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妻子 陈壁生:梁漱溟与乡村建设(节选自《梁漱溟:儒生的一面镜子》)

梁漱溟对民主,表现出一种非常复杂的情怀。一方面他完全反对国粹派对西化的态度,认为中国应该补上民主这一课;另一方面,他经过乡村建设的经验,又认为胡适等自由主义者坚持的那种纯粹的西方式的民主,无法直接移殖到中国农村,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就是中国农村,正如他在《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中说的:"中国社会--村落社会也。

求所谓中国者,不于是三十万村落其焉求之。"简而言之,梁漱溟理解的"民主",是以西方民主制度为参照系--而非"标准",而最主要的是寻求中国农村组织化而实现乡村自治。

由此,造成了梁漱溟与当时西化派的基本分歧。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引入"民主"一词,本质上是探索西方式的民主如何切入中国实际,解决中国危机的问题。

但是作为一个哲学家,梁漱溟眼中的同一问题应该这样表述:如何借鉴西方文化中的"团体组织",以施行于中国乡村,实现乡村自治。也就是说,梁漱溟既不像国粹派那样,以国粹反对民主,也不像西化派那样,生硬地将西方经验植入中国,他是企图以儒学"反思"民主,以民主反思中国文化。而其体现,就在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上。

在《这个世界会好吗》中,艾恺问梁漱溟:"您认为您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是什么?"梁漱溟回答道:"大事一个就是为社会奔走,做社会运动。乡村建设是一种社会运动,这种社会运动起了相当的影响。"可以说,梁漱溟一生立功立德的体现,就在于他倡导并长期参与了乡村建设运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的局面,正如孔雪雄在1934年出版的著作《中国今日之农村运动》中的描述:"最近,在'农村经济破产''农村崩溃'的呼号中,'乡村建设''农村复兴'的口号弥漫于全国;这实在是朝野的一种新觉悟。"--这一描述,让人不禁联想到今天的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先生的惊呼。艾恺在《最后的儒家》中准确地表达了梁漱溟对乡村建设的判断:"按照梁漱溟的文化理论,传统中国的主要弱点是团体组织和科学,而这正是西方的两大长处。因此,乡村建设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中国创造团体组织的形式,由此人民才能实施所有其他有关经济发展、技术普及、教育和政治改革的具体步骤。"

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文化的根,其有形之根,是"乡村",其无形之根,是"中国人讲的老道理"。在这里,梁漱溟非常敏锐地看到,传统文化是与乡村生活的那种生活方式结合在一起的,学习西方的城市化,便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的毁灭。从这一角度看,梁漱溟有一种反都市,反现代文明的思想,也可以说,梁漱溟在中西文化交接之处,提供了一个反思西方现代文明的思想维度。

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最要紧的有两点,一是农民自觉,一是乡村组织。农民自觉是思想上、教育上的事情,主要强调农民必须自己代表自己,有自我管理的意识。而乡村组织,则是形式上、制度上的建设。梁漱溟在《乡村建设大意》中强调,"现在的中国,名义上已是中华民国了;既云民国,便是要大家来当家,不允许一两个少数人再出来当家了。而正因为如此,就把中国苦了。名义上是要大家都来当家,而实际上又谁都不会当家,谁都不能当家,谁也捞不着当家,所以就产生出许多假造民意伪托民意的事实来。"所以,必须有乡村组织,"必须每个份子对团体生活,都为有力地参加,中国才能太平。"梁漱溟认为,建立了乡村组织,才能够实现"权利为本,法律解决",对组织内部的事务,以多数表决来处理。

今天的中国社会,经过了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农村的精英流失、两极分化中的农民生活,使农村再次陷入似曾相识的危机之中。面对中国的"三农"问题,梁漱溟曾经给出了他的答案,他的尝试在日军的炮火中烟消云散了,乡村建设运动失败了,历史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出版于1936年的《乡村建设大意》,其中提出的乡村自治方案,在整整七十年后的今天读来,仍然让人怦然心动,让人忍不住有一种重新假设历史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