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事变中的生死抉择 杨瀚讲述祖父生平

1936年12月12日10时左右,张学良在事变中第一次见到了蒋介石。他对蒋介石行了军礼,口称:“委员长受惊了!”

“蒋介石到底政治经验丰富,一看张学良这么快来见他,态度还这么恭敬,就知道他底气不足,而蒋介石的态度也证实了我祖父对他的判断。”杨瀚说。

蒋介石见到张学良勃然大怒:“我不是你的长官,你也不是我的部下,你不要叫我委员长。你要承认我是你的长官,我现在命令你把我送走,否则任凭你把我杀了,我同你没有旁的话讲。”

张学良回应说:“委员长不承认我是你的部下,我还可以用人民的资格同你说话。我对委员长并无恶意,请委员长要好好考虑。”

“蒋介石听了张学良这番没有锋芒的表白,态度更加强硬,干脆用手将耳朵捂起来,把头伏在桌子上,连说:‘我不同你讲话’。张看到蒋介石这个样子有点慌了,以为蒋介石是在生气发火,就退了出来。这实际是蒋介石在试探张学良对他的真实态度和策略。而张学良并没意识到这些,一天之中又跑去看了两次蒋介石,使蒋介石更加坚定了用‘拒谈’的强硬态度来对付张学良。”杨瀚说。

14日,蒋介石提出要见杨虎城,“下午的时候,我祖父单独去见了蒋介石。一见面,蒋介石就问这次的事变,是不是预先知道。我祖父就回答是。”

蒋介石又问事件的原因是什么。

杨虎城回答说:“主要是为了停止内战和抗日的问题。而且这件事很简单,没有听任何人的话,只是张副司令和我两个人决定的。”

蒋介石说道:“把我送回去,这样变乱就不会扩大,我对你也会原谅的。”

杨虎城站起身说:“委员长的意见,我可以同张副司令和各将领去商量。”

杨虎城和蒋介石的交谈到此结束,双方也都摸到了彼此的态度。

1936年12月23日-24日,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同宋子文及后来加入谈判的宋美龄达成了停止内战、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等六项协议。24日晚,蒋介石会见了周恩来,表示以人格保证接受六项协议,并邀请周恩来到南京就国、共合作直接同他谈判。

但是,蒋介石只同意以“领袖人格”保证,不肯签字。这样,在放蒋问题上,西安方面就出现分歧。有的人主张继续扣蒋,命蒋在西安发号施令;有的人同意放蒋,但坚持蒋必须签字;还有人则提出让蒋介石在西安对全国做广播讲话。

“25日放蒋介石,前一天晚上,张学良和杨虎城大吵了一架。祖父不同意那么简单的放,觉得放得不明不白,他主张是至少得签个文件,有个书面的保障;张学良认为把蒋介石赶快送走,想得比较简单。我祖父没有向外人透露这次争吵,因为他知道让蒋介石离开,一定会让他们俩人头落地;而张学良吵完架就告诉了宋子文。”杨瀚说,“大家都反对蒋介石、张学良离开的这种轻率、危险的做法。我祖父当时就说‘蒋介石的人格是不可靠的’。”

不能参加抗战是“精神折磨”

1966年,周恩来曾对杨虎城长子杨拯民说:“有人问我,‘西安事变’时如果把蒋介石杀掉会怎么样?我看也不过是日本人早打进来,革命力量早发展,抗日战争也许早胜利。结果未必坏。”

“我父亲是一个爱国者,他对国家、民族和人民有很深的感情。”杨虎城之女杨成美对本刊记者说,“九·一八事变”后,“我父亲是最早提出抗日的,也是最早开始组织抗日的。”

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父亲是很拥护这个政策的,支持建立统一战线。我父亲在发动事变前,就知道蒋介石不会放过自己的,但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日,就是牺牲自己和自己的部队也是值得的。”杨成美说。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让杨虎城出国考察,“实际上就是把他弄走,不要留在身边”。在出国前,杨虎城交代部下说:“现在内战是停止了,抗日战争不久就要打响了,但我可能参加不了,你们都要去前线,去参加抗日战争。”

1949年9月6日午夜,自1937年开始就深陷监禁的杨虎城将军被特务刺杀,时年56岁。

杨瀚说,他曾在2005年、2006年先后给时任国民党主席的连战和马英九写信,要求国民党为祖父平反,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任何的回复”。

(本文系《中国经济周刊》专栏文章。本文部分史实参考:杨瀚著《杨虎城大传》,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米暂沉著《杨虎城将军传》,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