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式辉与戴笠 熊式辉与中正大学的创办

但是,在艰难抗战的环境下,由地方创办大学也确非易事。江西创办中正大学的消息一出,立即在重庆等地引起强烈反应,“各方颇多物议”。反对意见集中为三点:“一则曰,总裁为全民族之领袖,应受全国之崇敬,江西不得而私,中正大学应为一全国性之大学,宜设于首都,以隆体制。

再则曰,当此抗战紧要关头,江西为四战之地,首受敌军侵略之威胁,允宜集中一切精力以谋增加战斗之力量,并以争取最后之胜利,文化事业应于安静环境中培育之,故此时在江西创设一所新兴之大学,既非其时,亦非其地。

三则曰,抗战以来,东南人才恐慌,江西尤感偏僻,教授不易延聘,学生质量难期整齐,即能创设大学,亦难有所成就,更不能作到特殊贡献。”[16](P1)最有分量的反对者,则包括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及孔祥熙、张君劢等要人。

据熊式辉日记记载,他向从重庆回来的蒋经国“询重庆情形,伊言二陈与孔对赣政殊不了解,对大学设立成见更深。言重庆方面宜常有人来往沟通”[9](1940年4月9日)。

反对者的意见不能说没有道理,陈立夫等人可能还有不相信军人熊式辉能办成大学的深层疑虑。由于反对意见相当激烈,以致影响到蒋介石,竟使支持最力的蒋介石也一度动摇,而在1940年2月15日电示熊式辉:“中大如未筹备完成,作罢为宜。

”[9](1940年2月20日)所有这些,反映出熊式辉的办学之路走得相当艰难,在国民党高层政要中遇到了很大阻力。 尽管如此,熊式辉没有轻易放弃。他一方面,针对战时环境、教授延聘等确实有道理的意见,加大力度进行筹备工作;另一方面,对重庆政要展开新一轮的说服争取。

1940年2月20日,他回复蒋介石电,再次申述办学理由。又一一致函其他重要官员,进行解释。据其日记所载,仅在3月,他即于1日致函陈立夫、张君劢,详告办学设想及省议会要求将中正大学改为国立的动议;14日,他与时任第三战区经济专员的孙晓村谈“中正大学使命,及农业院应注意各事。

因其即赴渝,使便宣传”;21日,定稿中正大学办学旨趣,写成私人信函10件;22日,派蔡方荫赴渝,“嘱咐赴渝与各方接洽应注意之事,托带致呈总裁及岳军、立夫、作孚、自明、辞修、君劢、阳初、淬廉、布雷、又庸等函十件,内附大学旨趣一张”[9](1940年3月22日)。

所列10人中,既有蒋介石身边的军政要人和重要幕僚(如张群、陈诚、甘乃光、陈布雷),又有文化、教育、国民参政会的著名人物(如陈立夫、卢作孚、张君劢、晏阳初、何廉、王又庸等)。

可见,熊式辉为争取中枢支持江西开办大学,作出了多方面的努力。 熊式辉的努力取得了成效。蒋介石很快打消了“作罢”的念头,再予支持,并让陈布雷转述其四点意见:“1.筹备时间宜充分。2.人才不可忽略,在开始时特别留意。

3.仪器图书不可忽略。4.学生素质不可马虎。”[9](1940年4月9日)蒋介石的支持,再次为中正大学的创办开了绿灯。 张君劢等事实上也改变了态度。政治学界名宿张君劢原对创办中正大学之意义不甚了解,经熊式辉诚恳解释,“竟能力表赞同,并专函表示对于中正大学之期望”,希望结合江西政治及农工医矿等实际需要,进行办学。

[16](P6)至于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碍于蒋介石的态度,虽有不通也不便明确反对。

但直到1941年4月28日晚熊式辉在重庆上门拜访,“与陈立夫部长详述中正大学作法,俾释误解”,才算消除了疑虑。 1940年3月下旬,时在重庆的江西教育厅长程时煃探知,教育部将批准设立中正大学并由省立改为国立,由教育部直辖,校长人选由熊式辉函请蒋介石决定。

[9](1940年3月23日)经行政院会议批准后,5月,教育部发出部令:“中正大学定为国立,筹备事务,仍托由江西省政府主持并聘定熊式辉、程时煃、邱椿、萧纯锦、马博厂、蔡方荫、朱有骞、罗廷光为筹备委员会委员,熊委员式辉为主任委员。

在校长未任命以前,一切校务,由筹委会负责办理。”[17](P2-3)这8名委员中,前4人为省政府委员(其中程、邱、萧也是著名学者),后4人为学者,这个结构,保证了筹备工作的顺利进行。

6月1日,筹委会在泰和正式成立。新成立的筹委会继续前筹委会的工作,负责建筑校舍、购办图书仪器、修筑交通公路和编制规程章则等一应事务。国立中正大学的开办,至是成为定论。 三、历时经年的实际筹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