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留良之女 易代之际朱子学与四书学的典范之作——论吕留良的《四书讲义》
《四书讲义》(全三册),[清]吕留良撰,俞国林点校,中华书局2016年11月第一版,128.00元
吕留良(1629—1683),字用晦,号晚村,浙江桐乡人。他是明末清初著名的诗人,又是著名的理学家、时文评选家、刊行程朱遗书著称的出版家,后三者则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其相关成果之一便是《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
吕留良一生从事朱学,然与当时其他讲理学者不同,不以语录、讲章行世,而以时文评选著称,《四书讲义》便是其时文评选之中发明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相关义理的精华。
时文,也即八股文、四书文,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第一场,就是以八股文的形式考试学子,且以《四书》中的句子命题,故而对于《四书》以及朱子学是否有着正确的理解,也是科举成败的关键。吕留良两度从事时文评选,并成为与艾南英、陈子龙等齐名的时文评选名家。
为什么致力于时文评选?吕留良在意的是通过讲章、时文反对俗学、异学。什么是俗学、异学?吕留良《四书讲义》卷一说:“除却俗学、异学,即是大学之道。俗学者,今之讲章、时文也;异学者,今之阳儒阴释以讲学者是也。
”也就是说当时广泛流传的时文、讲章都是俗学,主要由村师所授;晚明以来的讲学先生多半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将佛、道等异学杂入儒学之中,所讲都是异学。吕留良要用最易流传的时文评选来重新讲明章句、传注,讲明先儒之精义与古人之实学,以及八股文的文字法度,把被俗学、异学搞得乌烟瘴气的讲章、时文风气端正过来。
吕留良时文评选的著作主要有《天盖楼偶评》《天盖楼制艺合刻》《十二科小题观略》《十二科程墨观略》《唐荆川先生传稿》《归振川先生全稿》《陈大樽先生全稿》《钱吉士先生全稿》《黄陶庵先生全稿》《黄葵阳先生全稿》《江西五家稿》《质亡集》等。
后来则有吕留良的弟子,将这些时文选本之中的吕氏评语摘出,并以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顺序加以重新组合,重要的版本有以下三种:周在延编《天盖楼四书语录》,陈鏦编《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车鼎丰编《吕子评语正编》。上述三书,流传最广则是《四书讲义》。
明清之际推尊朱学的学者极多,而吕留良并非简单的“尊朱辟王”,其本意并不在王学,而只在于朱学。吕留良指出,晚明时代的王阳明(姚江)流于佛禅,且多权诈,故而危害比陆九渊更甚,所以要辟邪,当纠正王学之非,而要纠正王学之非则又要先得朱学之是;而朱学之真则是“必先取舍明而后存养密”。
在他看来,这一道理朱子等先儒也未曾十分讲究,因为他们未曾经历类似“德佑以后”那种天地亘古未有的变化,而他本人则经历明清鼎革的变化,对于“出处”之中的节义有着深刻的认识。
在《四书讲义》之中,也多有阐发先讲明出处、辞受而后方可讲明致知、主敬的观念,这方才是吕留良朱学的根本所在。他所认为的朱学的真精神,就在立身行己之道,也即重节义、反功利。《四书讲义》卷三十五说:“近来多讲朱子之学,于立身行己,未必得朱子之真。
其忧有甚焉者,开堂说法,未开口时,先已不是,又何论其讲义、语录哉。故今日学人,当于立身行己上,定个根脚。”《四书讲义》卷七中也说:“人必取舍明而后可以言存养。吾见讲学宗师,谈心论性,诃诋古人。
至其趋膻营利,丧身失脚,有不可对妻子者,吾不知其所讲者何事也。”吕留良认为空谈心性而自身节义无一可取,或趋于功利而“丧身失脚”。他并不是说讲求存养工夫本身有误,而是说学问也有一个先后之分,也即节义最为重要,先讲求立身行己,然后才是存养。
再看吕留良所论夷夏之防,其实也就是从节义之道出发的,指出必须讲明节义,反对功利。《四书讲义》卷十七“子贡曰管仲”章:“圣人此章,义旨甚大。君臣之义,域中第一事,人伦之至大。若此节一失,虽有勋业作为,无足以赎其罪者。
若谓能救时成功,即可不论君臣之节,则是计功谋利,可不必正谊明道。开此方便法门,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谁不以救时成功为言者,将万世君臣之祸,自圣人此章始矣。看‘微管仲’句,一部春秋大义,尤有大于君臣卑伦,为域中第一事者,故管仲可以不死耳。
原是论节义之大小,不是重功名也。”在吕留良看来,夷夏之防固然当守,此本不必多言,然而需要讲明的则是如何守其防,唯有先明节义而已;至于夷夏之防与君臣之义的选择,也就在于节义的大小,而不在于功名的大小。
吕留良还说:“此章孔门论出处事功节义之道,甚精甚大……后世苟且失节之徒,反欲援此以求免,可谓不识死活矣。”也就是说,此章真正需要辨析的就是节义与功名之别,而功名无论大小都要服从于节义,如不重节义而重功名,就会被失节之徒给误用了。
再看《四书讲义》所论君臣、封建与井田,也是在辨析节义与功利。如卷六说:“人知父子是天性,不知君臣亦是天性,不是假合。”卷三十七中说:“君臣以义合,合则为君臣,不合则可去,与朋友之伦同道,非父子兄弟比也。
不合亦不必到嫌隙疾恶,但志不同,道不行,便可去,去即是君臣之礼,非君臣之变也。”吕留良之所以重新辨析君臣关系,并倡导封建、井田,也就是因为倡导“君子行义之道”。
所以说,经由吕留良重新诠释的朱学,彰显了儒学的节义之道,为人为学当重节义而非功名利禄,以此考量后世之朱学者,亦先问其出处、辞受之际的节义如何。这种朱学,乃是易代之际学术的一种典型,甚至可以这么认为,吕留良的朱学方才是真正结合其时代的朱学,也是真正承继了朱子,乃至孔、孟的儒家真精神。
这种思想的特出,与吕留良独特的遗民心态密切相关,所以说对其学术思想当有同情之了解,则必须对其遗民心态之曲折亦当有同情之了解。
吕留良的时文评选以及之后的《四书讲义》,在康熙、雍正乃至曾、吕文案之后,一直有着巨大的影响。《四书讲义》晚清以来虽有影印翻刻,然缺少一部点校整理本,则其中朱学精华终究无法为研究学习者广泛阅读。精研吕留良二十年的俞国林兄,慨然力任此事,去年出版的《吕留良全集》,其中收录的《四书讲义》就是的第一个点校本;今年则又将《四书讲义》再度修订,出版单行本。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单行本与《全集》本在体例上作了改变,将吕氏讲义与朱子《四书章句集注》逐条对应,以便对比考虑吕留良朱学诠释的成就。精心的点校,方便的体例,故而新版《四书讲义》当是三百多年来最佳的一个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