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钟的后代 揭秘傅斯年生命的最后一刻 台湾大学校长成他生命终点
后来他留学欧洲,回国办研究所,做学问,当大学校长,在学术界风靡一时。作为知识分子,他既与国民党关系密切,又不时对政治腐败与国计民生提出尖锐的批评,一时舆论为之瞩目。
得知南京即将易主,一直病痛缠身的傅斯年,甚至想过追随陈布雷、段锡朋之后,以无量安眠药,了断余生。只是世势的催逼,使得自杀都俨然成为一种奢侈。
台湾大学校长成了他生命的终点,留洋七年后他一直鼓吹以最西式的方法整理中国学术,面对危局,却毅然在台大大一新生中推行孟子阅读,甚至奖掖以此作文的优胜者,苦心积虑,培植学生的浩然之气,在风雨如晦之时,都转向古圣的心性之学,藉以纾困解忧,内心的忧虑与悲凉,可谓山河同悲。加上身体已不堪病魔摧折,心里则背负家计之忧与校务之繁,拼命腾挪其间。
义愤与感发的交集,使得台湾大学的工作,虎虎有生气。从傅氏对青年的万般呵护,恍然可以窥见他勾践式的梦想,这样一拨青年,后来不少人都成为掀起宝岛巨浪的历史推手。
压倒傅斯年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台湾省参议员的无理纠核。
当时,台湾粮食紧张,即使是台湾大学学生也吃不饱,傅斯年作为校长,一有机会,就会给学生办交涉,为他们争取增加菜金,要求在春节、端午和中秋给学生加菜,尤其是挑选最肥厚的猪肉,让这些青年人能有一顿好饭。
不少学生患了肺病,他特意在操场盖了一排小屋,供这些学子居住,为了避免蚊虫叮咬,还装上窗纱,又专门给他们每人每天一颗鸡蛋与一小瓶牛奶,可谓无微不至。
1950年12月20日,由于台大教育器材失窃,部分奖学金有被移作宿舍内部工程之用的指控,傅斯年被迫到台湾省参议会接受参议员郭国基的质询。
其实宿舍一事,傅斯年原计划是楼上每间住十二人,楼下房间全部用于学生读书,但学生觉得不方便,于是楼上楼下每间都住六人,其余空间可以放书与行李。
郭国基对此不依不饶,提出“学生睡上下铺,为什么不能每个房间都住十二个人?”傅斯年说,如果这样,学生书桌无处放。针对傅斯年提出修临时教室,郭又提出教室白天上课,晚上不上课,似乎觉得教室晚上可以用于作息,傅斯年心情极为激动,“我们的教员当然不能白天晚上都上课,但我的学生的流民吗?我们又不是流民收容所!”话音刚落,傅斯年脑溢血突发,瞬时昏倒会场,送到医院,不久就惨然病逝。
郭国基则潜逃,谎称逃回宜兰,实则潜伏起来。学生群情激奋,要求政府还其傅校长,甚至差点引起军警干预。无奈一代雄才竟然在内忧外困中与世长辞。
尽管傅斯年执掌台大仅仅700余天,可台大人始终将他视为“台大的守护神”,为了纪念他们这位创校校长,台大特意将其骨灰埋在校园中,并且树立了一座傅园,让他们的老校长伴随着心爱的学生成长。
不久启用的傅钟,则俨然成为了台湾大学的象征,每堂上下课都会钟响二十一声,这源于傅斯年曾说过:“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剩下三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