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叶志超甲午战争败绩反思清军用人制度

孙子指出:“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 直隶提督叶志超,在甲午战争中率部逃跑,成为中国战争史上典型的反面教材。就这样一位将领,为何还被朝廷任命为平壤各军总统,担负起朝鲜半岛陆路与日作战的总指挥?

叶志超原为淮军军官,早年跟随刘铭传镇压捻军起义,积功至总兵,赐号额图浑巴图鲁;叶志超因镇压捻军有功,得到李鸿章的赏识,选留北洋水师,其后在光绪初年,代理正定镇总兵,率练军守新城,后移防山海关。李鸿章向朝廷推荐其功绩优秀,又有智慧韬略,朝廷授予其实职。

光绪十五年(1889年),叶志超被擢升为直隶提督;十七年(1891年),奉檄率军镇压热河金丹道教起义,赏穿黄马褂。从叶起超的经历中可以看出,他以军功起家,是一名久经沙场、功勋卓著的战将。但在朝鲜战场上,他却判若两人。

甲午战争爆发前,清军驻守朝鲜西海岸的牙山。日军为取得朝鲜陆战的首场胜利,决定围攻牙山。由于牙山易攻难守,清军移师防守距牙山东北50里的成欢。不料这一战略转移,却成了叶志超逃跑的开始。清军在成欢与日军激战,不但未得到叶志超兵力的支援,他反而率先向北撤逃。

逃跑中为了防止与日军遭遇,选择远离汉城的朝鲜东部山区,历时近一个月才到达平壤。期间清军因饥疫减员严重,叶志超非但不报实情,反而向李鸿章谎报沿途多败日军,最后还得到了朝廷的奖赏,并提升叶志超为平壤各军的总指挥。

平壤是座山城,自古以来易守难攻。隋唐时期,隋军和唐军多次败于平壤城下。中日平壤之战,可谓甲午战争在朝鲜半岛的大决战。当时驻守平壤的清军共35营,15000余人;进攻平壤的日军约16000余人,双方兵力旗鼓相当。1894年9月15日,战斗在三个战场同时展开:其一为大同江南岸(船桥里)战场,其二为玄武门外战场,其三为城西南战场。

在大同江南岸战场,日军第九混成旅团在大岛义昌少将的指挥下,首先向大同江南岸清军发起进攻。清军分兵抗拒,重创日军第9旅团。玄武门为日军主攻方向,由立见尚文少将的第十旅团(又称朔宁支队)和佐藤正大佐的第十八联队(又称元山支队)担任主攻。

高州镇总兵左宝贵登玄武门指挥,激战中,左宝贵中炮牺牲,其部下三位营官也先后阵亡,当天午后2时玄武门被日军攻陷。日军向城内推进,遭到清军的奋力抵抗,只得退守玄武门。在城西南战场,野津道贯亲率日本第五师团本队,于晨7时从平壤西南用炮火掩护步兵冲锋,清军马队进行反击。

至中午,野津道贯见难以得手,下令暂停攻击,退回驻地。此时,军总统(总指挥)叶志超贪生怕死,在战局胶着的情况下,竟于午后4时树白旗停止抵抗,并下令全军撤退。

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清军在平壤占居地利人和,所守三个方向除北门以外,其余两个方向均未失利。正是在日军攻城胜负难料的情况下,叶志超却选择了投降逃跑。对于这其中的原因,有的学者对此进行了探讨。1989 年《安徽史学》第三期撰文《实事求是地评价平壤之役中的叶志超》认为:“清军在平壤的败绩,根本原因在于清政府备战不足,仓促应战。

叶志超在危险之际,力疾受命,努力组织平壤防务,在给敌人一定打击后,撤出平壤,是尽到了军人保卫祖国的责任。

过去的研究,强人所难,对他责备过多,这是不公正的”。1994 年,新编《肥西县志》“叶志超传”也记载道:“16 日,日军分路猛攻平壤,清军分路出战”,“奉军阵地崩溃,日军乘机突入玄武门”,“部将江自康擅自撤退,平壤北门已难再守。

如日军合围,清军将会全军覆没。叶志超与诸将商议后,下令乘夜出平壤,向北撤退。17 日,北洋舰队在大东沟海战中失败,清军后路更为危险。叶志超率军突出重围,急行军回到国内”,这些研究,一反过去对叶志超平壤之役的评价。

毫无疑问,平壤之战导致清廷失去整个朝鲜,失去了抵御日本的天然屏障,同时首战失利,打击了清廷军队的士气,叶志超作为平壤之战的指挥者,无可置疑负有主要责任。但是,叶志超究竟是一名“逃将”还是一名见机行事,保存有生力量的卓越军事将领呢?在其后的战争中,清军其他将领回答了这一问题。

在甲午战争第二阶段(从1894年9月17日至11月22日)的战役战斗中,鸭绿江江防之战和金旅之战是两场重要的大战。鸭绿江江防之战开始于10月24日,当时部署在鸭绿江北岸的清军共约28000人,宋庆为诸军总统。

日军进攻部队共30000人,双方兵力不相上下。但是,在不到3天内,清朝重兵近3万竟全线崩溃。金旅之战也开始于10月24日。至11月7日,日军分三路向大连湾进攻,大连守将赵怀业闻风溃逃,日军不战而得大连湾。

当时旅顺地区清军有七统领,道员龚照玙为前敌营务处总办,有“隐帅”之称,共辖33个营,约13000人。11月19日,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三统领也先后潜逃,21日,日军向旅顺口发起总攻,次日,号称“东亚第一要塞”的旅顺陷于日军手中,日军在此制造了旅顺大屠杀惨案。旅顺口失陷后,日本海军在渤海湾获得重要的根据地,从此北洋门户洞开,战局更是急转直下。

由此可见,在清军中的像叶志超这样的将帅,不止一个;而像左宝贵这样的优秀将领也不乏其人,但却得不到重用。当朝廷任命叶志超为平壤各军总统时,“一军皆惊”,大大挫伤了清军的士气。叶志超担当此任后,不亲自组织侦察获取情报,反而依靠天津的电报通报决策。

这对一位身居前线将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战场敌情不明,其战守部署自然不切实际。特别当听说日军来袭时,他便惊惶失措,率先逃跑。为什么像叶志超这样的败将却得到任命?

首先,清军用人制度的缺陷造成了一批庸将。清军随着八旗和绿营的败落,八旗制度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和以李鸿章为首的淮军便成为清廷的主要靠山。它们在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中立下了头功,也涌现了一大批像叶志超这样的将领。

但在其后的清军建设中,随着湘军的解散,淮军骨干力量就成为清军提拔的主要对象。自然这与李鸿章对清军的绝对掌控有关。此时,清军的用人制度,以荐举为主,叶志超正是得到李鸿章的推荐才得以提拔。

叶志超战败之后,朝廷“夺志超职,鸿章请留营效力,弗许” 由此可见,李鸿章这种不讲原则的求情,完全基于个人的好恶。归根结底,还是他的淮军情结在作怪。这就造成了清军中集团利益大行其道,大量优秀的将帅得不到提拔重用局面的出现。

在此之下,李鸿章却多次感叹军中“后继乏才”,实际上不在于军中有无人才,而在于军中的淮军将领渐渐老去,无人再提拔,这不能不说是清军人事制度的重大缺陷,造成了甲午战争中“庸将”辈出的窘境。

其次,将帅个人的战斗精神的丧失,是类似叶志超这样的将领在甲午战争中判若两人的重要原因。叶志超入朝作战,已年过半百。这与他在镇压捻军时的精、气、神相比,已不能同日而语。这从他当时入朝的心态就可以看出:“二十年,朝鲜乞师,鸿章令选练军千五百,率太原总兵聂士成顿牙山。

志超迟留不进,鸿章责之,不得已启行。” 叶志超入朝,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勉强成行。如果他与聂士成、左宝贵一样,有一种拼死作战的决心,朝鲜的战局决不会败得如此之快。可见,当一名将帅丧失了战斗精神,即使他过去立过战功,也不能弥补其精神上的重大缺陷,其后他指挥作战的能力也会大打折扣,未战先败的结局也将成为必然。

再次,叶志超在甲午战争中的败绩,不是个别现象,清廷整体的颓势和腐败已波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为整修颐和园为慈禧太后祝寿,政府官员可私自挪用海军经费。在战场上,像叶志超这样的统帅,可胆大妄为地虚报军功,求得奖赏。

更为严重的是,见敌就跑的他,在战局稍稍稳定的情况下,却不忘“日置酒高会”,进行享乐。而他的部下,却要对其监视,以防逃跑。古人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任命一个不愿打仗的将领率兵打仗,要想求得战争的胜利谈何容易。

在甲午战争过去120年后的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反思这场战争,就像面对一个多棱镜,虽然看到的反射光各不同,但每一条所折射的信息,都将引起我们的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