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松祚全球化 全球化的悖论:全球化还是被全球化

在读到《全球化的悖论》的三年前,我读了一本关于全球贸易的书,叫《贸易打造的世界》,那本书很好地阐释了人们因为对鸦片、咖啡和糖等产品的渴望而改变了全球格局,形成了一个以产品需求为根底的新世界。而《全球化的悖论》试图告诉我们,在经历了两百多年的动荡后,全球化格局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告别了奴隶、宗主国和铤而走险的武装商人,迎来了布雷顿森林体系、WTO和联合国,试图打造一个更加文明美好的世界。

作者丹尼·罗德里克是研究全球经济的著名经济学家,他曾在1997年就出版了畅销书《全球化走得太远了吗》,赶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之前出版。或许,此段经历正是罗德里克和其他经济学家的不同之处:华尔街不是全球化的中心,全球演变才是全球化的重点。

有“超级全球化”吗?

“大多数经济历史学家认为1914年之前100年的全球化,是第一波全球化。根据大多数标准,在贸易和金融全球化方面,我们最近才超过1913年的水平,说到在劳动力全球化方面,我们甚至还没有赶上当时的程度。”罗德里克引用这个数据,是要说明旧世界的全球化更好吗?当然不是。那时候的全球化,是以东印度公司等为首的枪炮文化,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动甚至官方语言的使用,都由强势国家制定规则。

因此以当时奴隶的全球化而言,至少在现时的世界永远不可能超越。

可以说,第一波全球化的历史就是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血腥的启蒙过程,是第三世界被全球化的历史。对比第一波全球化的成功和后面几波全球化的波折,本书讨论的核心主题,就是“SAY NO”多了,全球化就会遭遇困境。用罗德里克的话说就是:“政府是每个国家的政府,市场却是全球性的,这就是全球化的致命弱点。”

从这个角度去看,第一波全球化后的一战和二战都有相应的根源,因为总有人相信“一个统一的世界会更好的全球化”。直到今天,仍有不少经济学家在迷信“超级全球化”,即建立一个超级的世界管理机构,协调全球化的全世界问题。对此,罗德里克“SAY NO”。

民主制度与全球化不兼容

二战以后最大的变化是全世界的主体国家形成。主权国家之下的政府不能出卖国民的权利,这也意味着,当全球化和国民利益造成冲突时,政府必须选择国民。阿根廷领导人多明戈·卡瓦略尽管从哈佛毕业,其背后的政府班子初始拥护全球化,但当遭遇政治危机时毫不犹豫地选择抛弃全球化。罗德里克说:“阿根廷遇到的是世界经济最基本的原理之一:国家民主制度和深度全球化不能兼容。”

罗德里克最可贵的地方是没有将全球化这个本身很笼统的词宏观化,而是将全球化与每个国家、个体的利益结合在一起。

延伸开来,民主本身就是协调国家和个体利益的机制,民主制度成了绝大多数国家的选择,因此罗德里克提到的民主制度和深度全球化的不能兼容自然就成为了头号难题。对一个普通的美国人来说,全球化让他们不得不卷入和全世界廉价劳动力同台竞技的困境,这让他们觉得利益被损害了,而他们的选票可以确保投给能保护自己利益的人,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一方面在大力推动全球化,一方面却又在满世界反倾销。

在这个游戏中,全球化最大的变数就是每个主体都有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利,而他们代表的利益却千差万别。

中国全球化真的成功吗

或许是为了此书在中国销售得更好,最后一章取了一个最受中国读者欢迎的标题:“中国会成为新的霸主吗?”但实际上,罗德里克对中国全球化的关注主要体现在第七章,“富世界里的穷国家”。

显然,罗德里克将日本、东亚和中国当成了正面案例。与拉美国家相比,中国和日本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全球化浪潮中显得更为保守,“走自己的路”。而更中国化的说法是,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罗德里克眼中的中国全球化的成功“不是市场引导的自然结果,而是在中国政府坚定不移的推动下完成的”。

但罗德里克毕竟不是研究中国的专家,他和许多经济学家一样关注到了中国经济的成长,却仅限于GDP的数字和少数大型国有企业的壮大。不过好在,我们可以在此书中找到别的答案。

耶鲁大学政治科学家大卫·卡梅伦有一个论点:在同样富裕的国家,政府部门规模的大小是由对外贸易在经济中的重要程度决定的。罗德里克通过对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的调查证实了这个观点,并找到了解释:当国际经济变化对本国影响很大时,人们要求政府对由此带来的风险进行补偿,故而政府要建立更大的社会安全网,这可以是社会保障制度,或者是政府部门提供的就业机会等。

反观中国,贸易量和全球地位不断提升,但近几年的社会保障问题却成为焦点。如果中国在全球化中的表现并没有给国民带来相应改善,那么中国全球化到底有多成功就要打上一个大的问号。至少,罗德里克也关注到在中国购买日常用品甚至比美国还贵的事实。罗德里克始终相信,“民主和国家自主应该压倒超级全球化。民主国家有保护自己和国家社会制度的权利,当这种权利和世界经济的要求发生冲突时,世界经济要让步。”(作者为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