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女团长王泉媛 九死一生的西路军女团长

在悲壮的西路军红军队伍中,有一支由1300名女性组成的队伍——西路军女子先锋团。担任这支特殊部队团长的是王泉媛。 1993年,笔者有幸两次赴江西采访王泉媛,当时她已年届八旬,但看上去却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

王泉媛身材修长、腰板硬朗、目光炯炯有神,说起话来声音洪亮。访谈中,老人饶有兴趣地回顾了自己投身革命的经历和充满传奇的人生。 渴望改变命运 王泉媛,1913年出生,江西省吉安县敖城乡人。八岁那年因家境贫寒,给人做了童养媳。

1930年,王泉媛的家乡来了红军。一天,婆婆叫她拿些鸡蛋到街上去换盐巴。走到街上,王泉媛看到戏台下挤满了人,她也上前去看。原来敖城在开第一次暴动会,戏台上一位同志正在大声宣传:乡亲们!

我们敖城暴动了!要翻身就要参加暴动……听了台上同志的话,王泉媛怦然心动:我们穷人很苦,如果真是有这样的人领导穷人翻身,我也要参加暴动。 从街上换盐巴回来后,王泉媛剪去长发,学着红军的样子剪了一顶八角帽戴在头上,从此,天天外出宣传、操练加入了暴动行列。

农民暴动在敖城一呼百应,声势浩大。王泉媛的行动得到婆婆和家人的理解,只是未婚夫怕她参加革命后婚事有变,要求完婚,王泉媛遂过门。当年王泉媛16岁,丈夫32岁。

当妇女干部 王泉媛参加革命后,表现出高度的政治热情、过人的胆识和智慧。她1930年3月参加革命,同年8月就调到区里工作,任指阳区少共区委妇女部长。次年8月,又调到吉安县任少共县委妇女干部。

一次,王泉媛奉命去古冈白区发展青年团,当她划着小船快到目的地时,被岸上的四个白军发现,威胁道:“你这个黄毛丫头往哪里跑?”王泉媛镇定自若回答: “我不会跑,就在这里等你们!你们要捉我,我也要你们死几个到河里!

”她声色俱厉,摆出拼命姿态,那几个匪兵果然不敢接近,只是远远地向她放冷枪。王泉媛沉着地划着双浆,俯身避开呼啸而过的子弹。凭着智慧和勇敢硬是从匪兵的眼皮底下闯了过去。 1933年3月,湘赣两省苏区召开妇女大会,王泉媛入选大会主席团。

会后,她被派往永新县牛田区工作。傍晚到达区政府,第二天一大早敌人就打过来了,区干部紧急撤退。眼看敌人就要追上来,王泉媛灵机一动,藏到河边荆棘丛中,躲过了敌人的搜查。

当四周平静下来后,王泉媛钻出草丛准备追赶大部队。突然,她发现自己携带的装有公款的钱包不见了,里面的90多元钱是上级拨给边区建列宁小学用的。怎么办?一定要找回来!王泉媛不顾一切地转身跑回区政府,把昨晚睡过的稻草堆翻了个遍,终于找到了钱包。

她把钱包紧紧攥在胸前,默默念叨:这是人民的财产,一定不能落到敌人手里。 1933年12月,王泉媛出席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会后,她被留在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

当时,党校学员要学习政治、历史、地理等文化课程。这对王泉媛来讲十分困难,她曾经想打退堂鼓。但又想:党现在培养我,我不去,这不是错过机会了吗?她暗下决心,一定要闯过这一关。王泉媛不识字,跟班听课有困难,她就想了个办法,每天路过董必武校长办公室门前就去向董老请教。

董老知道她学习有困难,就专门指定一个女生辅导她。半年下来,王泉媛学会了不少常用字。党校还要学军事,如投弹、射击、列队、爬杆,样样都不能少。

王泉媛生性勇敢、加上不怕吃苦,勤奋好学,军事成绩非常优秀。她后来担任西路军女子先锋团团长指挥作战的本领就是在党校打下的基础。 经过半年的党校学习,王泉媛军事文化素质大为提高。

此后,党任命她担任少共中央妇女部部长兼少共青年妇女主任。 踏上长征路 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队伍出发前两天,经体检,王泉媛与李伯钊等12名女同志编入中央工作团,随中央红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中央工作团除行军外,还担负群众宣传、调查情况、照顾伤病员等任务。王泉媛和她的战友们发挥女性吃苦耐劳、细心周到、善解人意等特点,出色完成各项任务。王泉媛回忆说:一次,她护理一位受伤的师长,抬师长担架的脚夫不幸扭伤了脚,一时又请不到人,她就自己顶上去,一抬就是一整天。

在崎岖的山路上,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徒手行走尚且困难,况且还要空着肚子抬一个大男人,可见其坚韧吃苦精神。 安置伤病员到老乡家是工作团的一项重要工作,有的伤病员不愿离开部队,与护送员发生争执,甚至驱赶她们。

王泉媛以女性特有的温柔体贴和爱心抚慰他们,她一人就安置伤病员50多人。 红军每驻一地,都要根据当地情况编写剧本,并搭台演戏以发动群众。

王泉媛天生一副好嗓门,且有几分表演天才,加上她身材高大,颇有些男子气,经常扮演反面角色。如红军占领遵义后,王泉媛扮演过贵州省长王家烈,她头带礼帽、墨镜,手执文明棍,自演自唱,惟妙惟肖地刻画出这个反动省长的丑恶形象。

在甘肃,王泉媛扮演过马匪头子马步芳,她一上台先唱一曲:“马步芳,在江北,阻挠抗日真可恶,压迫军民该灭亡。”博得台下阵阵掌声。 王泉媛随部队到达两河口后,留在总卫生部干部连,后并入红四方面军。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张国焘搞右倾分裂主义。王泉媛随红四方面军辗转于川康边陲,三过雪山草地,历尽苦难,直至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甘肃会宁。

血战芦源口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中央为打通国际交通线,决定成立西路军。西路军主要由红四方面军组成,下辖第五、九、三十军及女子先锋团共21000人。王泉媛受命任女子先锋团团长,她与团政委吴福莲一起,率领1300多名姐妹随大部队踏上了艰难的西征之旅。

西路军渡过黄河后,为策应河东红军,先在永昌、凉州一带转战数月,后正式西征。一路上,西路军不仅要与严寒、饥饿作斗争,还要迎战穷凶极恶的土匪马家军。

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隆冬时节,冰天雪地,堕指裂肤,我军指战员,衣衫褴褛,饥肠辘辘,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苦寒气候,长夜行军,真是艰苦至极。” 西路军西征后,遭遇马家军的疯狂阻截。

1937年1月,第五军全军覆没,3月,第九军又基本拼光,三十军也损失很大,情况万分危急,中央命令西路军余部分散转移。部队转移需要掩护,谁来担负这个任务?王泉媛挺身而出,她代表女子先锋团主动请战:“让我们女子先锋团来打掩护吧!

我们是女的,万一抓住也不会全部牺牲,可以化装,可以走!”“男同志的战斗力更强,我们愿意用我们妇女的牺牲来保护他们,让他们去完成西征任务。”请战被批准后,王泉媛率领千余名战士担负起掩护部队转移的重大任务。

王泉媛率领女子先锋团进驻芦源口后,分设三道防线。她命令战士们拼死抵挡半天,以保证转移部队脱险。由于当时部队几乎弹尽粮绝,每人只发给五发子弹。王泉媛要求姐妹们等到敌人离阵地200米时才开枪,要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等到敌军进入射程,王泉媛一声令下“打!”子弹呼啸着飞向马匪军,打退了敌人的第一次进攻。不久,敌人又组织第二次、第三次进攻。子弹打光了,就用手榴弹,手榴弹只能近距离投掷。

王泉媛又命令大家在距敌人二三十米时才打。这时,敌人发现与他们交战的竟是清一色的女兵。马匪军官大喊起来:“兄弟们!这里全部是女的,你们背起枪来活捉,捉到了就做老婆……”贪婪的马匪向我军阵地猛扑过来,而此时的女战士们早已弹尽,她们赤手空拳迎战马匪。

千余名巾帼英雄不畏强暴,殊死拼杀,血流成河。王泉媛悲戚地说:“芦源口这一仗女子先锋团战死的至少有600多人,其余的或侥幸逃脱,或被马匪活捉。

” 不甘凌辱 芦源口血战中,王泉媛机智地突围出来,带领数名战士转战数月,但最终还是落人马匪魔掌。当王泉媛等被押到马匪集中营时,那里已经关押了七八十人,都是原先的姐妹。当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形成,马匪没有杀她们,而是陆续把她们发配给马家军官兵做妻妾。

对此,王泉媛极力反对,女战士们也纷纷抗议。但暴力之下,只得想其他自救办法。王泉媛跟大家商量:去就去,马匪有枪,找机会打死他们,走得脱就走,走不脱宁可一死。

姐妹们三三两两被发配了。一天晚上,马匪一个营长带着30多个匪兵扛着一副门板来找王泉媛,说是要把她嫁给工兵团长马正昌。不从就要被打死从这里抬出去。王泉媛心想:我死在这里不值得,就提出要带上身患重病的政委吴福莲和秘书李开芳,以便照顾她们。

马正昌表面答应,但一转眼就把她们支走了。王泉媛愤怒至极,一头撞向城墙以死反抗。抢救过来后,又遭马正昌一顿毒打,可怜她遍体鳞伤,身上流淌的血贴了五刀黄纸才止住。

倔强的王泉媛怒斥马正昌:“马正昌!我还没有死,你来打吧!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报仇!”由于王泉媛性格刚烈,她多次遭受马正昌的毒打。 寻找机会逃出虎口,是王泉媛的心愿。一次,马正昌的工兵团调到400里以外去修路,王泉媛向马家做饭的女佣求救。

女佣为她弄来了化装用的墨笔、礼帽、长袍、文明棍等,还刻了一枚私章。王泉媛拿出长征路上演戏的本领,化装成该县的一个县长,她一路上闯过道道险关,于1939年3月到达兰州。

辗转回故乡 王泉媛来到兰州后,很快找到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劫后余生,马上就要回归革命队伍,王泉媛万分激动。可是,按当时的规定:对离散的同志第一年回来的接收,第二年回来的受审,第三年回来的不接收,王泉媛属第三种情况。

听说不能回归组织,王泉媛心如刀绞、万分悲痛。后来她在一些好心人的帮助下,在兰州生活了数月。之后,她结识了一位江西籍司机,随之到达云南。在云南,王泉媛与家人恢复了联系。

当得知母亲病重时,王泉媛只身沿途乞讨,经广西、湖南回到离别八年的故乡。这时已经是1942年农历七月初八。在家乡,王泉媛靠种田做小生意度日。后经人介绍,嫁给当地农民刘高华。 解放后,王泉媛重新参加革命工作,后因丈夫被诬陷成反革命退职回家。

1962年,朱德委员长偕夫人康克清重上井冈山,王泉媛闻讯与他们联系。康大姐十分同情王泉媛的经历与遭遇,她感慨地对当地领导同志说:“泉媛是位好同志,我做证人!

”得到组织的信任和肯定,王泉媛万分感激,精神振奋。她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公益活动,经常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即使在耄耋之年也仍然出席一些重大纪念活动和媒体节目,为社会贡献余力。 摘自2008年第8期《档案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