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孩子 田家英:毛主席的好孩子与坏孩子
引子田家英与陈伯达和胡乔木最大的不同在于,田家英在主席眼里不仅仅是一个工作人员,而是视为自己的孩子,在主席的亲生儿子毛岸英去世后尤为如此。田家英与毛岸英年龄相当,当初,就是为了教长期生活在苏联,中文水平欠佳的毛岸英,来到主席身边的。
可以说,他是先做“太子师”,再做“尚书郎”。这既是田家英的福分,也是田家英的悲哀。说福分,没有比让一个伟大导师做自己的父亲而值得自豪的事情,田家英的确没有体会到父爱,他三岁丧父。
说悲哀,没有比让一个天下人爱和畏的人做父亲而值得担忧,虽说棍棒底下出孝子,但谁愿意挨打呀。有人说,长江上游出鬼才,长江中游出天才,长江下游出人才。作为巴蜀鬼才的田家英和作为湘楚天才的毛主席(虽然主席不认为他是天才,但我从来认为他是天才),有过由疏到亲和由亲到疏的交往史,但最后的结局是白发人“看”黑发人走。
主席没有“送”田家英,他不允许他的孩子以这样的方式离开人世,因为他的孩子是死在战场上的。
田家英是毛主席所有秘书中最有才气,最有个性,也曾一度最为喜爱和器重。两人的关系不是父子,胜似父子。在文革初期,田家英走上了一条自杀的绝路,既让自己的生命划了一个不完美的句号,也让毛主席为此伤心和蒙羞。他死后,毛主席不仅没去送别,甚至很少谈起他。但田家英最终不会被毛主席忘掉,也难以忘掉。毛主席在去世前怀念起这位跟随了自己18年的秘书,曾带着沉重叹息说了一句:“田家英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
(一)由疏到亲的好孩子
有过抚育孩子经历的人都知道,孩子不是“生”亲的,是“养”亲的,尤其对抱来的孩子更是如此。田家英被毛主席“抱”的家中,有个动人的故事。1942年1月8日,田家英在《解放日报》发表的杂文《从侯方域说起》受到毛主席的好评,毛主席还专门找田家英谈了话,并请他来教自己的儿子。
1948年,经过胡乔木的推荐,田家英到毛主席身边当秘书,1956年党中央给田家英定了一个头衔:日常秘书。何谓“日常”,朝夕相处也。直到他1966年去世为止,他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18年。
——好孩子是听话的孩子。早年的田家英还是比较听话的。毛主席对田家英亲切关注、真诚信任、严格要求,而田家英则在毛主席的指导之下热情地、辛勤地工作,并在政治上迅速地成长。田家英对待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有时甚至废寝忘食,奋不顾身。
1954年他参加我国第一个宪法的起草工作,有一段时间经常通宵不眠,累得吐血,但仍坚持不懈,直到按时完成任务。田家英把毛主席注重调查研究的习惯继承下来,1961年,毛主席曾指示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分别带一个调查组下乡,进行调查。
为此,他给田家英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对调查的人员组成、调查方法、对象、时间等都一一作了详细布置,还要求将他以前写的《调查工作》一文(后改题为《反对本本主义》),发给每个组员。
而田家英在基层的调查是非常仔细,并且对于调查报告的撰写也非常认真。田家英去了浙江农村,在那里,他看到了饥荒。在各界人士会上,他开口便以中央工作人员的身份道歉说:“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使大家挨饿了,对不起各位父老。共产党员看到这种情况,是很痛心的……”讲到此,他竟泣不成声。
听话的孩子往往也是好学的孩子。田家英勤奋好学是出了名的。田家英一生酷爱藏书。毛主席的书和字画一向由他保管,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图书资料工作也由他负责领导。田家英从小主要靠勤学自修,达到了相当的文化程度。参加革命后,几十年如一日,用功读书,认真学习马、恩、列、斯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并努力用马列主义原理指导自己的工作,逐步成为党的一个比较博学能文的干部。
田家英还为毛主席建立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图书馆,由刚进城时的十个书架发展到上万册书籍。
毛主席写文章和诗词经常引据古籍,一般都要田家英查找和核对。毛主席读了好书,感慨一番,还要经常向田家英推荐。在毛主席的影响下,田还逐渐对书法产生了兴趣,并陆续买上千幅清朝字画。
闲暇时,评论古人书法,成为他和主席的共同话题。毛主席爱诗,田家英也爱诗,田经常为毛主席查对古诗。他是一个有心人,毛主席喜欢读曹操的诗,田家英就把曹操的诗都收集起来,不久,毛主席写出了有名的《浪淘沙·北戴河》。他还参与编辑《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诗词十九首》、《毛泽东诗词》、《毛主席语录》等一系列著作,为宣传毛泽东思想呕心沥血,殚精竭虑。
——好孩子是能干的孩子。田家英把自己的才情投入到工作中,常有经典之笔。随着田家英在主席身边的时间延长,田家英对主席的习性越有了解,出手的活也越漂亮,因此很得主席的赏识,甚至到了公开称赞的地步。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主席要致开幕词。
起先陈伯达给毛主席准备了一个讲稿,毛主席没有采用,嫌其文字太长离题太远。开会日期很近了,毛主席要田家英起草一个讲话稿,田家英用了一个通宵写出来,毛主席首肯以后,又经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修改审定。
当毛主席读到“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句话就是出自田家英的手笔。会议休息的时候,一些代表走到毛主席面前,称赞这个开幕词简短有力,鼓舞人心,写得好。毛主席也很赞赏地说:“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此人叫田家英,是我的秘书。”
田家英不仅帮毛主席写文章,也替毛主席出主意。上世纪60年代初,田家英向毛主席建议说,许多农村工作干部,不会做工作,应该起草一个农村工作条例。毛主席接受了田家英的建议。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田家英参加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村工作“六十条”,对纠正大跃进运动以来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产生了积极作用,毛主席高兴地说:“‘六十条’的发明权在田家英。
”1958年,中共中央号召干部下放,有的省委书记要求毛主席把田家英下放到他们那里去。毛主席不答应,他说:“我是主张干部下放的,但是田家英不能下放。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言行不一。”
(二)由亲到疏的坏孩子
田家英与毛主席的关系由亲到疏,起因在田家英,责任在毛主席,但又不是双方纯个人的原因,还在路线。作为既把毛主席视作革命引路人,又把田家英视为终生挚友的胡乔木,在为曾经做过田家英秘书的逄先知写的《毛主席与他的秘书田家英》一文作校读时,这样说道:“他们两人关系的恶化,没有任何私人的原因,完全是一幕政治(就这个词的高尚意义说)的悲剧。”
——坏孩子是不听话的孩子。田家英与毛主席关系从亲到疏,源于1959年庐山会议上,这次会议的主攻目标是彭德怀,但许多人卷了进去。人在矮檐下哪有不低头,许多人都做了检讨,有人是真心,有人是半意,也有人是敷衍。
毛主席也做了区别对待,对田家英就放了一马,认为属于认识问题,对他加以保护,并说:“秀才还是我们的。”可田家英对自己言不由衷的“检讨”耿耿于怀,甚至在后面议论主席的大政方针,有些话与其身份是极不相称的。
而且越往后,政治上的分歧就越大。1962年的春天,田家英接受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指派,到湖南进行了一次为期四个月的调研。回来后先向刘少奇进言“包产到户”,刘有意如此却不敢作主,让他与毛主席说,并说不要说是他的意见。
主席是何等精明的人,也不知道田家英是“少不更事”,还是“忠心耿耿”,竟然在“两条路线”中犯了低水平错误。当他滔滔不绝地给主席讲,主席没吭声,一直在听,听完了以后呢,就问他一句话,这是你的意见还是谁的意见?田家英说是我的主意,其实主席就想拷问他一下,看你说不说实话。
自从田家英进言“包产到户”之后,毛主席极为失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身边的这位田夫子不予理睬。而这也是自三年之前的庐山会议以来,田家英第二次深感受挫。
后来田家英的女儿说:“1962年这次绝对是我父亲和主席在政治关系上的一个分水岭。”1962年夏日,在北戴河,中共中央举行工作会议。毛主席又一次点名批评田家英“右倾”,成为那次会议上四个被点名的“右倾分子”之一。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由此老人家也愈来愈听不进田家英的话。他的这种表现受罪于当时,得益于身后。1980年,中共中央为田家英举行追悼会,评价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气的人。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话……”
——坏孩子是不随和的孩子。田家英原本是性格很随和的人,但对两个人他是不随和的,而这两个人的地位,一比他大,二较特殊。那就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田家英的顶头上司陈伯达。胡乔木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一文中说:“家英一向深恶陈伯达、江青、关锋、戚本禹之流,因陈长期对他专横,痛恨更甚。
”陈伯达和田家英一样,在庐山会议上都是支持反“左”,支持彭德怀等人的意见,都是差一点儿就要翻船的,都是经过毛主席的保护才得以幸免于灾难的。
但是,两个人从中得到的教训却不大相同。田家英由此加强了自己的独立意识,逐渐离开毛的轨道。陈伯达却学乖了,心想摸到毛的脉搏,迎合毛泽东的想法。他常常向田家英询问,毛泽东在读什么书,讲了什么话。
田家英对陈伯达的这一套很反感,先是敷衍,后来干脆当面拒绝,并公开地表示对这种行为的鄙视。陈伯达和田家英分别担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的主任和副主任,陈伯达对研究室的工作经常撒手不管,田家英把工作领导起来,陈伯达却污蔑田家英越权,田家英不能忍受这种污蔑,与陈伯达当面对证。
至于江青这个古怪女人,就更是可恨了。当江青向毛主席提出,吴晗的《海瑞罢官》有问题,要进行批判的时候,毛主席要田家英读一下《海瑞罢官》剧本,并且提出自己的意见。田家英看过剧本以后,没有附和江青的说法,而是向毛主席报告说,看不出《海瑞罢官》有什么阴谋。
1965年秋天,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后,12月21日,毛主席在杭州与陈伯达、田家英、胡绳、关锋等人谈话。毛主席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
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一向善于见风使舵的陈伯达,把毛主席关于“要害”的论断转告江青。
田家英在整理和订正毛主席杭州谈话的时候,却有意删除了这一段论述。这件事被江青抓住不放,给田家英定了一条“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横加迫害。
1966年5月22日,田家英被通知搬出中南海,他对妻子董边说,“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坏人会有什么好下场!”第二天上午,田家英在中南海内自杀身亡。他的临终遗言是:“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三)两点启示
在毛主席的大秘书中,田家英的结果是最惨的。说他最惨在于:他的生命不是自然死亡,而是嘎然而止;他死以后,人们对他是否合适做秘书工作的看法不一;他虽然也非常勤勉,但与两位“大师兄”而言,无论是从那个角度来看,对中国历史的进程的影响都不及他们。当然,从他和毛主席的关系上,也有许多值得思考的对方,这里我只对这个问题作些评述:
——秘书与首长视同父子的关系,就能由着自己的思路干,这未必是好事。首先,幕僚与首长的关系顶多只能算“忘年交”关系,而不能成为父子关系。理由有三:一是父子之间和“忘年交”之间都会有矛盾,但基于血缘的和基于工作的关系,在平常看不出区别,在关键时刻区别就大了;二是小字辈常年不离开首长,其神秘感和神圣感会受到影响,与首长之间的方寸就把握不好;三是长时间接触核心机密,知道的越多,对首长潜在的危险越大,给自己带来的麻烦也越大。
从田家英的故事中,我感到他并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在50年代后期,他在同事之间对主席和主席领导的事业的评价方式和评价结论,他对毛主席的方针有所怀疑,对毛主席的为人也有所批评。且不论毛主席当时的地位,也不论从现在看具有多少合理性,单从秘书的职业规范来看都是值得商榷的。
其次,幕僚与首长的关系过密,会给自己在同僚中的处境带来麻烦,每个人都有丰富的内心世界,你一个人内心的满足往往是他人不能满足的前提,首长认可和同僚认可都很重要。
这不能因为与田家英冲突的人后来不少人倒霉,就说田家英全是对的。因为首长用人是用多数人,是需要更多的人做追随者,你老让首长在你个人和同僚之间做选择,不仅让首长为难,也给你自己留下了潜在的危机,因为只要首长一次不站在你这边,就够你受的,而对首长而言,这只不过是多个选择中的一件事情。
解决此类问题还是要在制度上下功夫。我认为,首长用秘书,秘书跟首长,应该遵循如下规则:一是不能过长,同一秘书跟同一首长短则三五年,长则不超过十年;同一首长转岗,不要同一秘书跟随。二是不能过密,术业有专攻,职业有分工,首长的什么东西都能参与,首长就“离不开”秘书了,而秘书也就成了万金油。
我倒是有个建议,就像当年田家英向毛主席建议,为了提高农村干部的素质,搞了一个“农村工作六十条”;为了提高秘书工作者的素质,我们也别太复杂了,搞个“秘书工作三十条”,不知可否?
——秘书以为只要自己是为首长尽心尽责,就能由着自己的思路干,这未必是好事。秘书要通过自己的笔为首长分忧解难是无可厚非的,秘书可以删改某些首长的言辞也是无可厚非的。但这样做有两个前提,一是不能违背首长的本来意图,二是不能成为小人“清君侧”的口实。
整人要有口实,而恰恰是田家英自己提供了这种口实。让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并实事求是地看一看,最终导致田家英自杀的“篡改毛主席语录事件”。对此,就是不熟悉官场规则的哲学家艾思奇都好意提醒他:“主席的谈话,恐怕不便于删。
”而田家英依然我行我素,既改变了“谈话”的完整性,也抠掉了主席的核心想法。后来有人说这是田家英“为维护党的事业和毛主席本人的长远威望的义无反顾之举”。
我认为,此议不妥,这是秘书工作的规则,与秘书本人良好的动机无关。而且,公道地说,让田家英离职只有一个人可以做到,那就是毛主席,其他人不能也不敢为。反过来说,毛主席要让一个视为儿子的人远离自己也不是没有自己的理由的,也不是一件高兴的事情。现在许多人都说让田家英离开中南海是谁谁的主意,这是违背常识的,不足为训。
人们常说,伴君如伴虎,并将此作为一个贬义词,我不认为然。首长如虎,虎有虎威,首长不如虎,就成了病猫。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首长是不是应该像个虎,而在于秘书不能像个虎,这是这个职业的特性。逄先知在写了很长一段对田家英褒奖的文字后,写了这样一段话,在我们这样一个为逝者讳的国度里,还是挺耐人寻味的,他说:“田家英同志当然也不是十全十美的。
家英同志刚直不阿,但比较脆弱。在顺利的环境里,他往往锋芒太甚;而在受挫折的情况下,又缺乏韧性。”要知道逄先知可是田家英的秘书,对田家英习性的了解是远多于一般人的。我以为,此议甚是。
人物档案田家英本名曾正昌,1922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药店小老板之家。3岁丧父后,家境开始衰落,他读到初中一年级时,因母亡被迫离开学堂到药铺当学徒。他13岁便向报刊投稿并连连被采用,“田家英”成了他最常用的笔名。
1937年,15岁的田家英奔赴延安。他首先入陕北公学,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毕业留校成为最年轻的近代史教员。他当时给《解放日报》写了许多杂文,其中《从侯方域说起》一文,毛主席读后非常欣赏。1948年,胡乔木推荐田家英做毛主席的秘书。
此后,田家英深得毛主席信任,除任主席秘书外,还兼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1966年5月22日,田家英被通知“停职反省”,并被责令搬出中南海。他沉思了一夜,第二天便以死抗争,吊死在中南海里,年仅4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