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先炳的儿女们 蔡和森蔡畅的儿女们(组图)
蔡和森与向警予共有一女一子:蔡妮、蔡博。蔡转、蔡霖是蔡和森与李一纯的儿女;刘昂、李特特分别为蔡和森的姐姐蔡庆熙、妹妹蔡畅的女儿。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他们大都寄居在苏联国际儿童院,留学莫斯科高等院校,归国后都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专家。
他们与父母亲虽然工作在不同的年代,面临着不同的任务,名声也不如父母显赫,但他们不愧为革命先烈的后代,其业绩无愧于党和人民。
革命的大家庭
1987年5月14日笔者罗绍志向蔡畅祝寿
蔡妮,1922年4月出生于上海;蔡博,1924年5月出生在湖南长沙;蔡转,1928年2月出生于天津;蔡霖,1929年6月出生在上海;刘昂,1910年9月出生于衡山白果;李特特,1923年2月出生在法国巴黎。
蔡妮和蔡博,与母亲向警予一起生活的日子最为短暂。蔡妮在上海出生后仅4个月,就由母亲送回湖南,住在长沙五舅向仙良家。蔡博接受母爱的时间更少,出生不到1个月,就由大姑妈蔡庆熙哺养。蔡和森与向警予最疼爱外甥女刘昂和李特特,她们从小受舅舅蔡和森、舅母向警予的思想影响最深。
1923年秋,蔡母葛健豪从法国勤工俭学归来,带回了小外孙女李特特。其时,蔡畅与李富春由法国转莫斯科学习,无法将孩子带在身边,只好由外婆带回国来。葛健豪归国后,与李特特在上海蔡和森、向警予处仅作短暂停留,就回湖南居住于长沙天茂花园。
不久,又搬到颜子庙创办平民女子职业学校。这里,既是她的家,也是党的地下联络地点。从此,蔡家以葛健豪为中心,蔡妮、蔡博、李特特与大姑妈蔡庆熙、表姐刘昂等组成了一个大家庭。
在这个革命的大家庭里,祖母(外婆)是灵魂,大姑妈是顶梁柱,表姐是3个小不点儿的带头羊。向警予、蔡畅偶尔回家时,孩子们便一拥而上,都能分辨出自己的妈妈;可蔡和森、李富春回来后,孩子们却不知哪个是自己的爸爸了,跑上前去都喊“爸爸”。祖母(外婆)帮孙辈们从脸型上进行区分:蔡妮、蔡博的爸爸蔡和森是“长爸爸”,特特的爸爸李富春是“圆爸爸”。
1927年4月,向警予从莫斯科归国,由广州去武汉,顺道来长沙看望了蔡家父母及孩子们。这是向警予最后一次与蔡家亲人相聚!在蔡父、蔡母的张罗下,拍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这就是蔡家唯一的那张“全家福”,留下了永久的历史纪念。一年后,向警予年仅33岁就在武汉为革命英勇捐躯了,其子女当时没有一个知道自己的母亲牺牲的噩耗。
大革命失败后,为了避免被敌人“斩草除根”,葛健豪带着全家老少回到老家双峰永丰居住生活。1928年春节刚过,她安排丈夫蔡蓉峰和长女蔡庆熙及孙儿蔡博留在老家,自己则带着外孙女刘昂、李特特和孙女蔡妮,转辗武汉、上海,为儿女们掩护革命。
6月,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蔡和森、蔡畅兄妹俩都是“六大”代表,他们准备将蔡妮带去莫斯科。葛健豪只好又带着刘昂、李特特重返家乡。从此,蔡和森、向警予的子女及外甥女们随祖母(外婆)隐居在永丰附近的农村,先后住过的地方有毛家塘、茶亭子、杨梅子咀、石板冲等处。
俄语教授——蔡妮
2005年罗绍志与蔡妮、洪戈夫妇合影
进入土地革命时期后,中共党组织非常关心革命先烈和在党中央工作的领导人的子女成长,陆续派员将他们从乡下接出,护送去苏联学习。至1929年,继蔡妮跟随父亲到达苏联后,蔡转、李特特、蔡博也先后离开家乡,被送往莫斯科近郊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融入到了这个彼此不分民族、肤色、语言的国际大家庭里。
蔡妮到达苏联后的第二年春,父亲蔡和森为了工作之需匆匆回国了。而她哪里知道,那竟是与父亲的永别。1931年8月,蔡和森在广州壮烈牺牲。两年后,年仅11岁的蔡妮从李立三那里得知这一噩耗时,竟没有掉下一滴眼泪。
也许是因为她自幼即痛失母亲向警予,再加上多年来动荡生活的磨练,使得蔡妮拥有这样一个坚强的性格。 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正在莫斯科不远的蔡妮,转移到莫斯科以东300公里的伊万诺沃市,进入第一国际儿童院学习与生活。
这里,有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儿子刘允斌,赵世炎的儿子赵亚夫、赵施格,张太雷的儿子张芝明,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等,还有世界许多共产党领袖人物的子女。
同年冬天,德国军队进攻莫斯科,伊万诺沃市情况危急,准备疏散市民。这里虽然没有遭到敌机轰炸和袭击,但蔡妮与同学们总要东躲西藏。
一听到警报,就得钻进防空洞里,有时一蹲就是一个通夜,要等警报解除后才能走出防空洞来。 为了以防万一,战争时代的蔡妮还忍痛烧掉了自己珍藏的一本俄文版小册子,但她一直珍藏着父母亲的照片。“在那本名叫《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小册子上面,有李立三撰写的关于我父母的文章。
”蔡妮回忆说,“当时为了安全,为了活命,不得不这样做,但我没舍得烧掉爸爸妈妈的照片,我只留下了父母的照片。” 战时的贫困、饥饿始终伴随着蔡妮。
当时的食品都是严格配给,只有学习好的同学才能每天吃到一次学校提供的午饭。而这样的午饭也不过是只有几片菜叶子的菜汤。正如蔡妮后来回忆说,“战争年代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是十分艰难的,许多人都因饥饿而浮肿”。
为了能吃饱,她常要卖掉衣服去换黑面包和黄油条,还时常和同学们去树林里采野果子充饥。没有鞋子的时候,就穿上共产国际发的那双木鞋。伊万诺沃市太冷,连晚上睡觉都要穿着衣服、戴着头巾。
最使蔡妮难忘的是卫国战争胜利日。“那是值得永远牢记的伟大节日。5月9日那天,伊万诺沃市所有人都走上街头和广场,我们见到那么多幸福的目光和微笑。素昧平生的人们相互拥抱和亲吻,军人们在人们的‘乌拉’声中被抛向空中。
扩音器中传出音乐,人们像孩子一样欢乐地跳舞,到处可以听到歌声。”蔡妮曾多次津津乐道地这样回忆过去。 蔡妮在苏联度过了24个春秋,从幼儿园、小学、中学直到莫斯科医学院毕业。
她深深地爱上了苏联,爱这个民族的人民和文化。半个多世纪过去后,蔡妮对留苏生活仍记忆犹新。她说:“苏联是我成长的第二故乡,但我的事业还是在我们的祖国——中国。”
1953年11月,蔡妮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因为父母早于战争年代就壮烈牺牲,所以最先接待她的亲人是姑妈蔡畅和姑父李富春。当她被分配到北京儿童医院去上班时,姑父与姑母对她的赠言就是:“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
她在北京儿童医院当了3年多的儿科医生后,组织上于1957年把她调到了北京红十字医院。论医治病,蔡妮是称职的,但当医生得给病人书写病历,因不善写中文,这就使她为难了。于是,她向组织提出要求,请求到北京大学进修中文,或去从事翻译工作,而医院因工作的需要,怎么也不肯放她走。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蔡妮离开医院工作,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当了一名俄语教授。她的俄语与她的医学一样,功底很深。她在苏联莫尼诺国际儿童院时,就与毛岸英代表中国儿童出席在白俄罗斯首府召开的国际儿童会议,毛岸英用中文讲演,由她作俄语翻译,宣传中国抗日战争。
她还在伊万诺沃师范大学历史系专修过俄罗斯历史。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蔡妮,以一口流畅动听的俄语,主讲俄罗斯概况及历史,深受全院师生们的欢迎。她在这里一直工作到1986年离休。
2010年,俄罗斯总统签发,俄驻华大使亲自向其颁发参加原苏联卫国战争的中国老战士勋章。晚年蔡妮住在北京东城区一个环境幽雅的四合院里,与爱人洪戈及子孙三代安享晚年。她十分关爱家乡湖南,对70多年前在家乡生活过的情况记忆犹深,并多次和兄弟姐妹们一起回家乡参加父母亲的大型纪念活动。因病于2012年6月7日上午10 时58分在上海华东医院去世,享年90岁。
蔡妮的爱人洪戈,河北乐亭人,1921年3月24日出生,1949年同蔡妮结为伉俪。曾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顾问等职。其女儿王小莉,1950年出生,与女婿李吉元同在冶金工业部地质研究所工作,现已退休。儿子王宏,1954年出生,在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工作;儿媳孟雅。
冶金专家——蔡博
自母亲向警予牺牲后的蔡博,跟随祖母、大姑妈在双峰隐居。他是兄弟姐妹中在家乡居住时间最长的一个。1937年,蔡博在双峰高小31班毕业后,考取湘乡中学。1938年秋,周恩来派朱惠把他接往重庆。
朱惠当时告诉蔡博,是他父亲要他来接他的,但到了重庆周恩来公馆,邓颖超才如实告诉他,自己的父母已经为革命牺牲了,党组织决定送他去苏联,其姐姐蔡妮早已到了那里。蔡博在上海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转送乌鲁木齐,再由毛泽民带往莫斯科国际儿童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