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人女婿 周建人的为官、为人和为学(下)

周建人一生倾力治学,在哲学、生物、社会学、翻译等诸领域均有建树,尤其是哲学和生物学,更是浸润久长,见解卓越。

不过,虽然周建人名望高,著作多,但学历却很低。按照今天的说法,他只是个小学毕业生。他的这些成就,都是靠自学而来的。换句话说,他要比旁人付出更多的辛劳。

周建人的求学、为学之路颇为坎坷,个中曲折令人唏嘘。

周建人生于满清末代,这是新旧交替时期,也是新思想、新文化风起之时。按当时的习俗,小孩子的教育分两步走,略明事理的时候,就要开蒙了,就是要启发蒙昧,这一时期相当于今天送孩子上幼儿园,开始看图识字。第二步是从幼儿园出来后,就要上小学,这才进入真正的读书时代。

周建人的开蒙和读书都是在家乡完成的。

开蒙在旧式教育中是件大事,周建人开蒙时,他的祖父已经入狱两年了。一般人家孩子的开蒙,有约定俗成的课本,基本上就是什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的读物。不过,周家的祖父有些特别,他在对孙子的教育上,没有因循旧制,选用的开蒙教材也别具一格,他用的开蒙教材是《鉴略》。

这是一本简明的中国历史读本,可以使小孩子初步了解本民族的历史过程,没《三字经》实用,但比《三字经》深奥,起点高。这点倒显出周家的特殊来。

周家祖父的特殊教育,帮助周建人从小就打下了良好的国学根基,这对他日后的发展渐进大有裨益。

周建人9岁开始进入小学读书,学校的名字叫“会稽县学堂”,幸运的是这是一所新式学校,所学课程不全是“之乎者也”,而是德智体全面发展,已经有了今天学校的雏形。这种新式教育,对那个时代的孩子影响是巨大的,使他们有机会了解外面的世界,增长科学知识,培养科学的思维。在会稽县学堂几年的学习,是周建人受过的最系统的学历教育。

小学毕业后,他要考的中学是“绍兴府学堂”,这是绍兴的重点中学,也是周建人向往的地方。依照他的水平,考进这所学校是十拿九稳的。然而,此时的命运却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

考试是在早上进行的。为了赶考,周建人很早就做好了准备,因为从他居所到考场,是有一段路要走的。就在他兴冲冲赶到考场时,他迟到了,“吱扭”一声,他眼睁睁地看着考场关闭了大门,他冲过去,想哀求监考官放他进去应考,可任他怎么求告,考场的大门再也没有打开。周建人欲哭无泪,那“吱扭”一声,也就成了他心中永远的痛。

因为迟到而进不了考场,这极少发生的事,却偏偏发生了,又偏偏让周建人赶上了。这可能就是命运吧!

不久,没有考上中学的周建人也萌生了外出求学的念头,希望能像两位哥哥一样,离开家乡,求学深造。然而,家庭的现实,让他再次放弃了这个想法。他自己说:“我家弟兄三人,因老大、老二都到外面念书去了,我只好留在家里照顾年老的母亲。”这是一次无奈的选择,也是一次必须的牺牲。

造化弄人。在周氏三兄弟中,周建人学历最低,个子最矮,年少时时运不济,诸事不顺。周建人确实为此苦恼过,他直到晚年一直在抱憾两件事:一是他没有赶上绍兴府学堂的考试,读中学。二是没有能像两位兄长一样外出读书,读大学。

两件事对周建人的影响有多大,他自己有过讲述,他用绍兴话说:“一个人做事,千万不要 喔格 , 喔格 一声,就会遗憾一世的。”

“喔格”是绍兴土话,一个叹词,似有无奈或懊悔之意。

一声“喔格”,有几多无奈,又有几多可惜。我们不敢想象,如果没有“喔格”,周建人的命运又会是怎样呢?

好在周家是书香门第,读书是家传。不会因为一次失误就轻易放弃读书的理想。过去,我们常说这家是书香门第,那家是读书世家,其实说的不是家庭的藏书有多少,而是说这家人有读书的传统和习惯。这种传统和习惯不是一时养成的,它是代代沿袭培养出来的,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浸入人的血脉,挥之不去。

被“喔格”了的周建人在无奈中选择了自学,他也只有这条出路了。

看到弟弟的遭遇,明了弟弟的心情,在外读书的鲁迅此时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写信给周建人,鼓励他一边工作,一边自学,他甚至还帮助弟弟选择了自学的方向 植物学。鲁迅认为学习别的科学,都需要一定的实验设备,自学是比较困难的。但植物随处都有,可以自己采集标本,进行分类研究,因而这种学科适合自习。他特意从日本购买一些植物学书籍,寄回老家,鼓励周建人自修。

周建人回忆说:“他先后寄给我四本书:一本是德国Strusborger等四人合著的《植物学》,这是世界上最有名的第一本植物学,他寄给我的是英译本;另一本是英国人写的《野花时节》,是一本精装本,图文并茂,印刷得很精致;第三本是Jackson编的《植物学辞典》;第四本是《植物的故事》。还寄给我一架解剖显微镜。从此,我就开始学习起植物学来。后来自己也买了若干本书读起来,越读越感到有兴趣。”

鲁迅的鼓励和帮助带给周建人莫大的力量,此后,周建人一直沿着这条自学之路前行,他在家乡自学了植物学、英语,在北京自学了哲学,在上海期间又自学了德语。不断地阅读学习,不仅丰富了他的知识,而且开拓了他的视野,改变了他的世界观,使他具备了更广阔的胸怀和见识。因而,像妇女解放、民主人权、科学发展等等,那个时代最新的思想和意识,才能在他的心底扎根,并成为他关注的事业。

其实,在我们身边从来不缺自学成才的榜样,华罗庚、梁漱溟、叶圣陶、沈从文,这些人和周建人一样,都是只读过小学或中学,但都有所作为,发光发热。他们身上有着共同的特点,不畏难,能坚持,敢创新。

唐代杜荀鹤诗云:

窗竹影摇书案上,

野泉声入砚池中。

少年辛苦终事成,

莫向光明惰寸功。

这是自学者的写意,也是一个忠告: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自学之路是孤独而清苦的,周建人依靠自己的努力,开创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他在生物学、文学、翻译、哲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作为,而且,还都是开创性的贡献。

1934年,由陈望道主编的小品文半月刊《太白》,首先使用了一个新的文体名称“科学小品”,小品的内容主要是介绍一些科学常识。此后,这类科普文章统称为“科学小品”,这个词一直沿用至今。

周建人就是科学小品的创始者。

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周建人利用他掌握的生物、植物学知识,开始为一些报刊撰写科普文章,传播科学文化。他的科普文章中,有普及自然科学知识的,如《熊猫是怎样的一种动物》、《遗传和变异》、《谈谈龙和蛟》;更多的是宣传科学思想、科学意识的,如《战争·科学与民主》、《论人民应该多说话》、《科学信仰与迷信》等。

这些小文章属于那种看起来简单,写起来复杂的东西,它要求作者既要有专业知识,又要有精练通俗的文笔。一般来讲,所谓的大家不屑为,而小家又为不了。因而,这些文章一亮相,就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人们把它亲切地称为“科学小品”。

当年《自然界》的译作者,老一辈著名科普作家贾祖璋在上世纪80年代回忆说:“周建人在商务印书馆主编《自然界》时,就开辟 趣味科学 栏,专载内容比较生动的生物方面的文章。 趣味科学 可以说是 科学小品 或 科普文章 的原始名称。”

在风花雪夜的上海滩,和一些人的无病呻吟大不同,周建人倡导的“科学中国化,中国科学化,社会民主化”思想,带有很强的针对性,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封建遗毒深重的社会。他创作的这些小品文,不论从传播的内容来看,还是从传播的效果来看,似乎和他哥哥鲁迅的杂文一样,也称得上是投枪和匕首,也是启迪大众,蠲除蒙昧的良药。即使放在今天,读起来还是让人耳目一新,充满科学的魅力。

周蕖说父亲周建人:“他治学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生物,二是哲学。”

哲学是智者的学问,哲学的思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整理周建人的思想路线时,我们发现,从最初的进化论,到后来的人本主义、社会主义,周建人的思想不断地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他在与时俱进。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反对封建意识,追求民主科学一直占据着他思想的核心,尽管他历尽各种政治风波,沉浮于各种思想旋涡,这一点始终未变。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也进入了一个全面反思的阶段,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什么原因让一个民族堕入蒙昧?

在1978年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叶剑英元帅大声疾呼:四人帮“是封建法西斯分子”,我们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这个讲话,有意无意间被淹没在纸屑中了,很少提及。其实,仔细瞧瞧叶帅的定性,你会恍然大悟,他在说“四人帮”是“封建法西斯分子”。

1980年5月24日,党内元老李维汉对邓小平说:封建主义,包括它的思想体系、风俗习惯,在我们国家、我们党里反应相当严重,需要彻底清算,否则,很难保证“文化大革命”不再发生。这段话,同样语重心长。

邓小平也不含糊。他在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讲话的第四部分,着重论述的就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

对于中国人来讲,不论何时何地,思想的解放、对民主和科学的追求,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解放思想,是要付出代价的。周建人早年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过人类社会在发展进化过程中自身的进化,可是切中肯綮,入木三分,他认为:

人在社会生活中,确于无意之间急进的,好改革的,容易被淘汰;又真勇者难得长寿,道德商人不易致富一类的话,也不是违反事实的。那么,有利于社会的人,有比较不适于生存的倾向是真实存在的。其结果于是成为:因袭的,服从权威的,狡诈的,圆滑的适于生存!

中国人做了许多年代专制帝王手下的百姓且不说,又几次的被征服,几次被大杀戮,留存到今日的人自然是最精选的无疑。就智识阶级而论,多数是极稳健,多方面适应的。又许多是极善趋奉和有策略的,还有“东倒吃羊头,西倒吃猪头”的。

法国著名思想家帕斯卡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脆弱的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这段话套在周建人的身上,颇为合适。此时的周建人已经年过九旬,双眼基本失明,听力也差,手也发抖,几乎写不成什么文章了。

但他还是站了出来。

他努力用颤抖的手给《北京晚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写文章,主讲反对封建思想,崇尚科学,鼓励要进行思想革命。在他参与的各项活动中,思想解放是他逢会必讲的话题。他还特意请杭州西泠印社的同志帮他刻了几枚印章,上面刻着“爱真理”、“明辨是非”、“解放思想”、“独立思考”。

这几枚小小的印章,直到他去世,一直带在身边,形同座右铭。在周建人看来,思想解放是当今中国的头等大事,是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是提振民族精神的关键,这是他的肺腑之言。这一点,他和党内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惊人的一致。

改革开放初期,各种所谓的特异功能风行一时,周建人对这套封建的把戏很是反感,从不接受,他曾和叶圣陶一起站出来批判耳朵识字的荒谬。他一再交代家人说:“我死了以后,如果科研需要的话,可以解剖,什么都可以给,剩下的东西烧掉就行。”

有意思的是,晚年的周建人还惦记着另外一件事,就是重译《共产党宣言》。他一直觉得原来的翻译不准确,他在《译文琐记》一文中说:“第一版时叫《共产党宣言》,但在1882年恩格斯为俄文版写序言时,马克思、恩格斯把它称为《共产主义宣言》。 因此译本应该以马克思、恩格斯自己改过的书名为宜。”

重译《共产党宣言》成了他自己给自己定下的任务,没有人督促他,但他却孜孜矻矻,从不懈怠。一有时间,他就拿个放大镜看,看英文版、德文版、中文版,反复对照,在书上密密麻麻写上注释和注解,因为眼睛看不清了,写的字常常混在一起,两笔一行,一塌糊涂,别人既看不清,也看不懂。

周建人的女婿顾明远回忆说:“很多地方都是我在帮他整理,一直到他去世之前,他都在看,不断地在写,这本书我还留着,是他一个未竟的事业。”

顾明远拿出了周建人的手稿,上面果然写满了各式的语词和标注,这是一位几乎双目失明老人的笔迹,虽然有的字叠床架屋般地摞在一起,有的字迹扭曲变形,但其认真执著之态,仿佛跃然纸上

于是乎,在我们的眼前,依稀看到了一位老者,俯身爬在桌前,拿着一个放大镜,吃力地看着、写着,这是周建人留给我印象中的影像,有时,他的形象还会和记忆中的人物混淆在一起,大概就是中国传统的读书人共有的形象。消瘦、戴眼镜、俯身、执著地写着。

四、周建人的为人

我在查阅周建人的材料时,遇到些困难。

周建人长期担任国家领导人,又是名家名人,但是迄今为止,关于他的传记和研究书籍也只有两本,一本是重庆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周建人评传》,另一本是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周建人文选》。这两本书,前一本由周建人家乡绍兴师专的谢德铣先生撰写,后一本是由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宣传部编辑的。

至于其他的材料,只是零星散见于一些报刊,翻检出来的,都是周建人讲述别人的故事,没有周建人关于自己经历和事实的陈述,这让人非常可惜。

文字不多,图片也不多,我翻阅了一些周建人的图片,发现他总是很严肃地端坐着,表情冷峻,脸上线条很硬,鲜有笑容。不知是他固有的神情,还是编选者的故意。总之,看上去周建人很是孤傲,一种生而俱来的孤傲。

追索周建人的性格特点,还必须回到他少年时的家庭。一个人成长的过程,家庭给予的是基础的底色,长大后,虽会有千变万化,但是一旦风浇雨注,洗去铅华,看到的还是原本的底色。

古人讲,人生有三大喜事,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他乡遇故知。同样,还有三件不幸的事:少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这三件不幸事,对人的影响都是极大的。

不幸的是,周建人赶上了一件。祖父入狱时,周建人5岁,父亲去世时,他8岁,正是需要长辈教导关心的年龄,然而,“无父何怙”?在传统的家庭,父亲是一家之主和主要的经济来源,一旦失去,这个家庭会立即陷入困顿,失去栋梁的房子,除了倒塌,别无选择。

好在周家是个大家庭,有亲戚襄助,不至于衣食无着,但是精神和心灵上的负担,就不被外人所知了。再说,那个年代,没有人会想到这种变故对孩子的影响,但是烙印肯定会打在他的心上。

接下来的影响很具体,两个哥哥要在外求学,要求他留在家里照顾母亲。接下来,周建人17岁时当了教书先生,开始尝试着自立,要挣钱养活自己,兼顾家庭。一个月后,发了第一笔薪水,周建人把刚领到的8块钱拿回家,交给了母亲。没有人强迫他这样,但是他必须要承担这种责任。

学会自立、养家,这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而过早地承担家庭生活的重担,也是一个孩子早熟的标志。

周建人给人的印象,是忠厚长者、徇徇儒者,为人平和低调,不事张扬,有长者之风。但每一个人的性格都是多面的,是立体的,远不是表象那么简单。在60岁前,周建人一直在为生活打拼,做编辑、写文章、当教师,挣钱养家。

他要做的是证明自己的能力,独立地生活,独立地面对一切挑战。当年他随母赴京,走得很坚决。在京生活的不如意,因为家庭不和,他抛妇弃子,只身离京赴沪,也没有犹豫。解放前,他携妻带女,冒险离开上海到解放区,走得还是很果断。这一切,都显示了他不凡的个性。

对于周建人的性格,家人的说法,可能更准确。

女儿周蕖评价父亲说:“他的性格很硬。”女婿顾明远说:“他比较倔的,不愿意做的他绝对不做。”

顾明远特意提到:他们老两口说干就干,说要做什么事马上就做,不拖拖拉拉。比如,让我去查个什么资料,跟我说的很客气,不着急、不着急。可第二天就问我了,你查了没有?

有硬的一面,肯定就有软的一面。周建人与人相处,很在意他人的感受,处处在为别人着想。他常常喜欢和普通的老百姓交往,却很少见到他与官场的人来往。他的记性也特别好,与他交往过的人见面不忘。1957年他曾出访过尼泊尔,这也是他平生唯一一次出国访问,与他同行的有几位年轻演员,许多年后,他还常常提到他们的名字。晚年他曾到访过湖南韶山,在那里交谈过的老乡,他也一直记得他们的名字。

在北京他住的是四合院,为了安全,有关部门就在墙上架设了铁丝网,他搬进去后,就让人拆了。因为是平房,自己要烧锅炉,烧锅炉的鼓风机声音很大,有些吵。隔壁的邻居有意见,后来他听说了,就把鼓风机搬到靠近自己房间的一边,搬完以后隔壁邻居好了,却吵了自己。后来北京消声器厂的几个年轻人听说了这事情,就琢磨着搞了个小发明,专门要给他做了个消声器安在锅炉上,但被他拒绝了。为此他还写了一篇小文章,感谢这些年轻人。

1987年6月周建人、王蕴如和章金莱(六小龄童)于北京护国寺家中合影。

新中国成立后,周建人往来较多地是叶圣陶、茅盾、杨之华等几位老朋友,他们之间常有走动。他把叶圣陶看作挚友,他说:“这位老同志是我结交的朋友中最好的一位”。周建人怕老友们不便,有事经常是自己主动去看望。友人登门,他也是早早迎候,唯恐失礼。晚年常常有家乡的人来看望他,如扮演孙悟空的六龄童、六小龄童等。在他的朋友圈中,大家没有利益纠葛,都是君子之交。

家人说:他不喜欢交往,可能年纪大了,精力也不行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眼睛不好,耳朵也聋,跟人交往很困难,人家说话他听不太清楚,看人他也看不清楚,所以就不愿跟人来往。大多数时间他都是默默地坐着,听听新闻广播,或让秘书读读报纸,或在院子里走走。家人回忆说:很少听到他谈到个人什么事,谈到对某人怎么评价了,没有,很少很少听到这个。

1972年,陈毅元帅去世了。周建人很是伤心,他很尊重陈毅。抗战时期,周建人在上海失业了,他想到解放区去,但是他有肺病,行动不甚方便。陈毅得知后,专门派人送来1000块钱,让他养病,劝他说,解放区条件艰苦,不利于养病,还是在上海为好。

对于陈毅的义举,周建人一直心怀感激。然而,举行陈毅追悼会的时候,有关部门以为周建人尚在杭州,便没有通知他参加,使他丧失了与元帅最后告别的机会,这让他很是恼火,他一路追问,到底是哪里出了差错?直至办公厅的同志当面道歉才罢。为了弥补遗憾之情,他又专门到医院,看望了陈毅的夫人张茜,这才稍安。

周建人和嫂子许广平、侄子周海婴早年也有来往。他比许广平大几岁,因此他对许广平直呼其名,周海婴则叫他“三爹”。而他的几个女儿则按照上海人的习惯,管许广平叫“妈妈”。

我问顾明远:“在北京,周海婴经常去看他吗?”

顾明远回答说:“过年、过节会来的。”

我再问:“和周作人的家里有来往吗?”

顾明远说:“没有,一直没有来往,子女也不来往。他本来对周作人的一个儿子周丰一挺好的,也有一些来往。周丰一原来在北京图书馆工作,但是,反右时当了右派,他也不再来找他了,也就断了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