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娜博士 张俐娜院士:所有研究都要考虑应用前景

"我觉得,所有研究都要考虑应用前景。我不想做没有用的事情,不然对不起这一辈子人生。我知道自己搞不了工程,但至少可以提供技术。"

人过七十古来稀。张俐娜最耀眼的时刻,却在古稀之年,姗姗来迟。

2011年3月29日,凭借首创的一种低温水溶剂“秘方”,张俐娜获得美国化学会安塞姆佩恩奖,成为半个世纪以来获得该奖项的第一位中国人,她时年71岁;8个月后,她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是武汉大学校史上唯一的一位女院士。

“成为院士后,觉得担子更重、也没有以前自由了”,12月12日,出差在外的张俐娜接受了记者专访:“最不喜欢别人叫我‘张院士’,还是‘张老师’更中听。”

花企业的钱精神压力大

记者:您还记得第一次去工厂做实验的情景么?

张俐娜:当然,那是最艰苦的经历。大概是1986年,洛阳一家塑料厂找上我,想做新型可降解塑料薄膜的工业化。那时,我自己没有钱做实验,如果没有工厂来找,根本就没法做中试,所以很快答应了。但去了才发现,那是非常小的一间工厂。

每天,我都要挤公交车去上班,有一次把肋骨撞了,疼了1个月;厂里经常停电,我就和学生点着蜡烛,调配试剂。条件差,试剂配得不好,我精神压力非常大。这家工厂为了做试验,大概投资了30万元。我花了人家的钱,一定得把东西做出来呀!这期间,我父亲去世了,我都没有回家。

记者:您在这家工厂干了多久?

张俐娜:大概有两年时间。膜做出来了,功效也不错,但我当时还在用酮氨法,成本高,这个工厂也没钱继续投入了;好在又有一家孝感的军工企业请我去做实验,条件改善不少;再往后,我开发了新溶剂,在湖北化纤、江苏海安、唐山三友陆续做实验。

记者:26年您辗转5家工厂,为什么这么辛苦地坚持要做工业化?

张俐娜:我觉得,所有研究都要考虑应用前景。我不想做没有用的事情,不然对不起这一辈子人生。我知道自己搞不了工程,但至少可以提供技术。

还有一件事触动我。在日本回国后不久,我接待了一位日本学者。他说:“日本的粘胶纤维工厂都关闭后,还以为旧设备都卖给韩国了,原来都卖给中国了”。我听了,心里非常难过。就因为中国太穷、技术不发达,还要做这种对环境污染很大的产业。所以,我就下决心,要通过技术研发,改善这种工艺。

企业不找,我也得写文章去

记者:现在很多大学老师热衷写文章、搞理论,但能转化为产业的并不多见吧?

张俐娜:不是老师不想做产业,而是导向机制有问题。写文章可以评职称、拿经费,大家当然都急功近利去写文章了;做应用既艰难,又难以获得经费,老师怎么去做?如果没有企业主动找我,我也得去写文章去了。

记者:在武汉的层面,怎么才能较好改变这种局面?

张俐娜:据我所知,江苏省政府每年的科研资金,是湖北的8-10倍。现阶段,中国的大多数企业,还没有形成自己搞研发的习惯和机制。特别是国有企业,领导干几年就换了,而搞研发,需要长时间的投入。

所以,目前,还得靠政府来引导、扶持产学研转化。一是提高资金投入,二是科研经费的分配应该充分考量研究的产业化前景,并向产业化倾斜。而不是谁会跑关系,谁就能拿到经费;也不能为了谁都不得罪,就像“切蛋糕”一样平均分。

武汉是老工业基地,工业底子很好。现在,政府又推“工业倍增”。应该多投入资金,支持企业技术改造,促进新技术的工业化。

记者:对于武汉做工业化实验的企业,您有什么建议?

张俐娜:唐山三友化纤的经验值得借鉴。他们一步步稳扎稳打,先把新技术的每一个指标,都提高到产业化的指标,比如溶解度开始、纤维拉伸、回收率等,再着手建立生产线。这样看似进展慢,但不需要返工,走的是“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