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幕曝光 文革中叶剑英为何没有被打倒
还是在怀仁堂会议室,气氛却已经变了。元帅们无法抗拒他们的领袖,又无法理解眼前的局势,只好将满腹委屈、满腔义愤和无比的困惑强压进心里,默默承受这不公正的批判。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错在哪,所以这种承受要比任何承受都要痛苦。
叶剑英身为军委副主席打头炮,自然是重责重罚了。他和其他元帅一样,有了属于自己的“帽子”。谭震林、叶剑英、徐向前等人的帽子是“黑干将”;陈毅经常在国务院和军委开会,给他的帽子是“联络员”;李富春是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恩来工作,几位副总理经常在他那里碰头,因此有了“反革命俱乐部主任”的帽子;余秋里、谷牧的帽子是“小伙计”。
“二月逆流”不久,叶剑英又被内定为“第一号调查方案”里的叛徒,被秘密调查。1967年6月23日,黄永胜亲自批准了这个秘密计划,妄图使之合法化、公开化。
一个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在没有任何组织手续、没有撤职公文、甚至连一个电话通知也没有的情况下,便莫名其妙地被停职,可见“文革”时期鱼目混珠之乱,人妖颠倒之甚,连堂堂元帅的人身权利都没有保障,更别说是一般干部了,冤死屈死何足为怪! 叶剑英回到了西山的元帅府里,不能再随便外出。一切政治待遇随之停止,开始了与世隔绝的生活。有时我去看他,他总是沉默不语,但是看得出来他非常希望有人能来看他,并且带来外头一些消息。
我和叶帅身边工作的同志关系也很好,但是大家见面,不再像以前那样愉快了,有说有笑的。大家碰到一起就叹气,就谈心里的担忧,因为他们工作人员并没有因为叶剑英不担任官职而轻松。他们也受到了牵连,每天要参加批判学习。虽说这些批判会是和“二月逆流”的元帅们背靠背进行的,他们的心情还是非常的压抑,感情上也有抵触。他们既不愿意批判自己的首长,又不能为难主持会议的领导。有时会议开了好久也不见人发言。他们都在等待别人先发言,好顺着音往下唱,而主持会议的人又想先听他们的批判,好掌握定调。结果大家就这么耗着,谁也不做“抛砖引玉”的蠢事。元帅们的为人,大多数人心里有数,能放一码就放一码。但有些人并非善良,总是居心叵测,大家不得不小心翼翼行事。后来不知谁出了一个好主意,让元帅处的工作人员自己组织学习和批判,不再和别的办公室的人一道学习。这样大家才如释重负,从尴尬的局面中解脱出来。
工作人员回到西山后,每天要汇报一次学习组的批判学习情况。因为由口头发言改为书面汇报,他们的思想压力小多了。
“二月逆流”之后,元帅们出于对毛泽东的尊敬和军人绝对服从命令的天职,不得不违心地作检查。叶剑英也给军委作了书面检查,所以每次汇报时,秘书就想法从上面抄一点,还不敢多抄,要省着点留给下次汇报用。当时叶剑英和秘书不住一个院子,他们靠电话保持联系。叶剑英时时询问工作人员的学习情况,关心他们每次汇报能否过关。
秘书总是想法安慰叶剑英,叫他放心,不要再挂念他们了,不管怎么批判,不就是想办法写好汇报让上头满意嘛!这对于长期拿笔杆子的老秘书来说是不难的。最难最苦的还是叶剑英自己。虽说他没有遭到红卫兵的批斗和辱骂,也没有遭受棍棒击打,但陈伯达等人对他的精神折磨却一天也没有放松过。在他刚刚遭受激烈的批判,回到西山后,几个孩子突然下落不明。后来知情人悄悄送来信息,长子叶选平、次子叶选宁、女婿邹家华、女儿叶向真全被关押起来了。
叶剑英心里明白,孩子们是在替他受过,替他遭受肉体的磨难。陈伯达他们是企图用这种卑劣手段消磨叶剑英的斗志。
叶剑英默默坐在窗前,一动不动。表面上他平静如水,心里何尝不牵肠挂肚?这位经历过战场生死考验,经历过荣辱沧桑的元帅早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儿女们遭受磨难,他无法顾及,也不能保护他们。惟一能做的只有默默地等待,默默地祈盼。
叶剑英的脾气和其他元帅的脾气还不一样,他从来不发火,不说重话。似乎少军人豪气多书生文气。如果他心情不好,生气了,就一人沉默无语坐着,谁来了也不搭理。那段时间里,他经常一个人坐在藤椅上,半晌无声。
1968年冬,发生了面对面批斗徐向前元帅的事件,惊动了中央,惊动了毛泽东。毛泽东及时出面说话,才制止了这种恶性事件在其他元帅身上重演。
虽然在“二月逆流”之后,老一辈革命家的抗争被压下去了,但生命安全还是有保障的,周恩来特别交代过中央警卫局,要做好元帅们的安全保卫工作。
徐向前元帅府的风波刚过的一个晚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三位掌握军队重权的人物突然来到叶剑英处,当着叶剑英的面对秘书说:“主席指示了,你们批判老帅到此为止,你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外面的批判不要管。”并对叶剑英说:“你要正确对待。”不等叶剑英答话,他们就匆匆转身走了。
精神压力最大的日子总算过去了。
子女们的消息却令人不安,他们全被关押在秦城监狱里。这是一座关押政治犯的监狱,进去容易出来难。只要叶剑英一天不官复原职,子女们就一天不能回家团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