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刘震云刘震云访谈:“一腔废话”说完 “手机”又响起

2017-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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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2003年里,刘震云捧出来的是长篇小说<手机>.<手机>是刘震云继长篇小说<故乡面和花朵>.<一腔废话>之后的新作.三部长篇小说,写了十四年时间,都以说话为主题.作品出版以后命运却省有不同:<故乡面和花朵>印刷了3万套,出版以后,读者说看不懂,评论家哑然.<一腔废话>开机6万,读者说不好看,却有评论家赞誉;<手机>出版,读者一片叫好,评论家们也夸赞说有新突破.据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证实,因为与同名电影同一时间上市的原因,目

2003年里,刘震云捧出来的是长篇小说《手机》。《手机》是刘震云继长篇小说《故乡面和花朵》、《一腔废话》之后的新作。

三部长篇小说,写了十四年时间,都以说话为主题。作品出版以后命运却省有不同:《故乡面和花朵》印刷了3万套,出版以后,读者说看不懂,评论家哑然。《一腔废话》开机6万,读者说不好看,却有评论家赞誉;《手机》出版,读者一片叫好,评论家们也夸赞说有新突破。据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证实,因为与同名电影同一时间上市的原因,目前,小说《手机》的发行已经突破30万册,创下了刘震云作品销售最高记录。

这十几年里,刘震云一直在黑暗中往前摸索、前进,不断改写着自己的文学版图。

l月5日,由几百万网友投票评出的新浪网2003年度文学奖揭晓,刘震云以《手抓》荣获该奖。在颁奖仪式上发表获奖感想时,刘震云说:我将这个文学奖视为我的荣幸,因为它是多数人评出来的,而不是少数人评出来的。第二,它评的文学奖,跟其他中国文学奖的区别是,它评出了一个人,而不是十个人,这满足了我的虚荣心。

《手机》,离生活太近了

记者:怎么会想起写一个关于手机的故事?

刘震云:在生活中,我发现大家聊天的时候,很多人都在打手机,而这就会使话题聊不下去。本来用手机是为了给大家说话带来方便,但是慢慢地却发现手机本身似乎就有生命,它好像在控制着每一个人,控制着大家说话的时间,控制着话语量,甚至控制着话语里面所包含的成分。突然之间,手机好像离人们的生活特别近,它改变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改变了人们的说话方式和习惯。这个发现让我觉得很有意思。

记者:你也说过《手机》的主题是说话。

刘震云:这里面有不爱说话的,有说假话的,还有说实话的,还有话中有话的,还有说心里话的。同一个人在有的场合不爱说话,在有的场合说的是实话,有的时候说的是假话,有的时候话中有话,有时候说心里话。主人公严守一主持的节目叫《有一说一》,以说真话见长,但他的生活中却四处埋设了谎言。这些谎言和一个现代化的手机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手机就变成了手雷,手雷就爆炸了。记者:你写作的兴奋点在哪里呢?

刘震云:写小说时我关心的是人的物质和精神之间的磨合点,关注的是人的说话,因为说话这个东西既是物质的,又显精神的,听得着,但是看不见,语言最能反映人的嘴和心之间的关系。《手机》里面还有一个比较喜欢的内容,就是人和人之间距离远近的问题,除了有大和小的问题,还有远和近的问题,一些语言在人类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人类关系的变异的程度是非常不一样的。

记者:在很多场合,你表示你最喜欢小说的第三部分。我觉得同前两部分相比,到了第三部分你是在用减法写。

刘震云:在《手机》里这一部分;我把这些外在的东西都脱掉了。我写人跟人的那种最根本的关系和交往方式。这个小说写到前两章,我还没有找到感觉,写到第三部分的时候,我觉得很舒服,像一个人把外面穿的衣服全部都脱掉了,显露出来的就是活生生的人,可见本性。

《一地鸡毛》是对物质世界的,属于有话就说,相当于人每天说的2700多句话;《故乡面和花呆》、《一腔废话》则是进入到人的思想,那个说话状态可能是每天说27000多句;而《手机》则是写人的嘴,嘴和心的关系,许多嘴,都在说话,但是说着说着突然噎住了,欲言又止,大概只有700多句。而在这700句里,有用的可能只有10句话。

记者:你在这10句话里找到了什么呢?

刘震云:我在写的时候就按这十句有用的话在写,特别还原子人的本质和本性,基本上把社会的外衣和其他的东图剥掉了,只剩下人与人,那他和他怎么认识的,比如说我接触上海有两种渠道,比如我到上海先到文汇报,通过单位的安排认识了上海;另外一种渠道是我认识你,你再认识周毅;前者是社会渠道,你看到的都是上海的外表;第二种渠道是人的统道,比如我们先聊点家长里短啊,这样的认识可能是城市内部的,更加真实。

一个民工,他到上海打工,一般找的都是亲戚和同乡,融入这个城币,他不会去找那些单位和机关。也可以这样说,通过《手机》,我找到了这样的写作方法。

在《手机》中,我把语言还原到了人间、人群、人,把人身上人为加的东西都排斥掉了,只是很家常地说话,说的是关.于人的话题,而不是其他什么。观照的是被繁华、喧嚣遮蔽的东西。

小说和影视谁伤害谁

记者:《手机》的小说和电影有哪些不同?

刘震云:《手机》,第一部分是写严守一小时候,说话很困难,他们家的话语权都掌握在他妈手上,他爹一天说不了十句话,等严守一长大,他变成了以说话为生的人,大家都理解他,只有他家乡的人不理解,这个小时候也是跟他爹一样的家伙,现在居然能够拿说话当饭吃,太不可思议了。

第二部分是主要部分,也是电影表现的主要部分,表现节目主持人严守一的工作、生活状态。

写到第三部分呢,主要是追溯他说话的这个物质的来源,就是一句话,他爷爷找了这姑娘而不是另外一姑娘,生下他爹,他爹又生下地。面条抖了一抖,整个寻找他爹的过程。

记者:连冯小刚都说电影没有你的小说好看。

刘震云:但是电影这东西是一个双刃剑,它要寻找的,只是一个有可看性。非常态的故事,它重视的是娱乐性,表现当代都市人的心口不一,表现当代人的身体和精神的分裂,也有很强的批判性。电影比较注重热闹的那部分,如果是一盘菜,注重是好吃的部分,而书的部分更是厨房里剥葱剥蒜的过程,如果吃过一顿饭讲究回味的过程。

如果看热闹的话,应该看电影,我觉得要深入的谈心的话,应该看小说。另外,也可能容量不太一样,小说是20万字,电影是一个半小时。

记者:这个小说先写剧本,再写小说,这里面的娱乐性会影响你的小说写作吗?

刘震云:从根本上来说,电影不会对小说文白话造成伤害,因为小说是小说,电影是电影。并没有因为电影会抵消小说本身的魁力。我看电影《手机》,也觉得它不过是换一种方式,可能在小说里是哭泣、悲伤、沉重的,在电影里是含着泪笑着说出来,它还是方式上的不同。

对我来说,电影造成的伤害是短期的,因为电影上市的一周内,小说可能会受影响,但是,电影很快会过去的,而小说还存在,可以继续长时间流传下去,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

记者:也有人说,这个小说的味道像是冯小刚的,不是刘震云的。

刘震云;在剧本原创阶段,冯小刚的一些点子开阔了我的思路。在我写小说的时候,吸收了剧本阶段冯小刚的智慧,从这个角度说,我占了冯老师的便宜。小说虽然由剧本改编而成,但并不是剧本的简单扩充,也决不是电影的附庸。如果把电影当作素材,把剧本当作一次实验,小说就会在一个更高的台阶上。

记者:那不是证明你在创作上受到电影的影响了吗?

刘震云:我跟影视界没有什么关系,我在写作上,肯定不会受到他人左右。我跟冯导演合作,仅仅是因为像《一地鸡毛》、《温故1942》、《手机》都是我自己写的小说,我自己改编我自己的作品。

记者:从《手机》的诞生过程来看,就是聊电影的时候聊出来的。

刘震云:这里有一个抒巴的事情,就是说,大家都认为小说肯定会成为电影的附庸,大家都认为小说在改编成为影视剧的时候,会受制于人。我写《手机》吧,大家会有成见,因为先写的电影剧本,后写的小说,那一定是为电影搞成小说。如果没有这部电影,或者说这个电影在一年以后拍出来播放,大家还会有这样的印象吗?肯定是这样。

我当时说了《手机》。是因为我当时就想好了这个小,而且结构、怎么写我完全都想好了,我就跟小刚聊,那小刚很感兴趣,他说要把第二部分改编成为电影,那我就说,这个很容易,不是特别难的事情。

手机首先是一个现实,我特别反对作家在作品里过于介入,其实你有这个态度或者没有态度,其实对小说都产生不了什么影响。

电影《手机》播出后,现在北京拿手机的人都不再说开会了(笑),好多人看完电影以后骂,说刘震云真是孙子,其实开会这是一最好的借口,现在不能用了。

记者:这说明作家也是可以干预生活的。

刘震云:其实先有电影后有小说,是特别好的事情。你站在一个好的台阶上,反而可以把小说写得更好。而且电影在托小说走,这么好的事情,本来你小说就1万本,披1万人阅读,那有电影或者电视剧了,小说可能就是10万本,就可能会有10万读者,增加了作家的物质收入,这是多好的事情啊,为什么我们要装出清高的样子拒绝呢?好多人批评这样不对,是因为他们连剧本都写不好,他们没有这个才华,他们只会往小说里加水。

排在前十名的中国作家,有多少人跟影视剧没有关系?他们的知名度跟他们的作品改编成影视有极大关系,这是一个现实。

作为我个人来说,电影电视剧就不会对我的小说有影响。不会有什么伤害。

记者:但是,在文学界有一种观念,人们总觉得作家去写剧本,或者把小说改编成电影对小说是会形成伤害的。

刘震云:我特别讨厌这样的说法。小说的文字已经是定型了的,它改编成电影与小说本身无关,这是两码事,电影星不会伤害小说的,而且经过好的改编之后,电影可以让小说再插上另一双翅膀,飞向更广阔领域。

改得一团糟。作品是你自己的,你要是不屑,可以不让他们改呀,权利在你手中。而且我特别不喜欢别人说真正好的小说是给少数人看的,我觉得这是自欺欺人的说法。世男上的优秀小说哪个不是声名远播,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红楼梦》你能说不是好的小说?到现在还有人认为,搞影视的人没文化,写东西的人才有文化,我觉得这也是不对的。其实很多优秀的导演、演员都是“人尖”,他们都很有思想和才华。

商业性与独立

记者:就《手机》来说,不正是电影帮助了小说吗?创下你的书最畅销记录?

刘震云:这些天我面对这样的问题,以前人们老觉得作家写完书,你的话都在书里,你就闭嘴吧。但是现在生活和时代变了。本来写完《手机》我以为就没事儿了。但出版社的金丽红告诉我,你得上集去卖瓜了。现在出版的书那么多,你自己不吆喝没有人知道,酒好怕巷子深呢。

如果中国所有作家的书不是卖掉两万册,而是都只能卖2000册的话,文学就离死不远了。而且我现在的生活来源,全部靠自己写作。作为一个作家,靠自己自食其力,我觉得很光彩。

记者:你不是一直在《农民日报》工作吗?

刘震云:我现在还挂在《农民日报》,但是好多年我不拿单位的工资,不拿奖金。我原来在那拿工资是当编辑,有具体的工作量的。自从我当编委(这是个虚职)以后。我主动提出,不再从报社

记者:目从你在电影《甲方乙方》里演一失恋青年以后,有人批评你,又一个有责任感很有批判精神的作家开始堕落了。

刘震云:我不是那种要坚持什么,不妥协的人,我也不是那种帮别人指出道路的作家,好多作家都愿意为此做代言人,应该是么活着,要有追求,怎样活着才有意义。我觉得那是上帝的事。我不是那样的作家。我认为,你要引导别人的话,你就应该首先自食其力,以身作则。

记者:你现在一条腿站在了影视圈里,而且游刃有余,如鱼得水。你又跟着剧组全国跑,因此有人说你作秀。

刘震云;他们不作秀吗?他们批判很虚伪的,我觉得像我这样通过商业,自己挣钱养活自己,特别光彩,通过自己的努力,自食其力,这是本质的区别。生活和时代变了.商业是个好东西,让你不依附任何东西。

记者:商业是不是会影响你的独立性。比如你以前很少为人写序的,但是,这几年你先后给吴小莉、崔永无、冯小刚等人写了序。

刘震云:写这样的文章花不了一天工夫。生活确实变化了,生活拧巴,人也拧巴,两个拧巴拧到一起,就特别麻烦,现在这个社会特别承认这样既定的事实。一旦形成事实的话,他就承认存在是合理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什么时候有过独立精神了?当然这有非常深刻的文化和历史原因,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就是一个社会的附庸,他们每天的任务就是在解释别人,他们只知道书本上别人教给他的那些知识,而且不知道这些知识是对还是错,他们掌握这些知识意味着自己特别有文化,但他们忽略了文化和学到知识是两回事儿。

作家必须对民族的想象力负责

记者:和《故乡面和花朵》、《一腔废话》一样,《手机》也是一个说话的故事,不同的是,大家都能够听懂你的话了。

刘震云:那是因为我在《手机》里讲的都是家常话。我以前的作品,不管是《一地鸡毛》,还是《一腔废话》、《故乡面和花朵》,它们特别重视人外在的东西,政治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包括人文道德的这些东西。

比如写《一地鸡毛》,在那个小说里我展现的是大家身边的日常生活,叙述上用的语言也是人平时说话的正常语言,由于它的节奏比较快,所以大家都觉得好看。

到《故乡面和花朵》,遇到的最大的障碍,大家都说看不懂。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能看懂啊,因为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每天都在胡思乱想啊,大概要占到整个时间的95%,而具体做的事情只占5%的时间。怎么会看不懂这个小说呢?

《一腔废话》也易这样,我专注的是人脑子里所想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增加了跳跃性和语言的流动速度,这与平时大家的阅读习惯不一样,另外一个可能是我在语速上也存在问题,大密集了,大家读的时候不习惯。

记者:从《一腔废话》开始,你开始变得幽默了,甚至很贫,不再像以前苦口婆心、正义凛然、严肃庄重--

刘震云:这是对我的误读。这就跟抽烟一样,它不是我一个人在抽啊,很多人在抽,有人在抽红塔山,有人抽古巴烟,我可能抽的是中南海。摩罗说过,中国是一个喜剧社会,刘震云是一个特别坚持喜剧精神的作家,他没有一部作品里面不充满喜剧精神的,无非他用的是貌似庄严的口气在叙述喜剧的事。这个人写出来的东西深沉,但是地采取的写作态度特别不深沉。

我原来是写庄严喜剧小说的,比如我的《故乡天下黄花》《故乡面和花朵》,差不多都是这样,连《温故1942》也是采用喜剧的态度在写的一个小说。

记者:《故乡面和花朵》写了八年,《一腔废话》20万字又写了三年,《手机》写了一年。这么长的时间,才写了三部作品,你怎么看待写作、时间和市场的关系?

刘震云:够了,对一个职业作家来说,他的下一部作品应该和上一部作品不一样,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然后留下作品。职业作家要对这个语种和这个语种的想象力负责,对这个民族的想象力有一种归纳和引导。

写作就像是一个海,当我游了六公里之后,我身上穿的衣服被海水浸泡之后,它的重量已经超过我的体重,游泳就非常艰难,我在写作的过程就是在游泳的过程中把外衣一件—件的脱下来。到了《手机》室.我觉得我脱得已经只剩下

背心和裤头,游起泳来比较自由,到了一个自然的状态,到了自由王国的状态。我想《手机》里的第三部分有可能成为我今后写作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温故1942》

记者:听冯小刚说,随着形势的变化,《温故1942》的电影有可能启动了。

刘震云:有这可能吗?我不知道。从现在看,这个剧本已经比较成熟了,如果拍出来的话肯定是一个波澜壮阔震撼人心的心灵史。这不是一个形容,也不是因为我们的写作能力,而是因为1942年这个事情本身就具备这种质量。

记者:这个小说采用的是调查体写的、它是怎么诞生的呢?

刘震云:与钱钢有关,他是我的好朋友,199O年的时候,他当时要搞一本《20世纪末中华民族百年灾害史》,仅仅因为我是河南人,就把1942年派给我了,一开始我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事。

当我真正深入到1942年的时候,就到图书馆里把过去的报纸,所有写1942年的书,涉及到1942年河南旱灾的资料都找来。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回到还幸存的1942年的人中间去,这些人就是我的乡亲,这时候给我最大的震动就是他们都忘了,觉得不是一个多么大的事。

1942年,日本人进攻河南的时候,蒋介石突然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武器,就把3000万受灾河南人这个包袱甩给日本人,你占领这个区域你要让这些人活下苦啊。但日本人聪明,发现了,大兵压境,停住不走了。但飞机又轰炸,这让蒋介石摸不着头脑:你到底是占还是不占?政治真空中这些老百姓就这么给饿死了。这个时候你感到心里会受到特别大的冲击。

记者:它又是怎么成为电影的呢?

刘震云:《温故1942》历经磨难,包括创作的时候,原来小说是调查类型的,当时我和冯小刚商量,开过座谈会,当时反对的声音占到95%,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开完会之后,在中午太阳非常的毒,冯者师把我拉到树凉荫的地方跟我说,这个不可能可以变成可能的,然后我们就用最笨的办法进行6O年之后的再一次调查,到了河南、山西、陕西,又到了重庆、开罗,最后发现确实可以成为一个波澜壮阔和震撼的民族心灵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