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成兴三个没有改变 “三个没有变”的国情现实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和社会高速发展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国民经济突飞猛进地快速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彻底告别贫困和温饱,正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崭新阶段。也正是由于我们所取得的如此骄人的成就,世人把中国的发展道路称为“中国模式”,把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誉为“中国奇迹”。
然而,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却告诫我们,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三个没有变”让人警醒
这“三个没有变”振聋发聩,让人警醒。
讲“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是指我国总体上仍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后期,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生产力尽管得到极大解放和发展,但不尽完善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仍然阻碍和桎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建立合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道路还相当漫长,任何急于求成的社会制度变革都是有害的。
讲“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没有变”,是讲当前我国社会生产力落后且发展不平衡,经济总量不足仍是这一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唯一出路就是要发展生产力,不断做大财富蛋糕。
讲“我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则是指尽管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但人均经济总量去年仍然排在世界第94位。虽然我国减贫成就巨大,居民生活水平总体达到小康,但按国家统计局2010年数据,我国仍有1.5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消灭贫困仍然任重道远。
“三个没有变”的告诫,让我们不要陶醉于已经取得的发展成就,要看到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让我们不要为国际国内各种批评中国的言论所困扰,紧紧扭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关键,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加快改革和调整不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让我们不要头脑发热,不要“中心漂移”,必须继续牢牢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进一步筑牢国家发展繁荣、全国各族人民幸福安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物质基础。
无疑,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发展,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做大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在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也日益突出。要解决好诸多的结构性问题,最根本的手段仍然是发展。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失衡,“三农”矛盾突出。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分治的格局始终没有真正打破,优势资源和发展优势严重向城市倾斜,最终导致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社会资本剪刀差、人力资本剪刀差和土地收益剪刀差等“不等价交换”趋势日益严重,最终导致了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和补贴越多,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大的“补贴悖论”。
由于这种城乡“不平等”的发展格局,致使“三农”矛盾日益突出,农业安全和农村稳定形势令人担忧。
需求结构失衡,消费不足矛盾突出。长期以来,由于我们过度追求GDP的增长率,忽视经济增长质量,加上部分官员政绩观扭曲,为保速度常常通过大量投资来追求“短平快”,久而久之忽视增加消费对经济稳定增长的长期拉动效应,消费不足成为我国长期没有很好解决的结构性矛盾。
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民生和社会矛盾突出。我国目前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一方面表现在居民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企业和政府所得不断上升;另一方面表现在国民收入(财产)在居民之间分配不平衡,贫富分化比较严重。失衡的分配结构,不仅严重制约着消费需求的扩大,而且严重恶化了社会矛盾。
产业结构失衡,服务业发展不足的矛盾突出。由于基础设施落后,资本和科技投入不足,中国农业还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尴尬;由于我们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尽管成为了“世界工厂”和制造大国,但还没能成为“创造大国”;特别是第三产业严重滞后于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进而成为制约中国经济高效益发展的“瓶颈”。
区域经济结构失衡,中西部发展滞后的矛盾突出。从大的区域结构看,东中西部发展不协调,区域收入差距扩大;从区域内部来看,西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中部地区各省之间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之间发展也不平衡;具体到各省区市内部发展也严重不平衡,如新疆的南北疆之间、广东的珠三角地区与粤北地区、江苏的苏南和苏北地区之间也存在很大差距。
这些区域差距已经成为引发区域发展矛盾乃至西部民族地区不稳定的重要根源。
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民生矛盾突出。分配不公、就业困难以及老百姓住房难、看病难等民生矛盾已经成为引发民众不满的诱因。这些民生矛盾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不仅会直接导致社会动荡,而且会恶化经济发展环境,动摇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
因此,我们必须牢牢抓住和用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一方面,积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的国际大趋势,继续坚持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方针,努力营造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大环境。另一方面,要认真分析和准确把握世界经济发展中长期趋势,努力提高应对复杂局面能力,努力做到“四个准确把握”:即准确把握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的特点,努力培育我国发展新优势;准确把握世界经济治理机制进入变革期的特点,努力增强我国参与能力;准确把握创新和产业转型处于孕育期的特点,努力抢占未来发展战略制高点;准确把握新兴市场国家力量步入上升期的特点,努力发展壮大自己。
能否抓住和用好这一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不仅是我们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的关键所在,而且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和民族自强能力的重大考验。
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而实现科学发展的关键又在于彻底转变过去那种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经济发展方式。
其一,要以结构优化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优化城乡结构,彻底打破“二元经济”。在继续加强新农村建设的同时,着力推进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优化需求结构,努力提高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优化产业结构,努力延长服务业短板。在继续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推动工业由大变强的同时,着力提高服务业的比重;优化区域结构,努力形成东中西部协调发展新格局。
其二,要以自主创新推动发展方式转变。转变发展方式本质上要求提高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和知识含量,使经济的快速增长建立在科技不断进步的基础上。要加强基础学科和基础理论的研究,加强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的自主开发和创新,推进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技术研究,培育一批技术推广机构,给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技术援助。
采取有效措施,推进高技术产业化。特别注重突破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技术瓶颈,开发针对大气污染、水污染、垃圾污染等综合整治技术,开发资源高效勘查和资源综合利用技术。
其三,要以深化体制改革保障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难以实现根本性转变,关键在于导致发展方式不合理的体制和机制还没有实现根本性转变。因此,一方面,要深化土地制度、户籍制度、财政和金融体制改革,建立有利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
另一方面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要加快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加快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财政体制和政策体系,形成有利于结构调整、促进科学发展的财税体制和机制。
同时,还要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发挥好价格杠杆促进结构调整的作用。要加快推进能够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充分发挥价格在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抑制“两高”行业盲目扩张、调整经济结构中的杠杆作用。要建立真正反映农业生产成本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加快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
其四,要以建设“两型”社会支撑发展方式转变。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我国向更高层次和更高阶段发展的时代要求,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广泛开展节约型社会的宣传、教育和培训,增强全社会、全民族的资源忧患意识和节约意识。
完善法律法规,通过价格、税收等手段,鼓励和支持合理消费,引导消费者购买和使用低耗产品和服务。对大排量轿车、过度包装等,要研究采取经济办法适当限制。每一个企业,都要积极开发应用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和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和产品,加快节能降耗技术改造,严格执行环境法律法规和污染排放标准,完善和落实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预案。
第五,以健全官员政绩考核机制保证发展方式转变。推动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是关键。中央印发了《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强调干部考核评价指标要体现综合性、全面性,既要注重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又要注重发展的方式、质量、结构、效益;既要注重经济建设情况,又要注重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情况;既要注重已经取得的显绩,又要注重打基础、利长远的潜绩。
要按照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的要求,针对不同区域主体功能定位,突出不同区域的考核重点;要强化对违反科学发展观行为的刚性约束,充分发挥干部考核对推动结构调整、促进科学发展的导向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