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文福访谈 筑梦者:诗人叶延滨访谈录

(在中国传媒大学成立五十五周年前夕,笔者采访了该校校友叶延滨先生。)

一、人物简介

叶延滨,男,1948年11月17日生于哈尔滨,当代诗人,散文家与批评家。作品以诗歌为主,兼及散文、杂文、小说、评论,中国作家协会第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0年随父母南下到武汉,1952年离武汉进四川,1959年前在成都读小学,59年随“下放锻炼”的母亲到大凉山区生活,1968年在大凉山的西昌高级中学(西昌一中)毕业,到延安李渠公社插队当农民,插队期间曾担任生产大队副队长。由延安军马场招工当牧工、仓库保管员,因保护国家财产被吸收入党,调陕南略阳的工厂当团委书记,1977年调四川西昌地区文工团任创作员及地委宣传部新闻科报道员。

1978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文编专业,在学校期间发表的诗作《干妈》获中国作家协会(1979-1980)诗歌奖,诗作《早晨与黄昏》获北京文学奖,读大学期间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82年毕业后到四川成都,在《星星诗刊》任编辑,副主编、主编共十二年。1993年评为正编审并首批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由国家人事部调入北京广播学院任文学艺术系主任。1995年调到中国作家协会《诗刊》杂志社任副主编,2001年任《诗刊》常务副主编及法人代表。2005年7月起任《诗刊》主编至2009年四月,共十四年。在北京工作期间,先后担任国家级文艺奖项评委有:中国广播文艺政府奖评委、中国电视文艺星光奖评委及鲁迅文学奖一、二、三、四届(诗歌)评委会副主任等职。

迄今已经出版的文学专著,诗集有《不悔》(1983年)、《二重奏》(1985年)、《乳泉》(1986年)、《心的沉吟》(1886年)、《囚徒与白鸽》(1988年)、《叶延滨诗选》(1988年)、《在天堂与地狱之间》(1989年)、《蜜月箴言》(1989年)、《都市罗曼史》(1989年)、《血液的歌声》(1991年)、《禁果的诱惑》(1992年)、《现代九歌》(1992年)、《与你同行》(1993年)、《玫瑰火焰》(1994年)、《二十一世纪印象》(1997年)《美丽瞬间》(1999年)、《沧桑》(2002年)、《叶延滨短诗选》(2003年)《年轮诗章》(2008);出版的文集有《生活启示录》(1988年)、《秋天的伤感》(1993年)、《二十二条诗规》(1993年)、《听风数雁》(1996年)、《白日画梦》(1998年)、《戏说神游》(1998年)《永恒之脸》(1999年)、《梦与苹果》(1999年)、《叶延滨散文》(1999年)、《路上的感觉》(2000年)、《储蓄情感》(2000年)、《擦肩而过的影子》(2000年)、《诗与思》(2001年)、《黑白积木》(2001年)、《叶延滨随笔》(2002年)、《从哪一头吃香蕉》(2002年)、《烛光与夜声》(2003年)《叶延滨杂文》(2004年)、《世界的理由》(2008年)及诗文集《叶延滨文集(四卷)》(2004年)、《时间画像》(2008)等,共四十部。

作品自1980年以来先后被收入了国内外四百五十余种选集以及大学、中学课本。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法、俄、意、德、日、韩、罗马尼亚、波兰、马其顿文字。代表诗作《干妈》获中国作家协会优秀中青年诗人诗歌奖(1979年——1980年),诗集《二重奏》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新诗集奖(1985年——1986年),其余还有诗歌、散文、杂文分别先后获四川文学奖、十月文学奖、青年文学奖等50余种文学奖。

二、 造梦

叶延滨对母校说:在这个传媒时代,作为当今朝阳事业的一份子,做一个心智健全的人,一个有创造精神的人,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一个快乐并且给他人带去希望的人。

1978年,全国恢复高考以前,叶延滨已是地委报道组的报道员了,常常跟着市委书记出去采访,给省报给北京发稿子。领导也不愿意放他去考大学,劝他说上大学回来就不一定还能有这个职务了。他称自己是被一颗树给砸进大学里面的。

一天他骑着自行车经过小巷子去上班。哪知巷口的树上一个工人在剔枝,谁也没看见谁。结果剔下的一个碗口粗的枝桠就砸在叶延滨的自行车上,他自己被甩出去三米多,全身都是血。医生说至少要在家休息半个月到一个月。

他想在家躺着没事干,还不如复习呢。由于他的数理化在高中的时候学得较好,重点就放在文科的复习了。他买回了中国地图、世界地图、、历史年表,他给文科复习编了个口诀:地理一大片,历史一条线。然后每天就按照复习提纲,把所有的知识串起来。

结果他的的、历史成绩和数学成绩都在九十分以上,成绩拔高不少,成为当时他所在地区的“文科状元”。那个年代的高考录取真正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那个地区当年北京的重点院校只招收两个学生,一个名额是北大的图书馆学,一个就是广院的新闻系文艺编辑学。

当时有一条规定为“有特殊专长的学生可以优先录取”。叶延滨考虑到当时自己已经发表过作品,对录取有保证作用,就弃北大报考了广院。

当时的广院虽然比较小,但是也是很不错的学校。“我说啊学校小对学生是好事。因为学生是分子,校长是分母。学校有五万人,校长很牛;但是学生都是五万分之一,学生就很惨。当时见院长是很容易的事,院长跟我谈过话,副院长跟我谈过话,反正所有领导都跟我谈过话。”他自豪地笑。当时的班主任比他小五岁,因此他写过一首在广院很有名的诗,题为《写给比我小五岁的班主任》。同学之间年龄也比较悬殊,最小的15岁,是老大哥叶延滨年龄的一半。虽然文艺编辑系只有三十几个学生,但大家思想很活跃,经常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非常热闹。出了事情又不好意思让年轻的班主任出面解决,大多是叶延滨去摆平。

比如当时有个同学写党员转正申请,说自己要转正的理由是“我们党的威信太低了,年轻人要去挽救党”。领导看了很不高兴。叶延滨就得挺身而出去做检讨。还有出墙报,一说共产党,要说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光产党,加很多定语。他们认为伟大应该属于历史,光荣应该属于人民,正确应该属于实践,只需要说“我们的党”就行了。与中央精神不符,又是一场风波。再如学校要选一个人当区人民代表,已定了某个系的书记。文艺编辑系的一个学生说不行,我要出来竞选人民代表。系里的同学就帮助他竞选,让大家投某某某一票。竞选宣言也非常有意思:你想改善食堂伙食吗,请投某某某一票;你想让领导更了解你的想法吗?请投某某某一票。很认真地帮助他竞选。

除了状况不断,这届学生创造的奇迹也不间断。比如文革后全国第一次文学评奖,诗歌类评出了十几个人,叶延滨名列其中,很是为给广播学院长了脸。还有当时中国作家学会只有一千多个会员,他在广播学院当学生时就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这是很牛气的”,他又笑,“而且我当时还没出一本书,那肯定就是少年得志了”。1982年首都合唱节上的那首《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是叶延滨写的词,当时写了一组,现在只剩下这一首。那一组歌在合唱节上极为风光,广院学生的表演赢得了满堂彩,把中央级的合唱团都给比下去了。

叶延滨在描述广院生活的时候,用了三个“很”:大家很关心国家的事情,思想很活跃,学习很努力。在他的眼中,那时发展中的广院,处于重要的黄金时期。当时学校培养的人才如今在广电系统的不同岗位上承担了重要的角色,成为了各个领域的精英,推动了广院有更大的发展,更大的知名度,让大家不断地看到希望。同时,他的大学生活也非常快乐。“考上大学就表示你是国家公务人员,国家就一定会给你分配一个职务,因此大家对前程没有什么忧虑。而且客观地说,我们面前是一片空白,十几年的文化荒漠需要很多人去重新建设复兴,所以机会很多。大家只要努力,都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位置,就能收获。今天的你们从一方面来说比我们幸运,不用去下乡,不用去吃苦,不会呆在农村想着要回城。但是你们进校门很容易,出校门很难,现在的孩子考不上大学很不容易了。像我们那个时候考上大学就是衣食无忧了。”

1994-1995年,叶延滨任广院文艺系主任,他对自己在这个岗位上的表现尚感满意,因为当年31个老师投票打分,有29个老师评了“优秀”,但他与诗歌逐渐疏离了。就在他志得意满,准备在广电系统大干一场的时候,一纸调令把他调去了《诗刊》,他被重新拉回到了诗歌的道路上来。

三、追梦

A:采访对象作品简介

叶延滨写的虽是自由体新诗,但他是在据有丰厚传统文学尤其是古典诗词与中国民间文学元素的基础上,较完备地实现了与现代中外新诗的相谐对接。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他固然也在探索并实践着新诗形式的最好选择,但更投入的是在诗的内蕴不断精到上下真功夫。他的诗,从表面上看似乎不大重格律,实则于句式、节奏、音节等方面在不违诗意的前提下也尽求讲究。譬如说,他并不排斥押韵,尤其是早期的一些诗作往往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韵脚,当然更多地是注重诗体的灵动而忌板滞;还有如果仔细留意的话,他在字、词的使用上十分用心,有时以古典诗词的炼字炼句喻之亦不为过。这样的例证比比皆是。

应该说,在对诗歌诸种元素的成功融合上,在易于为众多的读者接受的新诗的内质与形式的相谐融合上,三十年来诗人叶延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也许在一般读者心目中,延滨的散文作品是偏重于随笔一类。这在总的数量上大致是不错的。但我更注意到,延滨的“纯”艺术散文或者说是富有意韵的散文不仅有相当的数量,而且质量也都臻于上乘。更值得称道的是:他的这一类散文自成风格,这种风格就是外在文字上不事张扬,却绵密简约;独特的思绪与诗质的韵味浓缩在不长的篇幅里,读时需要细品才能识其真味。总的说来,不难体味到是诗人的散文,同样与他的诗近似,不是那种扬厉奋张型,而是质重耐品渐入佳境的那种。所以我说,这也是一种高品位。这样的散文在延滨的笔下是经常能够流溢而出的。

他的随笔对于人生轨迹之曲曲折折,对于生活中的形形色色,认识相当精辟,思考极其深刻。他的杂文的确有他迥异于一般的风格特征。他的杂文很贴近人生,贴近人性,贴近生活。表面上并不剑拔紧张,声色俱厉,但棉里藏针,内在的锋芒是很锐利的。往往是随意调侃中即能戳中讥讽对象的要害。这是一种比较“文气”的杂文,一种更有气度更有穿透力的杂文。——石英《诗文并峙,卓异辉映》

叶延滨发表的第一首诗,是在1973年的《解放军文艺》上。当时他在秦岭山里当宣传干事,经常写一些新闻报道。看到当时中国唯一一本刊物《解放军文艺》上的作品,觉得自己也可以做这样的尝试,就在写新闻报道的同时写一些小诗。

写了大约一年,发表了一首名为《女队长的话》的诗。这首诗歌的发表并不容易,但叶延滨对它的评价并不高,认为“基本就是顺口溜”。这首诗发表以前,他接到邀请参加陕西省联合编辑部召开的一个陕西省诗歌创作座谈会。

他兴冲冲地赶去会场,去了之后却傻眼了。到会的都是些小有名气的诗人,叶延滨是全场唯一一个没有发表过作品的“业余创作者”。在场的一个主编是延安的老干部,他说叶延滨虽然没有受过严格的训练,但写东西很有自己的想法,开完会就把他留在编辑部了。

从此以后,叶延滨成为了《陕西文艺》诗歌组的一员,负责登记来稿,接待随时来访的作者(比如路遥、贾平凹、陈忠实),给作者写退稿信……编辑还可以看图书馆里封存的所有的书,一次可以借出10本来。在那个“绿洲”,他读完了很多人的诗集,知道了诗歌原来是这样的,他的诗歌生涯开始了。

1980年的夏天,《诗刊》邀请叶延滨这位已在刊物上发表不少作品的诗人参加青春诗会,一首《干妈》终于让他声名鹊起。这首诗的内容都是他去延安插队住在一个老农民家的生活细节,表达了他对一个农村老太太的感情。三十年后的今天读这首诗,依然可以让人潸然泪下。

但是叶延滨有他自己的委屈。他说就创作技巧而言,他今天写的许多诗,技巧要比《干妈》纯熟得多;就诗歌意旨来说,他很多诗歌所表达的也要比那深刻得多。这三十年来,他的诗歌水平呈现的是上升的曲线,但是说起叶延滨的成名作和代表作,人们一定异口同声:《干妈》!

在那个年代,这首诗引起过两千万插过队的人的共鸣,这首诗在任何一个大学朗诵都会让人掉眼泪。所以也许他后来写的诗歌比那这首诗好得多,但由于社会关注度拐弯,他其它的好作品并不为人们所熟知。

所以他说“写作,对于诗人来说就是一种天职。只有写作,才能表现诗人对世界、对人生、对自己情感的一种敬重。但是好与坏、成不成名,完全不是自己决定的。”

在谈话中,叶延滨反复强调的“一个优秀的诗人一定要是让人热爱生活的人,一定要是健全人格的人”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有的诗人写作的时候是诗人,谈话的时候是诗人,过日子也在作诗人,他在大街上走路的时候也要把样子做出来让别人觉得他是诗人。这种诗人好比是硬盘极小的电脑,不能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中随时转换角色。事实上,一个有着健康人格的诗人写作时可以心无旁骛,此时他不是一个官也不是一个谁他就是一个诗人,这个世界就是他主宰的;而当他回到家里的时候该当爹的当爹该当儿子的当儿子;在上班的时候该指挥别人时指挥别人该听领导呵斥时听领导呵斥,他的角色要不断转化。一个优秀的诗人一定健康的健全的长寿的,否则的话他就承担不起社会的重任,不能面对这个复杂的社会,他会崩断的。

四、探梦

A:新诗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经有三个领唱的群落:归来者,朦胧诗人,还有新来者。这第三个群落常常被一些人忽略。历史证明,新来者的影响其实最持久,其实最应该不被矮化或忽略。他们既在使命感上与归来者相通,又在生命感上与朦胧诗人亲近,他们的艺术之路很宽广。像傅天琳、吉狄马加、雷抒雁、李钢、李琦、李小雨、林子、刘畅园、刘小放、刘湛秋、刘祖慈、梅绍静、桑恒昌、杨牧、叶文福、朱增泉、张新泉、张学梦、张烨、赵恺、郑玲、周涛都留下了长期流传的篇章。叶延滨的坐标属于新来者,他是这个群落的翘楚,这是打开延滨的诗歌世界大门的钥匙。不懂此,就会不懂延滨。

我记得他曾说他的诗是放在三个点组成的平面上的:在时代里找到坐标点,在感情世界里找到和人民的相通点,在艺术长河里找到自己的创新点。这其实可以视为是新来者共同的艺术追求。

人文底蕴和生活积累使得延滨拥有做优秀诗人的前提。延滨的诗的精神向度是现代的。他站在今天去审视世界与历史,这样,他给与读者的就是以现代的太阳重新照亮的世界,使读者享受到一种属于自己时代的美感。                                      

叶延滨在中国资历最长、最有影响的两家诗刊《诗刊》和《星星》都担任过主编,这是前无古人的。——吕进《开门落“叶”深》

在当今诗坛上,叶延滨堪称实力派诗人的代表之一。迄今为止,他已出版《二重奏》等20余部诗集,并获国内数十种重要奖项。叶延滨诗歌之所以备受关注并独具魅力,是有其艺术追求的内在深层原因的。综观叶延滨的诗歌创作,对“生命存在的本质及其价值”的不断追问正是其艺术追求的本色所在,并由此构成生命书写的亮丽风景线。凭借着由生命的自我体验出发的对于生命存在的自我追问,叶延滨思考的哲学支撑点实现了由“自我生存”到“自我实现”再到“生命本体”的转换,使得他对生命意识的体认与思考不断深化,从而建构了一个富有生命意味的独特诗美世界。——吴晓《论叶延滨诗歌的生命书写》

叶延滨是诗人,这个诗人是个明白人,叫做读书明理,叫做体察现实,人情达练,思考斟酌,不粘不滞,自有主张。就是说,他一不人云亦云,二不上当受蒙,三不本本条条,四不刚愎自用,五不大言欺世,六不自欺欺人。所以我爱读他的随笔杂文,觉得他言而有据,有独得之妙,有机智和灵性,有见解。

他的记叙文与忆旧性散文也写得好,有一种平和,有一种沧桑感,有一种明晰,说得再好一点就是我爱说的清明。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状态。如此这般。难得有一个人写文章而不吹嘘,谈诗论文而不卖弄,世事洞明而不油滑,自然风趣而不轻飘。读叶延滨的随笔散文,你会学得聪明、不受骗和有节制。——摘自王蒙《叶延滨随笔》序

90年代初期,中央电视台有个诗人写过一篇文章叫网络诗歌的设想,把稿子投到了《诗刊》。诗刊某编辑对此文批了四个字---“一派胡言”。哪知道现实发生得这样快,一年以后网络诗歌就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这位作者的文章在其他地方发表了,转了一年以后被曾经看过这篇稿子的《诗刊》看到,忘记自己曾经退稿,又给转载了。

网络文学发展的迅猛几乎超出大多数人的想象。当然网络文学由于缺乏“把关人”, 背景不一而足,水平参差不齐,基本上是漫坡放羊,在一种无序状态中人们一下子发现没有什么标准、门槛、大师、经典,只有点击率。

叶延滨认为在网络媒体上走红最后成为纸媒的大多是有推手的。从一段一段在网络上发到成为纸媒到被捧红,这是一条流水线的过程。

今天无论电影电视还是纸媒都进入了“精神生产的产业化”,这个产业化是一步一步垫出来的。如果十年前让小沈阳站在台上,人们也许会把他关入疯人院。但是有他师父在中央电视台十年的经营,他再亮相,人们就接受了不男不女。

我们忘记了我们曾经根本不能接受,因为他和中央电视台两个搞笑大师站在了一起,一个是赵本山,一个是毕福剑。因为我们承认了这两个人,我们就捎带承认了他。我们的审美完全被两位搞笑大师搞乱了。

“所以在这个时代,我曾经讲过,这种承认是一种商业操作,集团生产的结果。精神产品集团生产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东西呢?不男不女成为我们现在审美的标准。超女为什么要推出李宇春,因为她跟以前不一样,吸引眼球,有卖点。女的超过女的就叫不男不女,男的我们看毕福剑、赵本山看烦了,也看出个不男不女,觉得还可以。超女和赵本山他们的两家共同产生出来的人都是不男不女,这就是精神产品集团化生产出来的产品。”

当然对于中国这样长期习惯于文化从上往下传达的国家,网络媒介也有好处。这个虚拟世界打破了这种自上而下,使社会平等,但这个平等会有一定的问题。民主和平等对于一个教养良好的民族来说是非常好的,但是中国的老百姓没有受过民主的熏陶,没有平等概念,所以在网络上也想有人想从上往下纠集一个团儿,也想以势压人,这在别的国家是没有的,同样这些也能反映我们的民族修养、我们这种传统的薄弱。因此你要在网络上要客观的看待事情。

网络上有人对叶延滨的评价是“压制新生力量的文化腐儒”,理由大约是他是唯一一个在《星星》和《诗刊》两个最重要的诗歌类期刊当过主编的诗人。他在《星星》的时候,《星星》虽为地方刊物,但其发行量曾经超过了《诗刊》,社会影响力不弱于《诗刊》,举办的活动不少于《诗刊》。

他在《星星》的办刊理念是:只发作品,不谈主义。在盛行批判的八十年代,《星星》是大抵是唯一不批判的杂志。到了《诗刊》,叶延滨十分之九的时间在考虑怎么经营。

“国家给我十分之一的钱,我就要全心全意地为国家办好这份刊物,这个叫做社会担当。”他说,“十分之九的经费都是我自己筹集的,所以有人骂我官僚我一点都不生气,因为我知道我做了什么,很多人都不了解这个体制。

全世界任何一个诗人只要知道叶延滨一个刊物能养活四十多个人,不论他自己多牛都会向我致敬,没有第二个人能办到这件事情。当然现在国家也增加投资了,我自己也退下来做一个专业的诗人,参加一些诗歌的活动,可以说现在是我生活的黄金时段。”他又自豪地笑。

五、论梦

早晨九点多,我在叶老师的家里见到了他。此前一天,他刚从青海诗歌节归来。在电话中我问他采访是否要安排在下午,您可以好好休息。他说不必,下午还有事。精力充沛,我想。他一如大家所描述的年轻,起码比真实年龄年轻十到十五岁;健谈并且思路清晰,从一个点引出一条线画出一个圆,不会滔滔不绝离题万里;乐观,那种经历过太多跌宕起伏的安然和喜乐。(注:此文是北京传媒大学为纪念建校五十五周年对校友叶延滨进行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