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和叶挺的矛盾 周恩来倾力化解新四军主帅叶挺项英矛盾始末

新四军组建后,军长叶挺和副军长项英之间逐渐出现了矛盾。叶项是新四军主帅,主帅不和就会影响部队的稳定和发展。鉴于此,在中共中央指示下,周恩来为调解叶项矛盾付出了一系列艰辛的努力。

1938年4月5日 ,新四军军部迁至皖南歙县岩寺,开始四处“招兵买马”,积极壮大队伍。但就在新四军稳步发展之际,掌握着新四军实际领导权的副军长兼政委项英逐渐与军长叶挺发生了摩擦。

从怎样执行党中央有关新四军迅速挺进敌后,独立自主发展游击战争这个决策开始,叶挺与项英开始产生分歧。由此波及到新四军军事作战问题上,项英以叶挺脱党十年为由,在与中央磋商新四军发展战略等问题的过程中,根本不征求叶挺这个军事首长的意见,也不向他通报中央的有关指示,不让他独任军部的工作,甚至于包办战场指挥,使名为新四军最高军事首长的叶挺难以接受,感到自己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就像“夹在两个轮子中间的一粒沙子”。

叶挺到部队视察时,喜欢以马代步,带的副官、参谋、卫士等随行人员也比较多,这被项英指责为摆官架子,旧军人作风,不符合红军官兵一致的作风;叶挺喜欢穿着整洁,并有自己的厨师,单独吃小灶,项英对此也颇有微词,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的生活作风。这些因素都促使叶挺与项英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化。

叶挺是一个自尊心极强、性格极倔强的人,他感到在新四军内部处处受到牵制,无法实现其救国救民的抱负,便在1938年6月初到武汉争取增拨新四军军费时,将自己在新四军内部的实际情况告诉了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周恩来,并建议成立一个共同议事的新四军委员会。

    听了叶挺的讲述,周恩来当即表示一定尽快予以解决。当天,周恩来就给毛泽东和张闻天发了如下电报:

毛、洛:

甲、叶挺来汉,经费增加,情绪甚好。要求在新四军组织一个委员会,以便共同商议处理一切军政问题。

乙、拟组织新四军委员会,人选以叶、项、陈毅、张云逸、周子昆、袁国平、邓子恢或张鼎丞七人组织之,项为主席,叶副。如何,盼复。

                                                              陈、周、博、叶

两天后,毛泽东等人回电同意,新四军委员会宣告成立。但成立后的新四军委员会实际上并没有发挥作用,项英依旧我行我素,对叶挺的态度并没有好转。8月,为便于直接指挥新四军在大江南北的抗日游击战争,新四军军部进至泾县云岭。

这月下旬,鉴于新四军委员会成立后项叶关系并没有改善,叶挺一气之下致电中共长江局的周恩来等人请求辞职。 8月28日 ,周恩来等复电诚恳挽留说:“项英同志已赴延安,我们不日也往延开会,关于新四军工作,请兄实际负责;当前战役紧急关头,兄必须到前方督战,万万勿误。

我们深知兄在工作中感觉有困难,请明告。我们正在帮助你克服这一困难。延安会毕,我们拟来一人帮助整理四军工作。”叶挺于是在新四军中又留了一些时间,但离军的念头仍未打消,并最终于1938年10月负气出走离开皖南,回到家乡广东余汉谋处组织东江游击队。

 叶挺负气出走后,项英对叶挺的离开不以为然,于 10月23日 急电中央军委转周恩来说:“叶之辞职系(愈)坚,本问题无可挽回。目前四军问题应直接由周与蒋解决继任人。以后四军与八路军共同由党直接解决各种问题,才是根本之办法。

”周恩来没有同意项英的意见,他于 11月2日 电告项英,准备向离开新四军去香港的叶挺说明两点:(一)新四军应保持我党领导,不能改变现行制度;(二)工作关系不良,应当改善。电报同时向项英说明为着统一战线的继续发展,以请叶挺回新四军工作为有利。

    叶挺的出走严重影响了新四军内部的团结,在国内外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蒋介石也趁机大做文章,声称共产党破坏团结抗战,要再次委派新四军军长。中共中央获悉蒋介石的意图后,迅速致电项英、周恩来、叶剑英、廖承志:“蒋在西安向我们同志表示,叶挺已离开新四军,因此新四军问题须重新解决,有另派人去新四军任军长之意”。

中共中央并指示长江局:“1、周立即约叶挺到重庆谈话,彻底解决其在新四军的工作问题,并要求叶挺向蒋表示愿回新四军工作。

2、对新四军之其他解决办法如另派军长等,我们表示坚决反对,并对四支队八团之不准用新四军名义事,表示抗议,要求蒋介石下令纠正。3、在周与叶谈话中,应确定叶之实际地位与实际职权,以坚定其在新四军之安心工作。”

接到中央指示后,长江局仔细分析了新四军存在的问题,初步商定了解决的办法。 1939年1月8日 ,周恩来代表长江局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提议:叶挺仍回新四军,解决的原则是 “共产党领导必须确定,工作关系必须改变,新四军委员会可以叶正项副,项实际上为政委。

”10日,中央书记处复电周恩来,指出:“新四军问题以争取叶挺回四军工作为原则,共产党对新四军之政治领导不能改变,但应尊重叶之地位与职权。我们提议须项多注意新四军总的领导及东南局工作,而将军事指挥与军事工作多交叶办”。

中央同时同意周恩来提出的新四军委员会“叶正项副”的提议,并指示:“在新四军干部中进行教育,以确定对叶之正确关系。因叶挺工作问题之解决,影响新四军前途及全国同情者对我之态度,关系颇大。”

周恩来接电后,一方面向蒋介石极力交涉,表示中共坚决不同意更换军长,另一方面电请叶挺赴渝面谈以消除隔阂。叶挺辞职本系受项英排挤所致,他对中共并无不满之意,对周恩来也始终尊敬如一,接到周恩来电报后便于1939年1月中旬由广东抵达重庆。

在重庆,周恩来同叶挺开诚布公地进行了多次交谈,了解到叶挺的具体情况后,周恩来紧握叶挺的手,内疚地说:“我代表毛泽东同志向你赔礼道歉。项英给你的工作带来诸多不便,真对不起你。”他明确告诉叶挺,经过他的建议,党中央同意新四军委员会改由叶挺任正职,项英为副职;军事工作多交叶挺办理,项英实际为政委,并在全军再次进行教育,确立叶挺的军长权力。

周恩来还请叶向蒋介石说明其愿仍回新四军工作之意,坚决反对蒋介石另派新四军军长。

2月3日 ,周恩来将他与叶挺的会商情况电告毛泽东、王稼祥等:“叶挺到重庆以后见到了蒋介石和陈诚,蒋问他是否还愿意回新四军,叶挺说他准备回去,并表示新四军的问题好解决。”周恩来在电报中还说:叶挺提出“他因自己非党,工作困难,大家信任差,如加入党,则只有往八路军;因在新四军,蒋会怀疑他……我们力劝其回,并以确立制度必能解决工作困难与关系。

我拟向蒋、陈说明与叶同往新四军,顾祝同已来电欢迎。”他准备亲自同叶挺一道前往新四军,化解叶项两位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间存在的矛盾。毛泽东等在仔细研究周恩来的电报后,结合当时的形势,批准了周恩来前往皖南新四军总部化解叶项矛盾的请示。

    1939年2月23日下午 ,周恩来一行到达皖南,同叶挺一起前往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着手解决困扰新四军许久的主帅不和问题。周恩来受到了项英等同志的热烈欢迎,新四军军部还特意准备了宴会,欢迎周恩来的到来。

在宴会上,周恩来首先向新四军领导干部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尊重并确定叶挺在新四军的地位和工作的指示,接着肯定了项英在新四军成立和发展中的功绩,勉励叶项合作,共谋新四军的更大发展。但项英的傲慢使得周恩来缓和叶挺与项英之间紧张气氛的意图并没有取得实际效果。

为了化解这种尴尬,周恩来暗中提示周子昆和袁国平等新四军主要将领不时敬酒给叶挺,以尊重叶挺的军长权威。叶挺深知周恩来的用意,他后来在谈到周恩来时,还动情地说:“周公总是那样地关心人,了解人,帮助人。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死而无憾!”

为了彻底化解叶挺和项英之间的矛盾,增强新四军内部领导层的团结,周恩来在皖南期间还多次找项英谈话,做他的思想工作。周恩来很不客气地批评项英道:“项英同志,我是要批评你几句,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等都很看重叶挺的军事才能,希望你和他搞好关系,合作抗日,你为什么不能尊重和团结他呢?你如果不团结叶挺,他就会离开新四军,他走了,蒋介石就会派人来接替他,那你怎么办呢?”项英辩解说叶挺过去曾长时间脱党,政治态度和立场不明,无法任其放手行事。

为此,周恩来解释说,叶挺在大革命后的短暂离开,是因为当时党内极左思想影响,对叶挺的处分过重,叶挺不能接受党对他的无端指责,并非是贪生怕死才脱离党的。见项英不说话,周恩来又说:叶挺脱离党十年,但他的心是始终向着我们的;现在大敌当前,他愿意通过参加抗日来继续他的革命生涯,以他的影响和声望,在我们和国民党之间有着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

针对项英提出的叶挺平时生活上行为有失共产党人风范的问题,周恩来说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你不能只从表面上看人家,对人家的言行看不惯。不从主要方面看,越看越不顺眼……”

周恩来的谈话对项英曾一度产生了影响,项英开始对自己以往的行为有所反省,他亲自在叶挺面前作了一个自我批评,叶项两位新四军主帅的关系融洽了很多,新四军暂时统一了内部领导,在皖南站稳了脚跟。

但正当叶项关系开始缓和时,新四军内部又发生了“高敬亭事件”,使得一度有所改善的叶项关系再次陷入低谷。高敬亭是新四军第四支队大队长,在四支队的编制指挥、政治工作、发展方向及干部任用等方面,他和中央及新四军军部之间都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分歧,高的一些命令甚至与叶挺领导下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命令相左。

不久,四支队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投靠国民党桂系顽军。江北指挥部认为高对“杨、曹叛逃事件”负有领导责任,决定在部队中展开批判高敬亭的“反高斗争”。

6月21日 至23日,新四军在青龙厂连续三天召开有近千名指战员参加的公审高敬亭大会,决定对高处以死刑并报中央。24日,在未接到中央回电前,嫉恶如仇的叶挺便指示江北指挥部将高敬亭处死。

叶挺的这一鲁莽行动使得项英再次对叶挺掌管新四军军务感到担忧,遂又一次将新四军的大权独揽。这样一来,叶挺在新四军的“实际地位与职权”并没有真正落实,他完全丧失了与项英继续合作下去的信心,于1939年10月再次离开新四军,出走澳门,不肯回新四军工作。

1940年夏天,周恩来从苏联治病回国,在得知叶挺离军出走澳门后,一向牵挂新四军团结稳定的他心急如焚。周恩来再次出面劝说叶挺,要其顾全大局,回新四军任职。在周恩来的劝说下,叶挺从澳门回到重庆。周恩来遂指示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要其赴重庆将叶挺接回皖南新四军军部。

周恩来还要求袁国平回皖南以后,以他政治部主任的身份,支持叶挺做好工作,帮助项英改正不好好团结叶挺和抵制中央战略方针的错误。但叶挺的两次出走以及由此暴露出来的叶项间的矛盾,已经严重影响了新四军的团结,以至于影响到了皖南事变中叶挺对部队的集中统一领导,丧失了打破敌人围攻的良好时机,导致了新四军的惨败。

然一代伟人周恩来为化解新四军主帅叶项矛盾所做出的种种艰辛努力,却永远为历史所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