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解释大历史 重新解释中国大历史系列(二)文明结构的差异
[摘要]从文明的几何结构,从微观结构对宏观结构的影响来谈问题,比起就事论事地谈近代史,更能说明为什么帝国文明在近代败于欧洲文明。只有理解了这种几何结构,才能对文明特性有更清晰的认识。
作者: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精彩内容】
过去人们谈中国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如果从以“分”为基础的大一统文化与多元竞争文化这样的文明比较来看,实际上就是一个假问题。中国没有资本主义萌芽。因为萌芽暗示着它会发育生长。与其说萌芽,不如说是死胎。
现在有不少学者仍然有一些糊涂的看法,总是拿近代以前的中国文明超越当时的世界其他各国来说事,如果以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用来衡量工业化程度“经济总量”或GDP来衡量前现代社会,那会造成很可笑的错位误读。把小舢舨用竹条连结起来,并不意味着可以达到航空母舰的总量。
萧功秦教授
从文明结构的差异看中国应对西方挑战的失败原因
中西文明结构上的不同,为什么会导致近代中国的失败?可以说,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从源头上就不同,前者是同质体文明,后者是异质体文明,前者发展出以“分”为原则的大一统文化,后者发展出以鼓励多元个体的竞争为基础的契约文化。大一统的“分”,造成砖石般的无生命的齐整划一,竞争中的多元,造成竞争体的生机勃勃。
与大一统的中华文明相比,欧洲文明具有竞争性的文化性格,这与欧洲地理环境的多样性有关。欧洲存在着山地、丘陵、平原和曲折的海岸线,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中的人们,从事不同的经济生活,山地人种葡萄,平原人种粮食,丘陵人放牧羊牛,沿海人从事渔业,他们必须彼此交换自己的生产品才能满足生活所需,这样,从事不同经济生活的部落与人群之间,就形成商业交换,这就是异质个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商业契约必须由商法来保障,这样,异质个体之间,异质共同体之间,不同的国家之间,就由多元竞争中形成的契约与商法来形成宏观秩序。
这也是严复当年到英国留学后观察到的历史上的欧洲文明的特点。用严复的话来说就是“一洲之民,散为七八,争雄并长,以相磨淬,始于相济,终于相成”。
欧洲曲折的海岸线
欧洲中世纪的国家和城市为何能发展出资本主义?了解了中西文明的区别,也就能了解这一层了。西方文明从历史上就形成了这样一种集合?形态,那就是多元性,自治性,小规模性,竞争性,边界的开放性,流动性。在这样的形态里,多元个体与共同体在应对环境的压力与挑战时,很容易形成多元个体自主应对环境挑战的微观策略,无数个体自主地根据自己对外面挑战的适应手段,产生不同的办法,这些办法有的成功,有的失败,其中成功的办法,能通过边界流动而传递到其他共同体。
这样,整个社会就可以由此而形成新的文化适应力。这也是为什么个体创新引起整体社会变迁的机制。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就是这样来解释西欧为什么会发展出资本主义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认为,西欧中世纪散布着许多多元自治的城邦国家,这些国家和城市的统治者为了强化自己的竞争能力,通过无数次的试错,逐渐形成了一种新办法,通过吸引资本、人才的政策来增强本国的生产能力和财富,进而发展出了一套有效地保护私有产权、工商业,保护个人创新的制度环境。
其中某些城市最早发展起能保护工商业的法律,让工商业主能安全地获得利益。其他国家为了避免本国工商业主流动到先进国家去,为了应对战争需要,获得更多税收,不得不仿效先进城邦的新制度,这样,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律与文化,就通过这种方式不断从一个点到面地扩展开来。
正是这种多元性、自治性、小规模性、边界开放性与社会流动性,让资本主义的经济、文化与精神得以形成并最后完成了整个欧洲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演变。
资本主义并不是根据某些理性原则人为设计的,而是人类无意识的试错与适应环境过程中演变过来的。正如一位德国学者所言,“欧洲的不统一曾经是我们的幸运。”
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商路
而在大一统的中国文明中,在以“分”为基础的文化中,就不可能出现这样资本主义发展了,过去人们谈中国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如果从以“分”为基础的大一统文化与多元竞争文化这样的文明比较来看,实际上就是一个假问题。中国没有资本主义萌芽。因为萌芽暗示着它会发育生长。与其说萌芽,不如说是死胎。
我想,从文明的几何结构,从微观结构对宏观结构的影响来谈问题,比起就事论事地谈近代史,更能说明为什么帝国文明在近代败于欧洲文明。只有理解了这种几何结构,才能对文明特性有更清晰的认识。
为什么我在这里要反复强调文明结构的比较?因为我们现在有不少学者仍然有一些糊涂的看法,总是拿近代以前的中国文明超越当时的世界其他各国来说事,如果以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用来衡量工业化程度“经济总量”或GDP,来衡量前现代社会,那会造成很可笑错位误读。把小舢舨用竹条连结起来,并不意味着可以达到航空母舰的总量。
从文明结构角度看百年中国现代化的分期
中国的近代化实际上是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始的,而不是从鸦片战争开始。当时少数的洋务派政治精英,从天朝“天下中心”的梦境中醒过来,开始追求富强的现代化过程。
要评价中国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我们就需要先剖析近代以来一百多年中国经历的六种政治选择过程。一、清王朝的改革运动;二、辛亥革命后的议会民主政治;三、袁世凯的强人政权;四、国民党的党国威权政治;五、毛泽东的革命运动政治;六、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治。
这六次政治选择构成百年中国现代化的曲折故事,它们的展开,与中国传统帝制下的近代化的特质仍然有关联。换言之,帝制文明正是这个故事的历史背景,只有对背景有足够的认识,才能解释百年史。大体上我们可以把百年中国的历史,从文明结构的角度概括如下。
首先是清帝国的开明专制化运动,这一运动经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可以说,帝国文明应对西方挑战的失败,导致帝国的崩溃与不成熟的民主体制的建立,此后,北洋军阀混战说明中国进入了后帝国时代的碎片化时代。
其次,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两种政治势力进入政治舞台中心。它们都想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建立统一的整合力量。国民党被中日战争拖垮了,失去了资格,中共革命则取而代之,共和国是继帝国文明后的新的统一政权。
计划经济时代的苏联
1949年到1976年,是毛泽东的全能主义的计划经济模式主导了中国的发展。这种革命动员模式具有苏俄列宁主义组织的强大整合力量,足以控制中国这样的超级规模的大国,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地恢复了传统帝国文明的“安分敬制”的传统。计划经济与单位所有制,把人束缚在单位结构中,让个人服从集体的大结构,这样的体制,是难以引领中国实现现代化转变的使命的。
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中国进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才重新通过市场经济,实现了从千年史上的“安分敬制”的文明结构,向多元竞争性的文明结构的大转变。
(编辑整理:李大白)
相关链接:
重新解读中国大历史(一)中国的城墙文明与西欧的玫瑰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