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列阳辩护过的高官 律师为落马高官辩护的背后故事

十八大之后落马的省部级以上官员已超百人,这些落马高官是否都会请律师辩护?为“老虎”辩护是否会遇到来自各方的压力?记者近日专访了几位曾经为落马高官辩护的律师,他们讲述了为这些“老虎”辩护的背后故事。

面对律师称自己“其实不是真的爱钱”

北京市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钱列阳曾经担任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辩护律师。他接受采访称,很多官员被抓后会觉得很委屈、很冤枉。 有的人面对辩护律师时会反复强调,自己其实并不是真的爱钱,接受别人的钱物只是出于礼貌,不好意思拒绝和退回,就先收下来,交给秘书或是放在办公室,连动都没动过。

钱列阳给记者讲述了一个他办过的案子:某个部级高官的儿媳妇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月月拿工资,却从不上班,只需写所谓的市场调研。但几年下来,她实际上没写过一份调研报告,钱却拿了一百多万。这个官员出事后,在看守所会见时他说,这些钱自己一分没拿,此事和他无关。儿子身体不好,儿媳在家照顾,在外兼职有收入,他觉得没什么问题。

“这是他们陷入了对受贿行为认知的法律盲区。按刑法标准,无论钱花与没花,只要事实上占有了这些财物,受贿行为就成立。”钱列阳说,“老板实际上是在向官员行贿,而官员并未拒绝,这是一种放任。受贿的故意有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放任就属间接故意。”

贪来的巨款放哪让他们很纠结

钱列阳告诉记者,让贪官们最痛苦的就是把收下的巨款放在哪儿。他们也知道这些是违法收入,既不敢存入银行,又没有投资渠道,还不敢大量使用。 北京君永律师事务所的许兰亭律师说,一些官员认为收的钱物放在家里最安全。他曾办过一个铁路局副局长的受贿案,这个人收钱后专门租了一间屋子存放现金,有七八千万。

这些官员在位时没机会花这些钱,收钱的目的是为了退休后养老用或留给儿孙辈,或给情人使用。

贪官们通常是在听到要被调查的风声后开始转移财产,大多会把财产放在其信得过的亲戚家或朋友那里。一旦案发后,他们一般都会交代出来,办案人员就会找到其亲戚朋友把赃款收缴上来。

钱列阳曾遇到过某个贪官,通过儿辈给孙辈在香港一次性购买了巨额保险,结果是孙辈可能确实受益了,但官员本人和他的儿子却都成了阶下囚。

一些落马官员不请律师

有相当一批落马官员认为,认罪态度能决定一切,他们落马后不愿意找律师,认为不找律师是向组织表明其非常配合,不愿意让组织感觉到他们在抵抗。 钱列阳说,“我在2013年2月接受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为刘志军提供法律援助,他开始就不接受律师的帮助。”

也有的官员认为请律师要花钱,本人被抓后家里的经济条件已经很不好了,家人今后还要生活,不想再支出一笔费用。

许兰亭律师曾为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等多名省部级落马官员辩护。在他看来,律师费用的高低也是官员家属们考虑是否聘请辩护律师以及请什么样的辩护律师的因素之一。

许兰亭说,如果落马官员本人或其家属不委托辩护律师,法律援助中心就要为其指派辩护律师。按照法律规定,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的案件,被告人必须有辩护律师。按刑法规定,贪污受贿十万元以上就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死刑,现在的高官贪腐案涉案金额动辄几千万甚至上亿,必须要有律师为其辩护。

司法部和各省、市都设有法律援助中心。一般来讲,案件在哪个地方办理,办案机关就会通过当地的法律援助中心指派辩护律师。比如薄谷开来案就是由安徽当地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为其辩护的。

向律师索要家人照片以获慰藉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的梁雅丽律师接触过不少落马官员。她说,官员在落马后最担心的是家人的生活处境,最怕自己的事情会影响到家人的生活及工作。“亲情是他们心底最柔软、最脆弱的部分,也是最容易被触动的。”梁雅丽说。

很多落马官员会对自己以往曾忽略的亲情感到悔恨,非常在意老人的健康、儿辈和孙辈的生活和学习状况。有些贪官家的老人因受不住打击而病倒甚至去世,律师此时常会编些善意的谎言,告诉落马官员家里一切都好,让他们能以平和心态配合案件调查。

一些在看守所被囚禁的官员还特别希望看到儿辈特别是孙辈的照片。他们见到照片相当激动,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安慰。

梁雅丽说,官员落马后,除了办案机关工作人员,辩护律师是和他们接触最多的人,也是他们唯一能了解家人情况的通道。在与辩护律师建立信任之后,他们会跟律师聊他们的“成长”历程,甚至于一些隐私。 (摘自7月13日《法制晚报》汪红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