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夫后人陈泽祯:“面包老爹”的大陆生活记
有人私下里提醒陈泽祯“不要老提面包,他们都在偷偷笑你,陈英士的嫡孙沦落到这把年纪还在卖面包。”他不以为意,“陈家子孙要靠手艺生活,这才是值得骄傲的。”
文_本刊记者 朱汐 编辑_萧三匝 摄影_李拓
“我是个愤青。”陈泽祯对我说。想想觉得不准确,又改口说,“算是个愤怒的老头儿吧。”
老头儿今年67岁,在北京开了11年面包店——“红炉磨坊”。口碑好,就是不赚钱。他一直很困惑,直到最近才承认自己的营销策略出了点问题。
他身材瘦削,腋下夹一本最近正在看的《大秦帝国》,讲起面包来眉飞色舞。如果你只是在面包店见到他,顶多觉得这是一个爱对员工卖萌的老顽童。他从不清楚自己店里面包的定价,问过员工之后,便吐吐舌头耍赖道:“怪她们,她们定的价格。”面包店的员工久的已经跟了他11年,短的也有四五年,他把他们当家人。
他是民国首任上海都督陈其美(字英士)的孙子。陈其美是党国元老,孙中山当年的左膀右臂,蒋介石的拜把子大哥。因其如此,陈其美的两个侄子陈果夫、陈立夫后来都成了蒋介石的心腹重臣,所谓“蒋家天下陈家党”,陈家在民国的势力可见一斑。“‘四大家族’的陈家嘛,号称富可敌国,放在美国周转的钱就有60亿美元,不过我一毛钱也没见过。”陈泽祯笑,“陈立夫卸任后在美国养鸡卖辣椒酱,陈立夫辣椒酱倒是有点名气。后来一场火烧了鸡舍,损失惨重。陈家人好像都没什么赚钱的命。”作为唯一在大陆生活的陈家后人,陈泽祯如今不过是个“面包老爹”,也是一个经常在中日问题上发表强硬观点的“刺儿头”。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但有一些东西并未从这个家族消散。
去年钓鱼岛事件期间,陈泽祯被邀请去凤凰卫视录制《一虎一席谈》,节目中,陈泽祯曾怒斥亚洲通讯社社长。“他在那慢悠悠地说什么‘等中国真正强大了,日本自然就会把钓鱼岛还给中国’,简直是笑话!”从1969年留学日本开始,陈泽祯在日本居住了20余年,“日本人怎么看中国人我太清楚不过了。”
他口中的“中国人”指代的是所有中华民族的子孙,因此他在很大程度上反感自己被称为“台湾人”。每每有人这样称呼,他都要不厌其烦地纠正。他认为这个称呼是李登辉搞“台独”时的阴谋。“李登辉那时开始说‘台湾人’,是为了刻意将大陆人称为‘中国人’。”他摇头叹气。
在1991年辞职赴美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陈泽祯以“中国人”的身份活跃于日本的晚间电视辩论节目,与来自左右翼的代表据理力争,给很多日本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当年他在日本期间用日文撰写的《日本人中国人》曾非常畅销。
尽管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在领土问题上,陈泽祯一贯态度强硬,没有丝毫让步的余地。《一虎一席谈》录制期间最令他气愤的言论是,“目前中国有很多中日合资企业,日本只占40%股份,中国占60%,要是态度强硬地抵制日货,我们的损失会更大。”陈泽祯强压住几乎要咆哮的情绪反问对方:“我们抗战死了三千多万人,一寸江山一寸血地打到底,这也就是你叔叔辈爷爷辈的事,结果还没有过多少年,你就已经把历史给扔光了。照你的讲法,以后外国要欺凌我们主权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在不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来维护。牺牲了三千多万同胞,才保下的这块土地,你现在却要算算谁损失4块钱,谁损失6块钱?前辈们用四流装备打日军一流装备的时候,有没有算过划不划得来?!在领土问题上,一定要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态度!不一定非要打,但绝对不能害怕打!”
陈泽祯认为他的判断自有依据,“中国目前对日本的经济依存度仅为20%,但日本对中国高达80%。一旦真正抵制日货而不是对自己人‘打砸抢’,不用一年时间,日本的企业家们就能把现任首相弄下来,换谁继任都不敢这么嚣张。”但据陈泽祯讲,他那一次的发言在播出时被删节了很大一部分,留下的内容不痛不痒,“还有人觉得这老头儿怎么老这么激动,其实我激动的原因被删掉了。”
陈泽祯的性格被何应钦的女儿何丽珠称为“隔代遗传”,但父亲也在临死前表示这个儿子最像自己。
在他的印象中,陈家并没有什么成文的家训。1916年的5月18日,父亲陈惠夫出生未满两岁,祖父陈其美为筹措革命经费,在上海的日本友人山田纯三郎寓所遭到了政治暗杀,杀手受袁世凯收买的张宗昌指使。当时,除了结拜兄弟蒋介石,没人敢去为他收尸。蒋介石这样做,也是出于对陈其美的感念,是陈把他推荐给孙中山的。“在一定程度上,没有陈其美,也就没有蒋介石的后来。”陈泽祯说。
陈其美死后,孙中山特批了半座山头建其陵寝,次年又率上万人在陈的老家湖州为其举行国葬。对于陈其美之死,孙中山称之为“失我长城”。
1995年,陈泽祯一家受邀从美国返回家乡,见到了那块墓地,“外围已经没有原来那么大了,但坟墓主体修缮一新,湖州人都叫它‘小中山陵’,我看了吓了一跳。”
后来陈泽祯听老人们讲,当时陈其美的遗物中,不过几件旧蓝布衫、一副金丝边眼镜和一叠当票。这与大陆一些文章所说的“陈其美风流倜傥,常出入风月场所,挥金如土”的形象颇有出入。
出生于1946年的陈泽祯,是陈惠夫最小的儿子,在他之上还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最大的哥哥陈泽祥大他10岁。如今,陈家后人主要生活在台湾地区和美国、欧洲等地,大部分人已与政治绝缘。
1949年,陈泽祯随家人取道香港,转赴台湾。刚到台湾时,岛上的各项事业均需建立。“我爸爸最开始只不过是交通银行秘书处的一个秘书,小职员,后来慢慢升到秘书处主任,直到副总经理,他们也叫副总裁。这个位子是很稳定的,总裁、董事长不停地换,但他不会换。”
由于父亲忙于工作和应酬,陈泽祯年轻时与父亲的交流并不多。在他的记忆中,父亲很少回家吃饭。在家中,陈泽祯的四个哥哥姐姐读书都是一把好手,上的是著名的建国中学或北一女、北二女(台北第一女子中学、台北第二女子中学),姐姐陈泽乐毕业时甚至有资格拿陈果夫奖学金,唯独最小的他喜欢练摔跤、组乐队、“混太保”。
当时陈泽祯随父母居住在“空军总司令部”大院中,边上就是台北的眷村正义东村、正义新村。“小时候孩子们都在一起玩,没有隔阂。那时候眷村的孩子们有自己的帮派。”陈泽祯加入的是“万字帮”。在他看来,这是行侠仗义,以武制暴。帮派里有兄弟犯事准备跑路,大家凑份子,陈泽祯也要凑一份,没现钱就偷偷拿父亲的衣服去当掉,让父亲大伤脑筋。直到有一天,父亲忍无可忍地怒斥他道:“我已经对不起我父亲了,我绝不能容忍我的儿子再对不起他父亲。”
陈泽祯自己都数不过来到底留过几次级,他23岁被父亲送到日本留学后,才终于考上早稻田大学法律系。大一假期回到台湾,在大律师端木恺的律所实习,认识了小他4岁的邓肃媛,她在律所担任实习秘书,后来成了陈的太太。
在日本的日子,是陈泽祯至今回忆起来最快意恩仇的岁月。毕业后,他在《联合报》担任驻日特派员。《联合报》是一张台湾民办报纸,内容独立,而陈泽祯直言不讳的行文方式,也令他尝尽了作为无冕之王的快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