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珍书画 汉学家施吉瑞:如果有来世 惟愿作郑珍的书童
2016年11月11日讯,晚清研究一直是西方(尤其是北美)的重点,而近年来,中国学界对晚清的研究也日益兴盛、逐渐成为显学。施吉瑞教授被誉为北美晚清研究的泰斗,尤其是对袁枚、黄遵宪的研究更属于汉学界翘楚。
其新作《诗人郑珍与中国现代性的崛起》通过对清代诗人郑珍的解析,展示出清末诗歌的文学价值、发展高度,揭示出郑珍思想中显著的现代性。郑珍生长于贵州,从未去过广州、上海等沿海发达地区,他思想中的现代性完全是自发的、是中国的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自然产物,而非受西方思潮启发——这一发现有力地驳斥了某些学者所认为的中国的现代性是靠鸦片战争输入、没有鸦片战争就没有中国现代化之谬论。
《书乡周刊》特约本书译者王立,在加拿大对施吉瑞教授进行了访问。
作者:王立
《诗人郑珍与中国现代性的崛起》(加)施吉瑞 河南大学出版社
如果隔着门听施吉瑞教授说普通话,字正腔圆、儿化音标准、几乎没有地方口音,完全想不到说话者不是华人。可见了本人才不得不相信,施吉瑞教授确实不是华人。他出生于美国,父亲是德国裔移民的后代,母亲是瑞典裔移民的后代,少时居住的地区只有西人,上中学前都没有见过亚洲人。在如此与中国“绝缘”的状态下,又是什么样的机缘令施吉瑞后来走上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道路?
“我父亲是飞行员,但他和我母亲非常喜欢田园生活。我上小学二年级时,他们买了一个农场,我们就搬到农场里住。转到镇子上的学校后,我就跟着班里高年级的听他们的课。”跟着高年级的同学读书后,施吉瑞发现了自己对世界的好奇。
了解世界从学外语开始。中学时,施吉瑞选择了拉丁文。学了拉丁文后,施吉瑞明确了自己对古典的兴趣。因为想了解家族的故国,施吉瑞开始自学德语。“我哥哥给我买了套学习德语的唱片,我每天就听着唱片学发音、学德语。”学了语法、词句后,“我想读读德语文学书吧。”于是就去阅读歌德、席勒、海涅等作品。“以前我觉得诗歌和自己没关系,可读了席勒后,发现我也喜欢诗歌。我写不好,可是我喜欢读诗。”
学过德语、拉丁语后,施吉瑞想学一门难的外语,不是拼音文字,而是截然不同的书写方法。考虑到中国的历史更长,在日语和中文之间,施吉瑞选择了学中文,大学就选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文,师从陈士骧先生,中文名“施吉瑞”即拜陈士骧先生所赐。
“陈士骧先生是北京人,普通话很标准。他对白话文不太感兴趣,教到唐诗,用普通话和常州话的吟唱时,才显示出一些热情。”陈士骧先生的“个人偏好”引导了施吉瑞学中文的课外读物。“我去旧金山唐人街逛,买了《唐诗三百首》。
晚上就一首首读。遇到绝句这样短的,一个晚上读一首,长诗就要几个晚上才能读一首。”读到王维、孟浩然时,“他们的田园诗与我小时候的农场生活很契合,我非常喜欢。”中国古典诗歌就这样进驻到施吉瑞的内心世界。
本科期间,施吉瑞曾两次去台湾。第二次去台湾时,“于大成先生是主要的授课老师。他指导我一首首读完了曹植、陶渊明、谢灵运的全集。他对我的影响很大,因为他第一个向我提出来‘唐诗非常好,很多唐代以后的诗也一样好,可能比唐诗还要好’。
在他之前,甚至之后,很多学者、老师都推崇唐诗。在听于先生讲课前,我在伯克利的亚洲图书馆书库中读过一本宋诗的选集,看了之后觉得太好了,跟唐诗完全不一样,是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唐诗很多都比较悲观,这些宋诗都很乐观、幽默、理性。
经于先生肯定后,我就更在意唐以后的诗,看宋诗,也看清诗,看韩愈的诗。于先生说他自己非常喜欢杨万里,他建议我也找来商务印书馆杨万里的选集看看。他说‘还有另外一位诗人,就是郑珍,现在对你可能太难,但你以后应该会看懂。可惜这个郑珍没有注本,商务印书馆有本郑珍的集子,你可以先买来看看。’”
可以说,是于大成先生的无心插柳,激发了施吉瑞研究郑珍、黄遵宪等的研究热情。从最初听到于大成先生推荐郑珍,到着手研究,差不多过去了四十年。“我一直没有找到郑珍的注本。没有注本,我对郑珍诗歌的透彻理解还是有困难的。”求真本来是学术研究的目的,是学者的基本治学态度。“直到看到龙先绪先生的注本,我很高兴,马上找来读。后来又看到黄万机先生的尚未出版的部分注本,对我研究郑珍都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