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的子女 读《我是怎么被打成“胡风分子”的》有感
2013年第八期《炎黄春秋》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是怎么被打成“胡风分子”的》。该文作者是原黑龙江作协主席鲁琪。鲁琪被定为“胡风分子”的原因很简单:他与徐放是同学,且关系密切,而徐放是所谓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所以,他就“理所当然”地成了“胡风分子”。
实际上鲁琪根本就不认得胡风,且通过内查外调也没发现他们之间有丁点联系,可这并不耽误定案,没联系也可以是“反革命集团”成员。用鲁琪自己的话说:“证据不证据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要你‘是’,所以你一定就得‘是’。”因为这“是要我成为‘反革命’的人的政治需要”。
像鲁琪这样互不相识,却成了这个所谓的“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是该集团一大特点。这个“集团”中的许多成员,有的只是因为通过一次信;一起吃过一顿饭;听过胡风(他的弟子或好友)的课;甚至有的只因为慕其名读过、并赞叹过胡风(他的弟子或好友)的作品(相当于现在的“粉丝”)。于是,就会因此而受牵连,定为“胡风分子”、“受胡风影响分子”。并因而将其影响一生,受处分、降职、降薪,甚至坐牢。
一位沈阳某大学在读学生王志刚,因喜欢鲁藜的诗《泥土》,与鲁藜通了两封信。王的母亲住院,一个实习护士关某负责照顾老太太,老太太出院后十分感谢这位护士,就请她到家来了两次。胡风事件案发,王因与鲁通过两封信被列为审查对象。本无任何关系的关护士也因去过王家而被列为审查对象,并给予警告处分,扣发了毕业证书。待到30年过后,给关平反时,关已52岁了。
对于这种奇特的现象当时不是没有人提出质疑,在研究鲁琪问题时就有一位同志说:“‘定鲁琪为胡风分子好像不太够。’但当时主持黑龙江省委工作的主要领导听了,十分不高兴地这样说道:‘怎么?全国都有了,难道黑龙江就不能有一个胡风分子吗?他鲁琪怎么就不能是?’”于是,鲁就“填补”了黑龙江的空白。
我真替说“不太够的”的这位同志捏了一把汗,庆幸他没因此受到牵连。有个叫吕荧就没他这么幸运了,在通过“撤销胡风文联全国委员,建议撤销全国人大代表、对其反革命罪行进行清算”的决议的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这个叫吕荧的走上主席台,对着话筒,振振有词地说:“胡风不是政治问题,是认识问题,不能说他是反……”。
其结果是,话音未落就被轰下了台,随即被带回家中软禁起来。“文革”中被捕入狱,死在了狱中。
批判胡风,是49年后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批判知识分子的大运动。(据《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中说:“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触及了2100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
到1956年底,绝大部分都作为受胡风思想影响予以解脱,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内党员32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并由此开了先河,一年多以后,有30多位曾在《人民日报》上批判过胡风的知名文艺界人士,如:丁玲、萧乾、秦兆阳、钟敬文、梅朵、江丰、聂绀弩、黄源、艾青、丁聪,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
十年之后,“文革”爆发,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对立面”众领军人物(周扬、林默涵、邵荃麟等)“殊路同归”,一个个步胡风后尘也走进了秦城监狱——“对立面”成了“一丘之貉”,批判成了“包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