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宕昌县原县委书记王先民为何能受贿1500万
按照常理,这只是一个普通的贪腐案件,无论是受贿额,还是犯罪者的职级,都很难进入贪腐百强的行列。然而,如果将其放到一个偏远而贫穷的全国贫困县,其犯罪金额的比较学意义立即凸显,其受到媒体的关注就不足为奇了。
宕昌位于甘肃陇南市,迄今没有摘掉全国贫困县的帽子。根据2005年《中国经济周刊》登载的《贫困县为何扶贫20年依然贫》一文称,说宕昌是“全国最穷县”之一,一点都不过分。比如,该县人口29万,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902元,财政收入仅有1547万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贫困县。
因此,放在这样一个经济基本面下,再来分析王先民受贿1500万元,就会显得特别突兀和扎眼:过去几年,全县财政收入即使按照最大口径计算也不过几千万元,2010年大口径财政收入首次突破1个亿,达到1.23亿,比2009年增长了74%,而王先民从2006年担任县委书记不到4年的时间,1200多天,贪腐总额却高达1500多万,跟全县的财政收入比,比该县财政收入最好的2010年的10%还多,是2009年该县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还多。
跟一般老百姓的收入比,更是令人瞠目结舌:该县2010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2000多元,农民年纯收入刚过3000元,王先民的1500万元,相当于该县一个城镇居民1300多年的收入,一个农民5000年的纯收入!在贪腐问题上,王先民可谓创造了一个奇迹,硬是在一个不毛之地,捞出了可观的油水!
如果复原王先民的受贿路线图,和诸多的失去监控的“一把手”比并没有多少离奇之处,权力失去制约,贪腐只是一个迟早的问题。王先民从2006年11月到宕昌任职伊始,就几乎垄断了宕昌县域的政治、经济、人事、资源、纪检、司法、财政的所有大权。
特别是在人事和工程项目这两大创收领域,别人根本没有任何插手的余地。该县2008年以来,由于汶川大地震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国家给作为重灾区的宕昌投入很多资金搞灾后重建和基础建设,这同时也给王先民极大的创收机会。
在王先民受贿的1500多万元里,有1300多万元就来自工程领域的受贿。检察机关查明,2006年至2010年3月,王先民在工程建设中,先后收受15名建筑商贿赂款1108.
7万元和价值258余万元的房产三套;在招商引资、矿业管理、市政建设等工作中,收受8名企业主贿赂款103万元;在人事调整调动中,收受8人贿赂款36万元;在春节及生病住院期间,收受贿赂款51万元及金条等物。王先民总计受贿1556.8万元,另对家中362.2万余元和670克黄金,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特别讽刺的是,办案人员甚至发现,王先民在任甘肃省宕昌县委书记三年多时间里,随着对环境的熟悉,和权力越来越大,受贿金额也呈现逐年的递增:2007年受贿42.2万元,2008年受贿125万元,2009年受贿724万元,2010年1月至3月受贿476万元。
就在被立案调查当天,王先民还收受一家建筑公司经理贿赂的50万元。至此,他在1212天内共敛财1556.8万元,平均每天受贿超过1万元,真所谓日进斗金。在贪腐问题上,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飞跃。而在王先民一步一步迈向深渊的背后,却是权力制约的真空,让其从心理上完成了从“侥幸”到“放心大胆”创收的嬗变!
王先民是一个典型,是一个县委书记在权力失控的情况下,上演人性的贪婪和丑恶的典型,在现有的监督机制下,王先民并不孤独,诸如王先民一样借住院、过节等敛财者已经成了基层官场一道独特的风景。近年来,中央之所以非常重视县委书记的权力制约问题,原因即在于此,而王先民的案发,更让基层腐败引发的权力制约问题更早提上了制度重构的日程。(马光远)
又说监督一事,政府管政府,社会在囊中,权力的这制衡那制衡,可就是没有突破这两个圈圈的,既然都是“圈内人”,加上大家都还没有诚心的读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九个字,权利、权力环环相扣,总不能不关照关照吧。
如此一来,很多都是人之常情了,也就没有什么负罪感了。因为“我”在一方谋发展,每天要为这死成千上万的脑细胞,时不时还要忍耐着痛饮三千,为了不是那么的伤身子,不是好酒好肉,好好享受怎么能保证好这革命之身,怎能跟好的“为社会服务”!
随着当今信息社会的步入,媒介这一大块可谓是大有潜力去制衡,可是他被党管,被社会管,哪有下级说下级的不是呢?难道他就不要为自己头顶的帽子好好考虑考虑??暂且作罢吧,此路还长着。于是乎,都发现自己不是那个革命的火种。结果最后重任落到民众的手中,因为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度嘛,不给人民就不是社会主义了,因此一直“坚持”这个铁原则。可是民众发现做得不好,领导恶搞!!渠道不畅,流水殇殇,去无意!!
本人粗劣,懂得的不多,目前也没有什么好想法,就最近看了郭道晖教授的巨著《社会权力与公民社会》,觉得社会权力如能独立之于国家权力而发挥其作用,应当还是有一定的新办法来制衡这档子权力之说,并实现于社会,造福于人民,再现中华之真正的伟大复兴(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经济方面的,更多的是文化上的、思想上的)!陈子龙
现实版天高皇帝远,有个问题要值得讨论的是政府官员的权利我们普通百姓知道多少,这应该纳入常识,加大宣传。而地方政府他们敢站出来吗?建议我们半月谈开这样的论题:《官员的权利介绍》市长平常做什么呢?市长有哪些决策权?等等。蔡超
这种人简直没人性,牺牲一大群人的利益去满足一个人的贪欲!金钱给自己打造的金坟墓,进去呆着吧!国家要狠一点,这种官随便查一下就会抓出不少典型,一个人贪污的钱能低得上10000个普通人那的税,我看不需要发展经济,就抓这些人国家就能国富民强!武美玲
不知道看到这则消息能否在平一下民愤的同时让更多的人看到了警示,对该则消息,我想让不同社会角色都能有不同的提升吧!也不枉媒体报道一场!李斐
其实越是落后蔽塞的地方越是黑暗腐败,群众的反腐意识不够,政府监管也不到位,社会关注度也不够。汪兰
拜金主义和侥幸心理在作怪,经不住金钱的诱惑,并且一次次的不被发现扩大了贪念;其次,作为一个共产党党员和国家地方领导干部,不以身作则为百姓谋利益,不加强党性修养的学习自甘堕落,是王先民贪大的自身因素;再者,社会风气的日益下滑和不良,在现实面前盛行受贿送礼和讨好,以此获得想要的东西;最后,作为监督部门,没有严格执行监督职能,促使一些有权者的权力失控。
像这种贪污腐败案例不在少数,如果严格惩处,地方经济发展才能更上一层楼。刘鹏飞
记得有一个笑话:县委书记对全县人民说他们没有申请上贫困县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真的太穷了。这一句话说明了贫困县的油水有多么大,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地方挤破了头去申请了。现在很多人的观念中,贫困县三个字就意味着每年数千万的财政拨款,而这些钱具体用在什么地方就很少有人去关心了,这也许就是这个县委书记贪污那么多钱的原因了。李特
民脂民膏被收刮起来是向来不含糊的。这个是历来贪官们的一贯作风,而且越是贫苦之地这些事儿也就越严重,不管看到什么他们总是会想办法弄些好处留在自己手里。一千五百万对于城市里的那些各种项目其实实在少的可怜,只是放在一个贫困县的帽子上给人们带来了更多想象而已。杨文
越是贫穷县,中央的拨款就越多,越是贫穷县,当地政府领导就越贪污,一个村里门牌修建的十分豪华,往上报的款目比实际花费的要大得多,当中的差额也就被领导们“袋袋平安”。这些新闻看的越多,越容易冷漠,其实我们不应该冷漠,这些事情发生的越多事态就越严重,中央的反腐力度应该加大,腐败是我们长期与之斗争的现象。高欣婷
主要还是地方一把手的权力太大了,在平行一级的机关里没有制约,这种问题还是要从政治制度上想办法解决。葛胜
权力大小不与行政级别绝对成正比,官不大,但长期扎根基层,关系网错综复杂,甚至可以权倾一方。而有时候一些小额贪腐往往被从轻处理,或者视为“不正之风”,定性不同,一般不再细究,恐错过遏制巨贪苗头。位高不如权实,此县为何成为贫困县理所当然了。胡倩
越是落后地区,民众的监督意识和举报意识越稀薄,民主生态原始,老百姓仍然认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官老爷”思想。再一个,越是落后地区,上级政府和媒体对它的关注度也不够。还有一个,我觉得越是在这种地区,官员的流动性越差,很容易沉淀成权力板块,外边的人不愿意进来,自然让呆在里边的人胆子越来越大。我想这是几个原因吧。马超
一个人独揽大全,成了土皇帝,他只是其中的一个,其他还有待挖掘的“王先明”还有多少呢?白银强
想起红十字会因高额报餐费而曝光后与一个国企同学聊天的情形,他说他们随便吃个饭也万八千的,还不算酒钱。我也很无奈地说企业吃了还能挣,红十字会吃的都是救命钱啊。回到本文,贪腐的现象很普遍,但我总还是有这样很扭曲的想法,发达地区贪点贪点啦,至少对老百姓的伤害可能不那么大;你一个贫困县,大家饭都吃不饱,你还拼命捞,好意思吗?我代表发达地区的贪官鄙视你。笔笔的笔
人总是那么不满足,权利过于集中又是一个大问题。张军
权力过分集中导致监管的真空,官官相护使得贪污者有恃无恐。程鹏丽
何为平困县?就是被这类贪官吃了!宋聪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张一
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国家每年拿出那么多钱扶贫,有些地方却越扶越贫。监管机制不利的情况下,扶贫的力度越大,就越会给某些人中饱私囊的机会;这些把持权力的“硕鼠”,很可能还会刻意压制地区发展,否则没了“贫困”的帽子,怎么好伸手问财政要钱呢?扶贫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任务,改造贫困地区,是需要从政治机制、监督体制、经济发展、环境建设各个方面全面努力的一个浩大工程。西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