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绍发一星 许绍发曾与李富荣闹误会 恩师优秀品格影响他一辈子

李指导是我的教练,我们俩也曾一起打过世界比赛。那是1973年的32届世乒赛,李指导已经30岁了,身份是运动员兼教练员,那是他最后一次在世界比赛中登场,只报了单项,最后单打进了前8名。因为一个误会,我们俩在比赛期间还吵了一架。

那次比赛男团阵容中有李景光、郗恩庭、梁戈亮、刁文元和我。我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比赛,团体赛特别想拿冠军。对瑞典队是一场硬战,讨论出场人选的时候,李景光和我很快就确定下来了,第三个人选是在刁文元和梁戈亮之间选择。

梁戈亮虽然是上届冠军的主力,但刚从长胶倒板打法改成两面反胶,我们几个运动员都觉得不太保险,但代表团领导和教练们开会争论的结果,还是决定让梁戈亮上。我就去找刁文元,鼓动他自告奋勇上场。我们俩蹲在外边正嘀咕着呢,李指导过来了,我们俩正谈着就没理他,说完了站起来就走,他以为我们搞啥秘密,在后面暴跳如雷地喊了一句:“许绍发你狂什么,你没几天好狂的了。

”徐主任当时是男队主教练,他后来向李指导解释了,不是对你的,人家是说上场名单的事。李指导再看到我就笑了,说没事了没事了。

32届世乒赛之后他算是真正退役了,全身心地当起了教练。但他球还不错,经常下课了之后把我叫过去,“来,打几盘”。我想他是有意的,他教你东西了,看你有没有领会。他是正胶,那时候这个打法有点落后了,但他特玩命,咬得你挺难受,所以和他打也挺痛苦的,我赢他也很费劲,有时候还输给他。

他就是这样,做什么都认真,能拼命,而且表现欲非常强烈。我在他身上学了很多这方面的东西,不管干什么,哪怕是小事,他都做得特别认真。即使是玩,比方说打牌,他也认真和你吵。

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了非常大的委屈,记得毛主席逝世之前,有一个上海公开赛,他连教练都当不了,他当时的身份是男女队的总教练,但权力完全被拿掉了。他事业心那么强的一个人,内心应该是很痛苦的。

原来好运动员基本上都由主教练管。国家队今天的格局,一个教练主管几个队员,就是那时候形成的。当时除了削球之外,主体打法的好队员都在李指导手里,最后所有运动员都被扒拉走了,就把我留给他了。我有问题嘛,也是审查对象,就把我俩给绑一块了。

文革期间我们去大庆接受石油工人再教育,先是大家一起参观油田,学习王进喜,学习完了,还得作诗,工人作诗,我们也得作。我们哪会写诗啊,所以现在一首都记不得了。倒是有一个队友作的诗我记得特清楚,是这样写的:“石油,石油,你多么幸运,祖国需要你,出来吧!出来吧!”

集体接受再教育之后,又分组下到各连队体验生活,也是把我和李指导绑在一块。我们在女子采油队待了一个礼拜,每天跟人家一起开会,跟人家唱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什么的。采油队的小姑娘都是江浙一带的,一个个都很漂亮,对我们还真好。

当时那边正好放过世界比赛的纪录片,大家都挺尊重我们的,也不知道我们挨整呢。我们给工人们打表演的时候,脱下衣服放那一边,打完比赛一下来,衣服袜子都没了,那帮姑娘都抢着拿去洗了。但是我们那时候没有心思,因为回来还要挨整嘛。

李指导那时候比我们还要痛苦,因为他的位子不一样,我们只是运动员,他是队里的负责人,一回来就开始整他了。那时候我们私底下聊得比较多,都很困惑,对政治前途看不明白,其实在我们那个位置上哪能看得清楚呢,倒是看清楚了很多人,就是那些跟着风向走的人。

李指导当总教练的时候,做得最好的一点,就是能听取不同意见,你别看他好胜脾气急,但你给他提意见,他能听。尤其是在世界比赛的参赛人选上有不同意见的时候,那时候经常有不同意见,教练都希望自己的运动员上嘛,即使他心里早就有数了,他还是能很仔细地听你的观点。对于他这种性格的人来说,能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如果你不讲道理,他就火了,无论对谁都能拉下脸来。

李指导智商非常高,做思想工作也很讲究方式。谢赛克是我带的,球非常好,但是36届的时候一到诺维萨德,他就有点打退堂鼓了,不想上了。李指导在房间里找赛克谈,你别看他语言不多,但是他能说到点子上。他首先把敌我双方都分析得比较详细,把两边的优势摆一摆,再说你的优势是什么,然后再说说你该注意什么,他不说你的缺点是什么。在鼓励运动员这方面他还是有一套的。到了决赛的时候,谢赛克拿了三分。

1983年,他当了训练局副局长,同时还兼着乒乓球队的总教练。有一次他生病了,在友谊医院住院治疗,国家体委主任荣高棠去看他时说了一句,“富荣啊,你应该找一个接班人了。”李富荣跟徐主任商量了之后,就推荐了我。我36届世乒赛之后就去意大利执教了,荣高棠官复原职后第一次出国就去了意大利,但荣主任去的时候,我正好带意大利队出去参加地中海比赛了,一回来大使馆就找我,说是荣主任委托他们和我谈话,让我回国。

我当总教练之后,李指导一直很支持我的工作。但我们也有意见分歧。1988年奥运会的时候,用滕义还是用许增才,我们俩有不同意见,他倾向于滕义,我主张用许增才。我主要是从双打考虑的,因为试过江嘉良和滕义,去欧洲比赛都让他们试,根本不行,配起来水平很低,不像两个单打那么好的运动员了。

两个人都是近台主动进攻的,没有一个人是为另一个服务的,像吕林那种,在后面给王涛兜着,有机会也能进攻,没有机会我过渡,王涛在前面。江嘉良和滕义都恨不能趴在球台上打,两个人的关系又不是很协调。所以我当时没听李指导的意见,最后还是用了许增才。

这件事他记了我好几年,所以有一次我跟李指导开玩笑说,得罪谁都不能得罪你,要得罪你了这辈子都缓不过来。其实这是玩笑话,李指导事儿是事儿,人是人,他该批评谁就批评谁,个人感情不会带到工作中去,原则问题上是不讲情面的,反过来工作上的问题也不影响个人感情。这些年我们的关系一直处得很好,他也很关心我,前一阵儿还叫我到他家里喝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