑说‘你也给我张新票儿让我过过瘾’。但就是这样,临终时他没有一句埋怨和牢骚,医生建议让他留些遗言,父亲未说一句有关财产与后事的话,只是郑重地嘱咐我们说:‘要刻苦学习,满怀信心,把京剧小生艺术继承好,传下去……’父亲走了,走的时候他留下的全部钱财就是布衣口袋里的一张10元人民币的新票,但却为我们留下了值得享用终生的一座崇高宏伟的精神金山。
”
叶盛兰的长子叶蓬,是当今京剧界杨派老生元老级人物、著名京剧演员于魁智的恩师。提到父亲,他说:“怹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教师,为人一生敬业,红在京剧,可惜也坎坷于斯。”然而即便遭遇了历次政治运动无情的残酷折磨,让叶蓬感慨的是,“直到去世时,父亲念念不忘的仍是京剧。
怹故去的那年冬天,还在约萧盛萱先生商量《问樵闹府》;病了,还从床上起来走身身段。‘此生必当有所作为,有所建树,有所贡献。’这是父亲常跟我说的话。”
叶蓬说,父亲叶盛兰对京剧艺术极为用心,“现在大家看到的电影《群英会》已经是父亲据理力争后的结果了。原本导演连周瑜出场、点绛唇等等都要省略,就像影视剧那样一上来周瑜即已坐定,什么定场诗、自报家门全不要,以便加快节奏。结果父亲直接找了制片厂厂长,这才把艺术精华基本保留了下来。”
文革后,叶盛兰曾在龙潭湖畔与亲友们聚会,叶蓬追忆道:“那次和朋友们聚会,我父亲身染重病已经多年不唱了,但大家一致要求他一定要唱,于是唱了四句《群英会》。那时的乐器都已没有了,我找了半天,才从床底下找了把原先花两块钱给叶光买来当玩具的胡琴给我父亲伴奏。那次聚会,大家还挥毫作画,父亲画的是牵牛花。”
国家京剧院院长张凯华说,叶盛兰先生是第一个以挑班演员身份参加国营剧团(国家京剧院前身)的艺术家。他在抗美援朝时参加了第一批慰问志愿军艺术团,并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文化部第一批评定为一级演员。特别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他将家传珍贵文物—富连成科班“叶氏藏本”400余出剧目的手写真迹无偿地捐献给国家京剧院,体现了一位艺术家爱党爱国的赤诚之心,为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京剧精粹做出了重要贡献。
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说:“叶盛兰先生是我们的前辈,我们的偶像,是京剧舞台上伟大的昆乱不当的大师,是京剧史上第一位小生挑班的京剧艺术家,是第一个以挑班演员身份参加国营京剧院团并将家传珍本无偿捐赠的爱国者,为这个行当承前启后的发展立下了卓越功勋。
” 梅葆玖、刘长瑜等京剧表演艺术家也都表示,叶盛兰在京剧发展史上是承前启后、开宗立派的杰出艺术家,他的艺术和为人都值得后人学习,希望叶派的经典剧目能薪火相传。
82岁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杜近芳从1951年进团就跟叶盛兰固定合作,和叶盛兰并称“四大头牌”的她说:“虽然没有一个形式或礼节上的仪式,但我一直视叶盛兰为我的老师,我跟叶老师合作学的东西,可能比他的学生们学的还多。他会的戏特别全特别好,同他一起演戏不能偷一点懒,得拿出全部精神和他对戏。他在《柳荫记》中的那段反西皮,每次唱完衣服都湿透了。”
叶盛兰的二代弟子夏永泉至今还记得老师的最后一台戏就是1964年的《白蛇传》。“当时老师身体不太好,不常登台。所以一公布他要演戏,排队买票的观众像长龙一样。”“叶先生在台上搭架子一走,台下就炸了,一直喊‘好’。
老师后来跟我说,当时都不敢动了,动一下就是一片叫好!”他也非常痛心叶盛兰的悲剧人生:“50岁时甚至就是叶老师的最后一场戏了,那些年,他在演出后还要扫堂(打扫戏台)、倒痰盂,以至于后来身体不好。他故去时就连‘表演艺术家’的称谓也被勾去了。
但是如果没有他,京剧艺术是不完整的。”他犹记得自己演出前去探望老师,远远的就听见叶先生在高歌猛唱,一进院子看见叶先生从头到脚都扮上了,除了没化妆。“我当时心想,这么大的角儿了,每出戏都还要这么投入的研究情绪,他是每次演出都要有新收获、新悟性、新提高。
”在夏永泉看来,老师对自己的艺术那么痴心,对自己的羽毛那么爱护,全身心奉献了一个“美”字,“现在很难说谁是‘小生第二’,因为距离叶先生都太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