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平】三驾马车亲述:徐小平哭求回新东方 事业不成天天吵架

主要内容：徐小平。新东方“三驾马车”再次聚首的最后一次努力，是在2009年3月5日，离开新东方3年的徐小平先生已经53岁，与新东方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先生在北京盘古大观超五星级酒店吃饭。他流着眼泪对俞敏洪讲了他经常做的一个梦。

“我说我天天夜里梦见你，梦见新东方这帮人在玩，我想跟你一起玩。”徐小平对记者回忆这次会面。这个富有的投资人露出委屈的表情，讲自己小时候的经历，“一群大孩子一起玩，我跟着追他们，他们见到我就走了，不愿跟我玩”。

徐小平反复申明这个梦是真实发生的，“醒来枕头湿了一大片”。他用“梦魂萦绕”等语意强烈的字眼儿表述自己对新东方的热爱，并两次强调：“俞敏洪没有回应我。”他此后声称的事实比“没有回应”更为糟糕，据他说，第二天，他又去新东方见了俞敏洪，后者脸上明显写着拒绝。几个月后，徐小平写信给俞敏洪，“收回了我当时的请求”。

“有一太平洋的话要跟俞敏洪说”

电影《中国合伙人》上映3天后，俞敏洪在自己北京的家中招待了徐小平和王强。约会是提前就定下的，与电影无关。席间，3个人只字没有提及这部被外界解读为“新东方创业故事”的电影。在单独进行的几个小时的谈话中，三人分别表达了对电影的看法。

王强和徐小平都声称这部电影很了不起。5月31日早上6点多，王强一个人溜进电影院又看了一遍，“一边看一边回想往事，想着我们当年是怎么一步步过来的”。第二天，他仍然沉浸在当年意气风发的友谊回忆里，淡化了那些因为利益和观点不同而导致的痛苦争吵。

徐小平则一次次借用别人的好话来评价这部电影。“陈可辛看完剧本以后说，徐老师，你这个剧中和中国电影都不一样。我说怎么不一样?你这里面3个男主角都非常高贵，非常可爱，中国没有这样的人。”也许是因为俞敏洪公开表达对电影的不满，他急于展示这部电影对原型的刻画是多么正面。

在一间杂乱的并不宽敞的办公室里，穿着灰色T恤的俞敏洪对记者重申他对电影的反感，甚至不愿意评价。但他仍然忍不住对某些细节提出了批评，承认“有几个场景还是挺委屈我的”。

这些场景包括他在创业成功后提议给自己分51%的股份，“这样两个合伙人当场就会走人，完全不符合企业家的逻辑”，以及电影中的主角成冬青为了阻止上市一个人增30%的股份，“你找死啊，商业中间怎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永远不可能的，当场拿刀子把你给捅了”。

这是他首次公开指出电影的不足。《中国合伙人》上映后，他的手机一天就收到1000多条短信，来自朋友和那些看过电影的学生。他“出于无奈”，在博客上发表了一篇公开回应，但关于电影本身态度模糊。

正确朋友

俞敏洪、徐小平和王强经常将彼此的性格不同称作“互补”。这只是事实的一面。

徐小平充满激情，他的演说自30年前起就总能激起人们的欢呼和掌声。他喜欢战略，用王强的话说，“新东方当时的很多战略都出自徐小平”。

王强的理想主义色彩则显得冷静。他读书量惊人(刚刚出版了一本谈论阅读的新书)，“喜欢务虚”，思考理论问题，是新东方创始人中最不愿意接受“励志”教育的一位。

相比之下，俞敏洪并不是那类让人惊艳的精神领袖。他生性温和，坚韧，更加现实和谨慎。一个例子是，他“至今不懂得拒绝”。他承认自己“软弱”、“优柔寡断”，并且知道这对企业管理有害。

俞敏洪性格中流露出明显的现实主义。他能跟不喜欢的人合作，“通常不会露出让对方感觉到我不喜欢他。”他说，“我处在这个位置，没有办法分明地表露爱憎，否则我就没有办法做新东方了。”

自从1996年先后从国外回来参加新东方之后，徐小平和王强一直希望俞敏洪变成一个“正确朋友”——从善如流、忍耐、伟大。“你不仅要成为柳传志，还要成为蔡元培。”这是王强回国之前对俞敏洪提出的期望。

徐小平与王强分别提起范冰冰说过的一句话：“能经受多大诋毁，就要承受多大批评。”而他们指向的对象俞敏洪却是个自称对演艺明星毫无兴趣的人。这种反差无处不在。他们分别多次强调自己批评的正当性与必要性，用徐小平的话说，批评建议“我会发很多条短信反复说，那些把他折磨死的建议，我连续几年一如既往地提”。

沉默寡言、“从没爆发过”的俞敏洪，努力在言辞中淡化这种苦恼：“我对人的批评很快就会忘掉，也没有说有多严厉的批评，大不了就是他们天天骂我土鳖，农民意识，完了没有眼光，对一个企业管理者来说，这应该是算比较严重的。”

他也会流露出一丝懊恼，“把朋友请回来，完了本来是一起干事业的，结果弄回来以后最后事业干不成了，还天天吵架”。

的确是明星，的确是?丝

1996年，俞敏洪创办的新东方学校收入已经在2000万左右，利润数百万。当他准备出国拜访已经几年失去联系的徐小平和王强时，脑子里想着的是两人的才华和耀眼光芒。

俞敏洪和王强1980年一同考进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两人住相邻宿舍。两人风格完全不同，王强多才多艺，后来成为新组建的北大艺术团团长，是“绝对的风云人物”，而俞敏洪出身农村，对城市生活充满陌生感。因为都喜欢读书，两个人交往密切。

1983年，自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徐小平来到北京大学团委任文化部长，担任艺术团的指导老师，3人随后产生交集。徐小平至今还记得那个“意气风发”的大三学生站在北大团委的筒子楼门口与他交谈的场景。

王强与徐小平都处在舞台的中央。他们至今相信自己当时是耀眼的主角。而俞敏洪很难举出什么辉煌的事迹，他为人和善，人缘不错，很长一段时间内包办了全宿舍的打水任务。他自筹资金创办了一本诗刊，办了两期就停刊了。俞敏洪让人印象深刻的事迹除了上佳的酒量以外，只有艰苦学习英语的韧性，以及娶到了一位被称为系花的太太。与其他两人不同，他的故事是一个苦孩子奋发图强的故事。

上世纪80年代末的风波之后，徐小平和王强出国。如今，电影《中国合伙人》又让王强找回了当初的生离之痛，“我当时也是立志不回国了”。王强回忆说，徐小平是最早走的。

国内这头藏着一个文艺青年痛下决心改换命运的故事。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事件是他扔掉了自己的所有诗稿。他曾在演讲中将此夸大为“付之一炬”，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那是一种演讲需要的修辞，事实上只是扔掉，“扔在哪儿我就不知道了，没有真正像林黛玉把诗一页一页撕下来扔掉了，那个太有诗意了。我不会这么做的。”

如今，俞敏洪已经可以从容地分析自己的转变过程：除了克服心理上的障碍，还要经历语言的改变，从知识分子的语言变成跟公安局交流的社会语言。他被扔进了完全陌生的环境里，想办法认识公安局的某一个人，再认识其他人，然后跟公安局的关系好起来。“慢慢也就习惯了，吃饭聊天喝酒都很习惯，像朋友一样。”他说，但又补充道，很艰难，“谁要不信，就让北大的教授、老师去跟公安局打交道试试看”。

俞敏洪将此归因于生计所迫。但王强相信，俞敏洪天生具备与别人打交道的才能，一个例子是在大学毕业后，俞敏洪住的是单人宿舍，而其他老师住的则是双人宿舍。

毕业已经十几年，等到俞敏洪再一次出现在王强面前时，王强受到了极大的触动。“在普林斯顿，我看学生都能认出他来，觉得很受刺激，他是有名气了。”王强说，“在北大的时候，哪有人认识俞敏洪，但是到美国没有人认出我来，只认出老俞，这反差太大了。”

“新西方”

当俞敏洪到加拿大时，徐小平处于失业状态。1993年到1994年，徐小平曾回到国内，创业办音乐学校，但失败了，又回到加拿大。这期间，不得志的徐小平甚至没有联系过旧日朋友俞敏洪。关于二人在加拿大的重新相聚，徐小平讲述的版本是“我哭着喊着求他带我回来一起做新东方”。

俞敏洪的回忆则略显平淡：“他发现我在中国已经做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学校。当时我就跟他说，你在国外生活得也不如意，如果你还想搞音乐的话，你回来，我给你30万块钱。”

按照过去流传的故事版本，王强在美国的生活算是成功的。他出国后改读计算机专业，年薪7万美元，因此，甚至在王强表明回国的愿望后，俞敏洪还劝他仔细考虑。“这说明他对我负责，怕耽误我，我很感激他。”王强说。

事实是，王强此时早已厌倦了在美国的生活。在租来的两居室公寓的餐桌上，他告诉俞敏洪：我决定回去跟着你一起干了。王强描述，俞敏洪当时既兴奋又迟疑：“喝完酒以后我说咱们严肃地谈谈这个事。一开始他展示新东方非常兴奋，等到严肃谈，他反而沉闷了，因为他心里也没准备，把我们这样的人物叫回来，他人生面临什么?”

真实故事比电影更精彩。为了打消俞敏洪的疑虑，王强在俞登上回国飞机之前的一刻直截了当地向这位老同学“明志”：“当时我也是刺激他，我说老俞你要考虑，你一定要让我去新东方，咱们3个做，如果你不答应，我现在直率地告诉你，半年以后我一定会在你的校门对面建立一个学校，做的是和你一模一样的东西，这个学校名字我已经想好了叫新西方，校长叫王强。老俞一听，沉默片刻，他说算了，大家一起回去吧，就在新东方3个字下做吧。”

徐小平几乎是紧跟着俞敏洪回到了国内。俞敏洪结束与一个加拿大人的合作，将留学咨询的业务交给徐小平，“小平这下要大干一场了。”友谊和事业在这个时候达到了蜜月般的融合。电影中的一个经典细节可以在这里找到原型：“俞敏洪当着我老婆的哥哥说，‘小平很快会让我嫉妒的’，他真说过。这种兄弟般的情谊，对我那么深厚的期待和鼓励，那真是无比温暖。”徐小平说。

监管俞敏洪

那是一个好友重聚的喜悦时刻，俞敏洪和先期回国的徐小平带着一束花去机场接王强。3个人不约而同对《人物》记者讲述了同一个细节。就在从机场回俞敏洪家的出租车上，王强突然严肃地问俞敏洪：“你现在是我们的老板，如果将来我们比你赚得多，你能接受吗?”

在俞敏洪看来，这意味着信心的宣讲。而在王强和徐小平看来，这更像是一种姿态展示：他们不会是俯首听命的打工者，仍然是大学时代不假辞色、充满质疑和拷问的挚友。

大学时代的交往习惯顽强地保留下来。“可能老俞的痛苦就在于此，他始终无法建立起绝对的领导权。”王强说，“我很难想象突然毕恭毕敬地叫他‘俞总’。我们摆脱不了大学时对他的印象。我宁可自杀，或者他杀。别人可能完成这种职能(身份)转换，但我们3个从来没这习惯。”

徐小平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将对俞敏洪的批评与国家政治中的监督相类比，“一个国家的活力是靠不同观点的交锋和辩论来实现的”。

与他一样，王强也自如地在3个合伙人的关系与政治博弈中的关系间来回切换。他表示自己“痛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哥们儿义气”，因为那是中国人情中虚伪而无实质的东西。他表示，自己在治理企业上不如俞敏洪。“我对权力真的没有欲望，但是我对监管权力有巨大的欲望，我的乐趣更在于监管。”

王强在新东方的会议室里推动了两件事，一是要求手机关机，一是禁烟。

禁烟是王强感到满意的事。起初，新东方很多工作人员抽烟。开董事会时“看不见对方，云山雾罩”。他第一次发难引发了争吵，王强使用了他此前此后多次使用的摊牌术。他要求董事会投票，要么禁烟，要么他离开会场。俞敏洪也使用了他的惯常方法解决这一争论，用王强的话说“各打三十大板”，既肯定了王强的意见，又说这次会议并不正式，抽一抽也可以。

王强制定了禁烟措施，第一个罚款对象是俞敏洪的母亲。在新东方初创时，这名早年的万元户、自小对俞敏洪严加教育的农村妇女进入新东方协助儿子。王强因俞母在走廊抽烟，罚了她两百多元钱，然后马上作为典型在全公司推广。“但我忘了是老俞他妈给的钱还是老俞给的钱。”

长达几年的“改革”针对的问题之一是“家族问题”，其实质是“母亲问题”。俞敏洪的母亲李八妹在学校周边办起了餐馆和日用品小卖部。渐渐地,李八妹神奇地将新东方下游产品的含金量开发了出来—把学校住宿班的食堂、学校教材印刷、教师录音磁带采购等业务拿下，到2000年底做到了1000多万的流水。李八妹将新东方视作俞敏洪的家族企业，在人事和经营问题上多有干涉，甚至经常像过去在江阴家中那般训斥俞敏洪。

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是：1997年夏天，“三驾马车”在李八妹开的饭馆包间里吃饭时，俞敏洪听见外面散座处母亲又哭又闹，徐小平和王强都看不下去了。王强说:“敏洪，你能不能对你妈发一次火?镇住她，以后就不会这样了。”俞敏洪站起来向外走去，叫了一声“妈—”, 然后当着屋里屋外的一大堆人，“扑通”跪下了。

妖怪

徐小平没有如愿回到新东方，而王强也拒绝再走回头路。徐小平曾向俞敏洪推荐让王强重新回新东方董事会，俞敏洪说“小平感谢你解开我一个心结，以前我都得把你们两个人一起考虑”，言下之意，两人一起回变动太大了。但王强在电话里直接拒绝了俞敏洪的好意，他甚至逼迫徐小平，“如果你还想着回新东方董事会，我就不跟你一起做‘真格基金’了”。

2010年，徐小平成立“真格基金”，并邀请王强成为联合创始人，两人都感觉重新找到了方向。俞敏洪也参与了对“真格基金”的投资。他将此视为3人友谊延续的证明之一。

王强和徐小平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支持新东方和俞敏洪。王强在离开管理层之后的4年为新东方开了几百场免费讲座，“你想除了友情还有什么解释呢?我要以一种问心无愧的方式离开这个舞台。”

2012年7月，做空机构浑水公司唱衰新东方，许多大投资人询问徐小平，“半夜两点钟给我打电话，我不知道真相，但是我说，买!买!绝对没问题!事实上，听我话买的人都赚钱了。”

俞敏洪不在的时候，俞敏洪经常成为徐小平和王强的话题对象。甚至讲起俞敏洪“发火”的故事时，王强也带着开心的语气。他说，有一次，俞敏洪被母亲惹得生了大气，在外面发火扔了手机，还砸到王强的车上。

“你看他非常理性。”王强说，“老俞是有超人的掌控能力，他的车也在旁边，怎么会扔到我的车上?手机没摔坏，我的车倒受伤了—又不是因为我刺激他。”

在俞敏洪看来，跟以前相比，徐小平和王强对他的批评与之前变化不大，“王强比较含蓄，徐小平比较直白，因为徐小平他就一直是以批评我为他的乐趣”。但现在这些批评听起来更容易接受，一方面“会更客气一点，因为没有了现实中的利益冲突”，另一方面，也不再夹杂很多个人情绪。

对此，他的两位好友和昔日合伙人的态度未必如此淡然。

“我在微博上发了很多话，关于那么多知名企业因为战略失误错失了发展机遇，都是给‘那个人’看的。”徐小平说。他后来又说，有些话“只要那一个人听懂就行了”。

这3个人仍然不时强调已维持了30年的情谊是多么重要，话语风格各异，意思如出一辙。“结果是好的，过去的争执就不重要了。”这是俞敏洪的说法。王强形容3人的友谊，“就像一个少女通过结婚变成一个少妇一样，她失去了少女的那种单纯的美，她可能获得了少妇的这个成熟的美”。徐小平则以特有的激情洋溢的言辞称俞敏洪是“我尊敬的企业家，我热爱的朋友”。他说，友谊“建立在打造新东方的烈火真金的锤炼之上”。

“小平的身上体现一个什么叫做大的爱字，这是我从他身上学会的。老俞我从他身上学会了坚毅，百折不挠，这些都是我人生中做事的时不时要回在脑子里的这么一个标杆。”王强说他今天在“真格基金”觉得非常快乐，这缘于徐小平率真的性格，“我是30年少见这样的人。我坦率地讲，这一辈子，如果我这一生，要有一个最重大的事情要托付给一个人的话，在朋友中我可能想象的第一个人，或者没有第二个人，那就是小平。他真是没法掩藏。”

“那俞老师呢?”记者问。

“我不会托付给俞老师。他思考太多了，我读他很费解。”

王强感叹，在看完《中国合伙人》之后，他终于能清晰地表达自己关于这份友情的看法。

“友情跟荷尔蒙一样，特点是野性、没有原则，友情的野性需要与公司治理所要求的游戏规则，与强大、冰冷甚至残酷的理性碰撞，被程序正义的理性驯化。否则，友情不足以支撑一个企业的正规化治理，一定会分崩离析。如果友情能在这个前提下接受驯服，他就会变成冷冰冰的理性之外的的一个取之不尽的资源。”

事实上，这段关于友谊的富有文采的总结，远不如采访结束时王强的一句话，更能让多年来缠绕在新东方3位合伙人之间的妖怪显影。

“想想老俞也挺心疼的。”王强突然说。他强调，这句话，自己一辈子也不会当面告诉俞敏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