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四支队高敬亭事件来龙去脉】

新四军高敬亭事件始末本文在分析了高敬亭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主要贡献与失误,着重从当时的国共关系、党内斗争、宗派主义等角度对1939年高敬亭被错误杀害这个历史事件进行了分析和考察,力图找出"高敬亭事件"发生的内在因素。

高敬亭的一生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上醒目而短暂,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初期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不幸于1939年被错误杀害。目前党史学界对此研究还不是很深入,其中《解放军将领传》、《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等记载了这一事件,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被错杀的将军》提供了大量老同志的回忆材料,而没有探讨这一事件发生的背景因素和内在原因。

本文拟从1939年高敬亭被错误杀害这个历史事件(简称"高敬亭事件")出发,通过对当时历史斗争环境及人物之间关系的分析,试图为客观地分析和研究抗战前期国共两党关系、中国共产党党内斗争及反宗派主义提供一种新的角度和一个新的案例。

一、江北新四军的整顿与"高敬亭事件"的发生1938年1月初,高敬亭担任第四支队司令员,与高同时被任命为支队司令员的是陈毅、张鼎臣和张云逸。

这是高敬亭一生辉煌的时刻。研究高敬亭事件,首先要简要分析一下高敬亭的革命经历。高敬亭,1907年生于河南光山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幼年丧母,勉强读了六年私塾回家务农,生活极为艰辛,还做过杀猪行的小帮手。

在社会的最底层整整生活了二十个年头后,高在其家乡参加了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血雨腥风的岁月里,国民党和地主民团杀害了他的父亲、妻子及三个兄长,高敬亭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的生涯。

1929年高加入中共后担任的第一个职务是乡苏维埃武装委员,就与枪杆子接下了不解之缘。由于作战勇敢又粗通文墨,加之中共六大后受共产国际影响一再强调领导机关必须配备工农成分的干部,高敬亭开始崭露头角。

1930年当选为光山县苏维埃主席,不久又升任鄂豫皖特区苏维埃主席。1931年兼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常委,1932年又兼任中共豫东南道委书记。

1932年11月,张国焘率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鄂豫皖省委决定重建红25军,高敬亭先后担任七十五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1934年11月,红25军遵照中央指向西实行战略转移踏上长征的道路。

由于时间仓促没有来得及通知高敬亭,只派鄂东北少共道委书记方少乐送来了指示信。信中鄂豫皖省委责成高敬亭组织鄂豫皖边区党的新的领导机构,重建红28军,坚持鄂豫边区的革命斗争。1935年2月高敬亭任28军政治委员(无军长),并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的党政军工作,开始了异常艰险的三年游击战争。

(有关高敬亭的生平参见《解放军将领传2》,1986年解放军出版社,《高敬亭》)高敬亭不仅领导武装斗争很有办法,而且颇有政治头脑和政治远见。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曾指示周恩来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提出:"陕甘以外各省的红军游击队,一律改民团或保安团。"高敬亭看到中共鄂皖区负责人何耀榜转来的中央有关第二次国共合作精神的文件后遂决心结束内战,主动派人与国民党鄂豫皖地区督办公署卫立煌将军联系谈判,并于1937年7月28日化名"李守义",以28军政治部主任身份在最终谈判协议上签字。

协议主要内容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28军番号暂定为鄂豫皖工农抗日联军等。

高敬亭在谈判中始终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国民党当局的武力胁迫和利禄引诱均未能得逞,虽接受了国民党当局授予的番号和任命,但保留了中共中央的最后决定权。这是南方八省游击队最早成功的一次谈判。

高敬亭在十年内战的硝烟中出生入死,成为中共散布在南方八省各路游击队中人数最多、实力最雄的一支。因此,1938年初新四军组建时他被中央任命为第4支队司令员。新四军成立后,中共中央根据抗战以来在华北取得的经验对新四军行动方针作出了明确的指示,即"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主动的、积极的深入到敌人后方去",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

毛泽东指出"高率部可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

根据中央和新四军的统一部署,第四支队向皖中、皖东展开。然而,在第4支队的编制指挥、政治工作、发展方向及干部任用等方面高敬亭和中央及新四军军部之间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显然这对民族抗战的大局和部队自身的巩固发展都是极为不利的。

1939年,抗日战争已经处于相持阶段。4月底,为解决第4支队的问题,新四军军部决定叶挺军长率一批干部到江北指导工作,整顿江北部队。叶挺等到达四支队驻地舒城县西蒋冲后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四支队必须向敌后、向皖东发展的指示,主要目的是执行中央政策,布置四支队各团东进皖东。

5月中旬,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统一指挥江北部队。此时,四支队主力除八团已东进敌后外,七、九团继续东进。

这时,高敬亭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命令正在东进途中的七团、九团停止东进。恰恰祸不单行,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逃跑叛变,投靠国民党桂系顽军。江北指挥部在一边发动部队展开批判"杨、曹叛逃事件",一边决定将随后到达青龙厂的高敬亭拘押审讯,在部队中展开批判高敬亭的"反高斗争"。

6月21日致23日,在青龙厂连续三天召开有近千名指战员参加的公审高敬亭大会,决定对高处以死刑并报国共两党中央。

6月24日,江北指挥部根据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所谓"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的电报将高敬亭处死。这就是"高敬亭事件"的基本过程。高敬亭在长期斗争中是有功于革命的,尤其是临危受命重建红28军,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坚持了大别山革命战略支点,为革命保留了一批干部和一支革命武装,是南方八省中唯一的一支正规红军,成为革命的一面旗帜。

抗战开始后,高敬亭较早地实行了战略转变,在改编谈判和率队挺进皖中抗战中,是有重大贡献的。

一名在苏区曾让国民党军闻风丧胆的战将、蒋介石剿共电文里的"高匪"在民族大敌当前的历史条件下没有牺牲在抗日疆场上,对高敬亭个人来说是莫大的悲剧。而后新四军政治部负责对四支队进行整顿,将"反高斗争"引导为"肃清高敬亭余毒",过分打击了一些干部,引起部分干部和群众的恐慌,这对四支队乃至江北新四军的壮大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失。

二、高敬亭事件的表层原因质疑中共中央当时并不同意枪决高敬亭,在给新四军军部的复电中明确指示:"对高采取一些过渡办法,利用目前机会由军部派遣一些得力干部到四支队工作,以帮助四支队之改造与整理。

"那么,为何高敬亭这样一个优秀的抗日将领会在抗战相持的紧张阶段被错杀呢?其实这在高敬亭的革命经历中就埋下了阴影。

他不仅一贯担任正职独当一面,而且在鄂豫皖根据地受张国焘军阀作风影响时间较长,军事领导没有坚强的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来保障,高敬亭本人在领导作风、工作方法及生活作风方面也存在大大小小的问题。

特别是在三年游击战争以来,他与中央失去联系,缺少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指导,对抗战全局形势和党中央的战略意图和斗争策略缺乏了解,滋长了居功自傲的思想,对中央的指示和一些干部的任命表示对抗和不满,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

但这些都不是酿成悲剧的主要原因。依据党史、军史学界的一般说法,高敬亭的主要错误有以下两条:1、在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东进皖东的方针中的错误;2、在"杨、曹叛逃事件"上有一定的领导责任;不过仔细分析一下,这两条错误并不足以将高敬亭这样重要干部处以死刑。

第一,高敬亭的错误,是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因素。其东进不力,主要是由于思想跟不上抗战形势及国共两党微妙关系的发展,缺乏全局观念,不理解深入敌后、东进皖东的战略意义,这是属于思想认识上的错误,理应给予严肃的批评教育。

第二,至于追究"杨、曹叛逃事件"的领导责任,这在抗战初期八路军中也不是没有先例可循。

115师参谋长周昆叛逃,从八路军总部、北方局到115师没有人对此事件负责。1938年张国焘乘祭祀黄帝陵叛逃,造成的恶劣影响更大,也未追究个别人的责任。这些骇人听闻的事件江北指挥部领导人不会不知,照寻常情理不应以此为由并且不报中央批准就擅自开展所谓"反高斗争"。

第三,按照国共谈判达成的协议,新四军下辖四个旅级支队,高敬亭是独当一面的旅级干部。而在抗战前期中共中央对军队干部特别是团以上干部的任免控制得非常严格,如1938年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因病赴延安休养,时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该旅视事,与黄克诚商讨共同决定提拔团长田守尧任旅长,但被毛泽东与彭德怀否决,致使没有得到提拔的干部对黄产生误会。

中央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红军缩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后一共才两个军、三个师、十个旅的编制,另一方面也是防止各个"山头"的地方、军队负责人拥兵自重不听招呼,培植私人势力。这些情况江北指挥部应该十分清楚,照寻常情理不应在未接到中央最后决定的情况下草草枪毙高敬亭。

三、从大历史的背景下进行分析从这样的分析看来,高敬亭事件另有其深层次的原因。事隔六十多年,当事人均已作古,如果我们客观地、抛弃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思想来将这一历史事件放到当时的大背景下来考察,通过对背景环境的分析,可以发现高敬亭事件发生的一些内在因素。

(一)高敬亭事件是在国共两党关系由抗战初期的比较和缓而渐趋紧张、恶化的背景下发生的。

高敬亭与中央无电台直接联系,国共谈判后高敬亭曾向中央写信汇报工作,所以中央对其部情形了解不深,在工作上只是由原鄂豫皖区干部郑位三作为中央代表转达了一些指示,后由长江局负责指导。而当时国共两党的关系非常微妙,第二次国共合作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成文的模式与机构。

在新四军改编组建过程中及之后一个时期,在关于高敬亭部的归属及作战指挥问题上,国民党曾试图插足控制。1937年10月6日,董必武为高敬亭部改编问题致电毛泽东、张闻天,反映"高(敬亭)取卫(立煌),何(应钦)不便过问",请示中央同意高部以何种名义如"挺进军"、"保安队"、"八路军补充队"等,中心问题是想办法不让国民党当局以抗日的名义将这支队伍拉走,脱离党的领导。

10月14日,董就新四军组建事再电中央,认为"以前只有何、卫两方关系,高部给养、衣服善后等问题感觉纠缠不清,今又加以叶(挺)之关系,自必更加复杂"。12月27日,周恩来、叶剑英又报告高部要暂归李宗仁指挥。

1938年5月徐州失守后,叶挺向中共中央请调高敬亭部至皖东发展,并"拟电(国民党)军委会请求"。当时,中共中央对高敬亭部的情况也非常关注。中原局成立后,毛泽东、王稼祥、刘少奇在给项英的电文中询问:"四支队及八团队的经费以后归何处发给?由何转交?他们归何处指挥?与中原局关系如何",从中可以看出长江局撤销后中央有意让四支队脱离远在皖南的新四军军部,让中原局指导高敬亭四支队的工作。

事实上后来也的确如此。从以上分析中可见,在国共两党关系的夹缝中的新四军四支队处于多头领导之下。地处国民党统治区域,经费、医药等后勤保障尚须"国民政府"帮助,而且名义为"国民革命军",在抗战初期国共关系良好的大环境中,高敬亭很难完全拒绝国民党方面的干涉与压力。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后,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订了"溶共、限共、防共、剿共"的反动政策,国共关系逐渐趋向紧张。中共中央更加强调在统一战线内部进行斗争的必要性。

在"杨、曹叛逃事件"发生后,在反对"右倾"的气氛下高敬亭被冠以"反党、反中央"和"可能率部叛变投敌"等莫须有的罪名,已是在劫难逃。(二)高敬亭事件是在全党上下批判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紧张环境中出现的。

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全会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的抗战方针,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领导人支持毛泽东的指示,毛在全党的领袖地位更加稳固。

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建立中原局、南方局,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毛泽东对高敬亭缺乏了解,因为四支队在长江局撤销前归王明指导,与毛泽东和中央没有直接电台联系。

王明犯错误后,毛泽东对高敬亭难以信任。高敬亭在江北四支队的所作所为,中央知晓的途径主要是新四军军部电台。1939年3月,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向中共中央报告政治工作时提到:"江北四支队远离军部,鞭长莫及,在那里的工作还不能有把握的作出估计来,更说不上实际的领导。

但自张云逸同志过江后,已能进一步的建立关系,至少八团队、游击纵队及军特务营已能完全接受党的领导。至于高敬亭直接领导之第七团,则尚是待决的难题。

" 项英在1939年1月致中央电中说:"高敬亭仍在现地收编土匪,扩大部队------自行准备扩为三个团。" 同年4月又在关于江北工作方针及干部配备致中央电里反映:"高敬亭无改变,近日又想将部队调回后方,曾见廖磊请假。

廖准其到后方休息,并给三百元。"这样,当毛听到新四军军部对高屡屡不满乃至严厉责难时,高毫不知情,更无法申辩。久之在毛的心目中高敬亭的印象只能是"右倾"和"不接受党的领导"。

其实认为高敬亭在统一战线问题上一贯右倾,是不符合事实的。高敬亭作为始终坚持武装斗争的一线指挥员,他非常重视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和在斗争中求团结的原则,与卫立煌的岳西谈判堪称他正确运用统一战线政策的一大杰作。

在抗战初期,王明提出"一切服从国民党"的错误口号,要我党在大别山不留一兵一卒。而高敬亭希望在大别山建立抗日根据地,这是很有远见的正确思想,但被中共安徽工委斥之为"不服从统一战线,不积极抗日"遂未能如愿。

事实上这种说法是错误的。1939年12月,中共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曾在中原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大别山未能建立起抗日民主根据地是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苦力"政策的结果。

这时桂系军队已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如果当初以土生土长的第四支队建立和巩固大别山抗日根据地,整个鄂豫皖地区的斗争局面就将会出现另一种面貌。(三)高敬亭事件的发生新四军军部的错误指导有关四支队在党内的隶属关系先后有很大变动,高敬亭先后受长江局、新四军军部、中原局的领导。

特别是新四军军部项英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存在的右倾错误认识对四支队的发展有着重大负面影响,在关于党的工作和军队工作方面给予四支队的一些指导意见与中央的指示相左,给高敬亭的领导带来极大的压力和干扰。

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共中央在总结全国特别是华北地区的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战略和策略。中央总的指导思想是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

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在致项英的关于新四军进行游击战的指示电中明确指出:"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而更好些,方便些,放手些。"而项英要求新四军"要成为正规的军队。

一切要采取正规的方式",江北四支队"以津浦线为中心积极行动,控制该路,另一部控制淮南路",对国民党"行政采取多方帮助",民运工作应"以合法的合作方式为主,避免单独活动方式","不宜提出创造皖东根据地的口号作号召。

否则,使同盟者害怕而对我更防范和限制"。中央于4月24日发出《关于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明确指出"我党我军在皖东的中心任务是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军事上要"迅速扩大和巩固我军民为皖东抗日的主力","积极向东向北发展,建立后方,而不是单纯的以控制两条铁路为目的",批评了项英的错误主张。

这时高敬亭在四支队的工作虽然不能说是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了延安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但在政治方向上应该说并未有大的偏差。

令人不解的是,高在此时期受到新四军军部的严厉的批评与政治上的打压。1939年3月项英在新四军参谋工作会议上提出"精兵主义"口号,批评四支队"收缴土匪武装",自行设法筹款,发展抗日武装是"人、枪、款主义",是无视国民党"兵役法"破坏统一战线的冒险政策。

其实,所谓"人、枪、款主义"就是坚决地执行了中央的政策。刘少奇1939年底到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负领导责任后,曾指出革命就是要招兵买马,要发展革命武装,创立根据地,批评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出高敬亭在四支队并不是完全未执行中央的主要指示,也可以看出他当时所面临的两难处境。抗战前期,中共中央对高敬亭在四支队的领导没有给以有力的支持,又缺少政治上、战略上的直接指导。

高敬亭受新四军军部的直接指导,受其主要领导人错误思想的影响,没有真正领会到中央的战略意图,所以也就没有执行好中央交付的任务。(四)高敬亭事件是在全党上下批判张国焘逃跑的氛围中发生的。

1938年4月张国焘叛变逃跑后,中央发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在随后下发的党内报告大纲的第三部分着重分析"张国焘何以在统一战线成立后与抗战紧张之时脱党",并指出党内有极少人"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表示怀疑与不满","党就要在清洗这些投降资产阶级的动摇分子的斗争中来巩固自己的团结与力量",同时指出"这种影响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与十分警惕的",党的"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的保持是绝对必要的"。

当时虽然指出要把张国焘的错误与整个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分开来,但对原红四方面军干部的使用与看法上不会毫无负面影响,比如原红四方面军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历尽艰险从新疆返回延安后总政治部曾决定让他到八路军129师担任营长职务。

高敬亭是原四方面军干部,此时又被认为在统一战线这类原则性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加上目无领导、对抗中央,所以江北指挥部的部分领导人认为高敬亭的错误与张国焘的错误源于一脉,相当严重,高敬亭也有"逃跑叛变"的可能,故下手不再留情。

遗憾的是毛泽东可能当时并不了解下面这个情况。1932年12月底,中共鄂豫皖省委召开紧急会议,研究红四方面军主力长征后苏区的反"清剿"措施,并强烈谴责了张国焘的机会主义领导。

会后,省委书记沈泽民和高敬亭等联名写了《关于反四次"围剿"及坚持斗争情况给中央的报告》,向中央揭露了张国焘的机会主义错误及其严重恶果。

(五)高敬亭事件带有一定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色彩。毛泽东在七大上指出,革命形成的各个山头是正常的,要照顾山头,但不要搞山头主义。客观地看,新四军整编组建过程中存在着大大小小许多山头。高敬亭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保存了南方八省唯一的一支正规红军,功劳是很大的。

鄂豫皖边区红军及游击队合编为第四支队,全支队共3100余人,是新四军4个支队中人数最多、装备最好的一个支队。但在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新四军军分会众多委员里面却没有高敬亭,实践证明这对领导开展鄂豫皖及江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和根据地建设十分不利。

中央后来发现新四军在江南的"发展前途又大受限制,许多大员仅指挥数千人,实不符合其才能之发展的方针……抽调大员及大批干部到江北"。

在新四军的四个支队中,一、二、三支队在长江以南,在国共十年内战期间受中央指导和帮助很多,与中央联系远比四支队密切。从大的"山头"来看,他们属于中央红军留下的种子。

而四支队属于原来红四方面军的范畴。新四军成立后,中央有一种观点,认为"新四军由很多山头组成,如果不反掉宗派主义,这支军队怎么打仗,怎能团结到一起呢",故选派了一批原鄂豫皖干部如郑位三、戴季英到四支队工作。

这本来是帮助四支队整顿的举措,但是从一些资料中却可以看出在反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的过程中带有一些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夺权的色彩。1939年4月,新四军军部向中央报告:"戴(季英)工作有成绩,下面已有对高不满,特别不愿回后方,致用各种办法,首先争取东进作战。

"中央对高敬亭部既抱很大希望,同时又不是十分信任,提出"用一切力量争取高敬亭支队在党的领导下,使之成为这一区域(鄂豫皖地区)的主力"。特别是四支队没有坚强的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高敬亭与国民党方面的一些接触事先没有与军部良好的沟通,又犯了排斥中央派来的干部的错误,使得中央及新四军军部对高敬亭的政治信仰产生了怀疑,对其领导作风产生反感,双方的隔阂日益加深,这就为高敬亭的杀身之祸埋下了伏笔。

其实,高敬亭在东出皖中后作战也是积极勇敢的。1938年5月11日四支队打响了新四军挺进敌后的第一仗--巢湖蒋家河口战斗,击毙日军第六师团巢县守备队20多人而自己无一伤亡,揭开了华中敌后游击战的序幕。

5月16日蒋介石致电叶挺、项英:"贵军四支队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到1939年4月,四支队各部战斗在皖中皖东地区,对日伪军作战90余次,共毙伤日军1700余人,俘日军12人,毙伤伪军600余人,俘400余人,歼灭土匪及反动地方武装3700余人,可以说是战果累累。

在大量歼敌的同时,四支队自身发展也很快,1939年4月发展到4个团和1个游击纵队、1个教导大队,将近1万人,展开于皖中和皖东部分地区。

1939年江北指挥部其实就是在四支队司令部之上重叠的一个指挥机构,其指挥的部队只有四支队。其后发展的五支队就是四支队八团为基础组建的。1939年4月,项英建议"组织江北前委,云逸为书记,炳辉、传珠、骏鸣、林恺、季英、述申为委员,直属军分委"。

而高敬亭在江北指挥部及江北前委中无一职务恐怕是不妥当的。高敬亭犯有错误,但"杨、曹叛逃事件"后江北指挥部未经中央和新四军军部、东南分局同意擅自拘押审讯高这样级别的干部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

而后在未得到中共中央复电的情况下就草草将高敬亭枪决。共产党方面的高级将领被国民党当局电令批复"枪刑照准"而由自己人执行,这在中共党史上是没有第二例的。

反映出当时军部和江北指挥部个别领导人与高敬亭之间的斗争是如何的激烈和残酷。在处理高敬亭问题上,本来没有你死我活的原则性分歧,只是宗派主义情绪发展到了极致,以莫须有的罪名对高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乃至肉体消灭。

四、结语事后不久,中央发现了新四军在处理高敬亭问题上的失误,对此提出了批评。主要当事人叶挺、张云逸、邓子恢在事后都严肃检讨了自己的责任。叶挺在得知中共中央曾有"对高采取过渡办法"的指示后心情十分沉重和后悔。

张、邓二人在一次新四军军部会议上讨论到这一问题时,都主动承担了责任。1975年11月30,毛泽东指示重新审查高敬亭一案,1977年4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对高一生的历史功过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正式宣布给高敬亭平反,恢复名誉。

至此,高敬亭三十八年沉冤得雪。然而,关于高敬亭及新四军四支队的历史研究还有待深入,一些突出事迹如岳西谈判、蒋家河口战斗缺少研究与宣传。

历史性的错误只有历史能够纠正,如果我们从中能够得到一些启示的话,比如如何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如何对待党内的宗派主义等等,那么这种"恶"也就成了历史发展的动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