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茨基列宁 考茨基和列宁政制之争再思考

内容摘要:1918年考茨基和列宁关于民主问题的争论,对后来社会主义的发展,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历史上,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考茨基认为,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背叛民主,而列宁则认为考茨基歪曲民主的实质。在考茨基和列宁争论的背后,隐含着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社会主义民主是阶级民主和程序民主的有机统一。认识这一点,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思想史的研究和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

关 键 词:考茨基;列宁;阶级民主;程序民主

作者简介:任晓伟,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国际共运史教学和研究。

中图分类号:A81;D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574(2011)02-0033-07

1918年5月考茨基发表了《无产阶级专政》一文,强烈指责列宁和俄国十月革命歪曲了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背离了社会主义民主的价值。针对考茨基的指责,1918年10-11月,列宁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一书,认为考茨基是受到了自由主义的影响,阐述的是一种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考茨基和列宁关于民主问题的这次争论,对后来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长期以来,我们在此问题上一直以列宁的观点为是非的尺度。但是,近百年后,面对苏共的亡党和当代中国民主事业的艰辛,反思考茨基和列宁关于民主问题的这场争论时,有必要超越谁对谁错的绝对主义,冷静思考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科书通常认为,民主的实质是阶级问题,即民主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镇压、剥夺被统治阶级的工具。随着现代西方国家的成长和不断成熟,以普选权、议会制和多党制为基础,以出版集会言论自由为核心内容的程序民主在社会主义运动中也日益显示其重要性。

恩格斯晚年在为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写的导言中,高度赞扬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利用资产阶级民主进行合法斗争中取得的成就,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给了世界各国同志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人们发现,在资产阶级用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东西是工人阶级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①。

但在恩格斯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基于阶级实质意义上的民主与基于现代国家成长意义上的程序民主却没有统一起来。

就考茨基和列宁1918年关于民主的争论来看,二人在阶级民主和程序民主上各执一端,越走越远,衍生出的思想流派之间的分歧至今无法弥合。

考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②主要涉及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对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进行一般性的探讨,一是评论和分析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等一系列“反民主”的社会主义及其后果。同样,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也是在这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一是对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进行一般性的探讨,一是为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等行动进行历史和理论上的辩护。第二个层面的分歧,则源于在第一层面上当时这两位最权威、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认识不同。

关于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考茨基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话,他说:“对我们来说,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不可思议的。我们把现代社会主义不仅理解为社会化地组织生产,而且理解为民主地组织社会。根据这个理解,对我们来说,社会主义和民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③。在这里,考茨基所强调的民主是就其程序性的意义而言的。就这个层面而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首先指的是,民主是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工具。

考茨基并非在一般意义上反对或否认革命暴力,而是承认无产阶级利用民主发展到一定规模后统治阶级有运用暴力镇压无产阶级的可能性,但他看到了民主的增长对无论是革命暴力还是反革命暴力的抑制作用:“在一个民主共和国里,人民的权利几十年来、甚至几百年来已经在那里牢固地扎了根;这些权利是人民通过革命而赢得并且保持和扩大的,同时人民也教育统治阶级要尊重人民群众”④。也就是说,在一个现代民主制国家中,民主与暴力是反比例增长的,民主的体制性和程序性力量越大,一个国家中运用暴力的空间也就愈小。这一点,其实也就是后来俄国政治学家麦德维杰夫所说的,一个国家越是强大和稳定时,它就越是倾向于采用带有自由主义的政策,而不是暴力⑤。

其次,民主的发展程度与无产阶级的政治成熟也是有内在关联的。因此,考茨基坚决反对社会主义运动中以救世主自居的领袖个人和组织,认为:“无产阶级不仅必须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兴趣,不仅要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和拥有利用这些条件的力量,而且还必须具备一种保持和正确运用这些条件的能力。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才能作为持久的生产方式而付诸实现”⑥。

无产阶级运用民主的能力并不是统治阶级赐予的,而是在劳动反对资本的过程中逐渐获得的,无产阶级运用民主的能力实质上也就是无产阶级政治成熟的过程。民主不仅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重要,而且对于无产阶级拥有国家政权后更重要。民主会使“无产阶级具备这样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无产阶级所必需的,如果无产阶级不仅是要利用机会,作为偶然的成功而夺取政权,而且还要能够保持和运用这个政权的话”⑦。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史上,考茨基第一次明确地区分了阶级统治和政党治理的关系,认为一个阶级能够进行统治而不能进行具体的治理,在政党代表阶级进行治理的过程中,防止政党专政的关键在于无产阶级运用民主的能力和政治上的成熟。在这个问题上,考茨基与伯恩斯坦是有明显区别的。在伯恩斯坦看来,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集体行动纯粹是一种政治上的虚构。“一般说来,以处境的某种形式上的类似为根据而推论出行动上的实际的同一性,再也没有比这更能叫人上当的了。”⑧相比之下,考茨基并没有放弃无产阶级统治的概念,而是在此基础上提出阶级统治与政党治理的关系这一现代政治学中的重要问题。

从考茨基对程序性民主和社会主义关系的分析来看,就容易理解他为什么始终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最多只是一种暴力主义的社会状态,而不是一种国家的政治制度;是解构旧秩序中出现的一个暂时特征,而不是民主政治建构中的一个稳定特征。与社会主义本性相适应的国家政治制度只能是比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下的程序性民主更加发达和完备的民主设施和无产阶级运用民主的能力增长。

考茨基始终没有涉及民主的阶级内涵,因此被列宁讥讽为“纯粹民主”、“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写作过“在1914年以前被翻译成16种语言,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综合性读物”的《阶级斗争》的作者⑨,考茨基不可能也没有理由忽视阶级理论和阶级斗争。他在《无产阶级专政》中淡化阶级民主,原因在于当时西方民主制的发展已远超马克思恩格斯的那个时代。政党体制的改革、普选权的开放、工人政党选票的增长和无产阶级运用民主能力的发展,使西方国家不仅仅是管理资产阶级事务的共同委员会,而且开始成为管理全体公民事务的共同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考茨基也就自然无法理解列宁对暴力的高扬和布尔什维克对民主机构的废除。

考茨基后来谈到《无产阶级专政》一文时说:“一旦我在某种程度上看清楚了俄国自从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所发生的情况,我立即就认为自己有义务出来反对它,不仅反对那种认为像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能够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超过工业的西方这一信念,而且还反对这种妄想:可以用几次强暴的打击把社会主义建设起来,而且是由一个享有特权的少数派在同人民大多数相对抗的情况下来建设社会主义。”⑩面对布尔什维克对暴力的美化,考茨基把最终原因的归结到俄国的占主导地位的农业人口和小农经济。考茨基无法理解列宁,列宁也无法理解考茨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