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忠发杨秀贞 向忠发之妻杨秀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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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忠发李嘉 插图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向忠发是一个极少有人提及的最高领导人。此人原是有吃喝嫖赌恶习的流氓无产者,却因有一顶“工人出身”招牌,靠偶然机遇一跃而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总书记,可谓是典型的“唯成分论”产物。此人没有领导能力,被捕即叛变,实属极为可耻。
不过国际史学界有句名言:“历史没有垃圾箱”,意思是不能把不光彩的事物简单抛弃,仍然要记载下来并加以总结。正视向忠发这个混进共产党内的败类,恰恰能看到党的早期建设中的一些弱点,对今天的党员干部也会引发有益的启示。
革命大潮泛起
流氓无产者乘机混入
向忠发,生于1880年,湖北汉川人,本属破落人家子弟。他从小未读书还染上不良习气,因家道败落曾在汉阳兵工厂和轮船公司做过学徒,后来到汉口码头上混事,因能降伏众人而当上了装卸工头,同时参加帮会。向忠发曾带手下徒弟坐茶馆、骂街打群架,负伤多次,右手还被砍掉一指,面有伤痕,带有典型的流氓无产者特点。
按马克思、毛泽东的论断,流氓无产者在反对旧社会秩序的斗争中虽常常能冲锋陷阵,却带有极大破坏性,还易于被反动势力收买。向忠发的表现恰恰证实了这些论断。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上组织工人运动,向忠发恰恰在这一大潮中被卷入。1922年湖北的共产党员林育南、许白昊等人组建了武汉工团联合会,年已42岁的向忠发感到入党会有好处,便提出申请。许白昊认为他有流氓习气不想吸收,项英却认为此人有些能力,还可以拉来向控制下的“汉治萍工会”上千人壮大力量,许才勉强同意介绍他入党。
向忠发入党之初,以跑江湖练出的鼓动口才影响了不少工人,当上了汉口驳船工会会长。1926年北伐军到达武汉,李立三、刘少奇等人组织起省内30万工人队伍。不过他们两人都是湖南人,又是知识分子,为了更好地号召当地工人,组织上要求找本地籍的工人担任湖北省总工会主席。
向忠发正好遇到机会担任此职,一跃成为名义上的湖北工人领袖,由此还于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当时党内许多人不了解他的底细,最初的印象是此人文化虽低,但还是个能鼓动群众的工人领袖。
私分公款搞走私
找人代笔写文章
像向忠发这种既不懂革命理论,也无高尚理想追求的人,一步登高后便马上暴露出贪婪本性。他当时便提出“做人不可一日无权,处世不可手中无钱”。他在总工会主席任上,只是经常出席工人大会讲话出风头,日常工作推给李立三,自己热衷于私营受贿。
1927年7月汪精卫发动反共政变,向忠发竟私分工会的公款10万元,不告而别逃到长沙开轮船驳运公司搞走私。8月间中央召开八七会议时找不到他,却因国际代表强调要多选工人,还是将这个在湖北名气挺大的向忠发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不久,国民党在两湖缉拿共产党,向忠发在长沙感到危险,又跑到上海找到中共中央,谎称前一段只是隐蔽,随后又作为工人党员代表到苏联。他到莫斯科后,拿出擅长投机的本事,迎合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想法,指责此前的中共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而政治不坚定,并自我标榜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向忠发还找人代笔写了文章(这在当年党内是很罕见的),送往共产国际的刊物,一时让苏联领导人误认为他还有些政治水平。
1928年6月,中共在莫斯科召开六大。当时共产国际领导人从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这一抽象概念出发,,认为此前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是知识分子而领导不力,应实行“领导干部工人成分化”。到会的中共代表多数按这一精神,推举在省港罢工和北方工运中有威信的苏兆征或史文彬;共产国际东方部长米夫却认为苏、史二人是工运老资格,有独立主见,不如“老实”的向忠发听话。
到场的斯大林也对此点头。据当时在场的罗章龙回忆,中共六大代表们听到要选此人为最高领导,几乎全体愕然,经过米夫说明是斯大林的意思,大家才勉强同意。
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向忠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党内也称他为总书记。
开会打瞌睡 会见爆粗口
“我的总书记不过是虚位”
中共六大结束后,向忠发回到上海住进地下秘密机关,因看文件都困难,就向其他政治局委员说“我是大老粗,斗大字不认得一笆斗,党龄也短,对当家事有些尴尬”,实际工作让周恩来、李立三管。中央开会时他总是精神不振,有时还打盹。遇表决时旁人叫醒他,他还不耐烦地说:“你们表决就算了,何必闹醒我瞌睡。”
据有的老一辈革命者回忆,向忠发文化虽低,有时还能装模作样地拿稿讲话,并经常把秘书或机关其他人代写的文章用自己的名字发表在党内刊物上,以提高自身威信。他入党后参加大革命,受环境影响和同志们催促,多少也认识了一点常用字。
此人又善于使用秘书,在参加重大会议需要发言时,都让秘书写好字体大而好认的简单提示稿,并向他反复讲解内容,自己再加强记忆。在一些中央的重要会议上,向忠发经过事先下力气准备,手里拿着稿又加上默记,有时还能做个像些样的讲话。不过人们发现,他经常在讲话中间忘了下一段该讲什么,只好示意秘书在耳边重复和叮嘱。遇到没有准备的即兴发言,向忠发粗俗和缺少文化修养的弱点往往就暴露无遗。
六大后在中央机关的罗章龙曾回忆说,中央领导人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后,正遇沪东地下区委开会,大家想请新任总书记讲话并见见面。向忠发认为这是对下级训话,事先没有准备,到会后竟拿出江湖口气说:“天上有玉皇,地下有阎王,万事万物没个管行吗?中国天下分为两面,地面上的划为蒋老总管,这地面下就归我管,你们不遵守纪律,不服我管,×××祖宗八代!”区委的同志们没想到总书记如此水平,当场一哄而散。
时间一长,中央机关的人都知道了向忠发的实际水平,大都叹息不已。不过他已经当上了总书记,大家按照组织原则,遇到大事或发重要文件时还要找此人签字,日常工作则一般不去请示。向忠发对这样的情况也习以为常,他在被捕后敌人审问时留下的供词就称:“我的总书记,只不过虚位而已。”
向忠发在上海中央机关的三年里,整天无所事事,也不愿意学习,再加上看到外面的灯红酒绿,只追求享受,过去的恶习也随着职务的高升膨胀起来。他见上海街头的汽车时髦,竟要特科的总务部门出钱买了一辆,学会驾驶后就自驾车去闹市游玩。中央机关的同志发现此事后很吃惊,认为这极容易暴露,随后制止了他再开车出行。
向忠发曾在汉阳兵工厂做过学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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