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敬亭之女高凤英 高敬亭将军之女上书毛主席为父平反大揭秘

父亲高敬亭将军被错杀36年后,女儿高凤英上书党中央毛主席,要求澄清父亲的历史问题……1977年4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终于正式发出《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不久,国务院民政部又专门发文,追认高敬亭为"革命烈士"。高敬亭将军36年沉冤得以平反昭雪。

高敬亭将军之女上书毛主席为父平反大揭秘

时在2002年7月26日,安徽省安庆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和岳西县委在岳西县举行集会,隆重纪念“岳西国共和平谈判65周年”。当年威震鄂豫皖边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政治委员、为坚持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立下汗马功劳、后被错杀的高敬亭将军之女高凤英女士应邀出席会议。会后,本报记者在她下榻的岳西县大别山宾馆采访了她。以下是她的口述:

A。史玉清和高凤英生活点滴

1939年6月24日上午8时,父亲高敬亭将军被错杀,终年32岁。其时,父亲和母亲史玉清结婚才一年多一点,我姐姐刚刚一岁,我还在母亲的肚子里。母亲也是一名红军战士,父亲被错杀后,母亲受到牵连,也被开除党籍。

父亲的死对母亲的打击很大,但她很坚强,硬是挺了过来。 据父亲生前的战友说,父亲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他十分热爱学习,毛笔字写得很漂亮。在革命斗争中,党的信息和报纸都被国民党封锁了,父亲能根据国民党的报纸分析形势,掌握情况,打击敌人。

母亲年轻时很漂亮,也很活泼,在部队文工团和宣传队当演员。她非常机灵,部队每到一个地方,她第一件事不是休息,而是熟悉环境,查看地形。当时有不少随军女人被敌人抓住,但母亲每次都能逢凶化吉。

父亲和母亲是经人介绍认识的,在部队结的婚。 父亲被杀之前,被关在肥东县青龙场储家老圩。他被关押后,自知凶多吉少。当时不让他与家人见面,他就写了个字条给我母亲,说:“孩子你能带则带,不能带就托付给老百姓……”母亲回话给父亲:“敬亭,你放心,我会把孩子抚养大的……”1939年8月份,母亲生我时,家里缺衣少食,有很多老百姓给母亲送吃的穿的。

送的人都不敢进门,就把东西偷偷地放在门槛上或窗台上。

我们至今都不知道那些好心人的名字。 1940年,在母亲随部队行军途中,准备把我寄养在江苏省盱眙县古城一户老百姓家里。这户老百姓家里的条件很差,家有5个孩子。母亲怕我在他们家受苦,不想把我放在他们家,但老百姓家死活不让我走,因为当时寄养战士的子女,家里可享受战士待遇。

母亲最后只好把大一点的姐姐留了下来。然后通过地下党,把我寄养在盱眙县另一户人家。这家3口人,爷爷、养父贺长贵和养母汤品,家里的条件较好,没有孩子。

这家人待我非常好,把我当成女儿、孙女。我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其间,由于地主告发,国民党把养父抓了起来,要把他毙掉,理由是他家藏了共产党,并说我母亲把枪和子弹藏在他们家里,是养母花了26担多粮食才把他担保出来的。

我在这户人家一直待到解放后。1950年,母亲才从合肥来到盱眙来寻找我和姐姐。她当时在安徽省皖北行政公署工作。她自己和她派的警卫员先后3次到江苏来接我,我都不愿意回去。后来,是养父和养母把我送回合肥的,送来后,他们怕我还要和他们回江苏,在一天清晨瞒着我偷偷回了盱眙老家。

其时,我已经10岁了。母亲把我送进学校读书,我在合肥读完小学、中学之后,考取了安徽中医学院,读中医专业。但姐姐却远没有我幸运,母亲去找她时,据当地人讲,姐姐和她寄养的那一家子人,早已全部因传染病去世了。

我和养父养母之间有着很深的亲情,他们对我恩重如山。为感谢他们对我们的恩情,母亲每年都寄钱给他们。我工作后,就由我寄钱去。

养父于1983年去世,养母于1985年去世。在他们生前,我和母亲经常接他们到合肥来小住,我也去江苏看望过他们。 1942年,母亲以她对党的至诚忠心,重新赢得了党组织的信任,再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全国解放后,她被派到合肥市工作,先后担任过安徽省卫生厅副科长和合肥市牙病防治所副所长等职,离休时享受地市级待遇。母亲对我要求很严,她一直教育我要热爱党,热爱祖国,好好读书,长大后做个对人民有用的人。

我在大学担任班长、团支书,一向表现优秀。党组织培养了我,我在大学时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是1960年。父亲的事对我的学习和工作没有造成较大的影响。大学毕业后,我留校工作了一段时间,因表现好,修成(都)昆(明)铁路时被挑选入伍,在三十七医院当眼科医生。

1971年,因母亲身体不太好,又只有我一个亲人,她于是向组织打报告,将我调回到合肥市105医院工作,后任眼科主任,享受正师级待遇。我退休后不到两年,医院又把我返聘回去,现在激光美容中心上班。

我丈夫方正平,原来在西安空军技术工程学院毕业,江苏人,1975年转业后,在中国科技大学工作。现在也退休了,退休后在万博学院任管理系主任、校长助理。

我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高岐在安徽省军区第三干休所搞行政管理,营级干部;小儿子方忠在合肥公交总公司物资处工作,都成了家,各有一个女儿。大孙女儿今年9岁,小孙女儿两岁半,都活泼可爱。大儿子一家单独过,小儿子和我们老夫妻俩一块过。我们家现在住在105医院,生活得很幸福。

B。高凤英上书毛主席为父鸣冤

我年轻的时候,父亲的死对于我来说一直是个谜。我曾无数次地追问过母亲,但是她一直不对我讲父亲为什么被杀——她怕我知道事情的原委后,会因此仇恨中国共产党,以致站到党的对立面上去。 母亲不说,我只好去问父亲生前的战友。

但是他们开始也不肯说。到我上大学一年级时,父亲的老战友们才含含糊糊地对我说:“小高,你爸爸的事是怨假错案。”但等我求他们告诉我更多的事时,他们又都缄默了。于是我又逼问母亲,但母亲还是死活都不说,只是一个劲儿的哭。

后来,我断断续续地从知情人的谈话中了解了大致的情况。母亲这时才对我讲了父亲被错杀的经过。母亲还说,她曾于1959年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但没能到毛主席的手里,转到了安徽省委,后来就没有消息了。

我知道实情后,总想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想弄清楚父亲的事到底是不是反革命。当时我正好看了一部戏剧,名字叫《杨三姐告状》,很受启发和鼓舞,于是拿起了笔。一开始我写的信很长,有好几页纸,母亲说,你写这么长,毛主席他老人家哪有那么多时间看呢?于是我又重新写了一封一页纸的信,请求毛主席重新审查父亲高敬亭的问题。

信的原文如下: “敬爱的毛主席:我是已故红二十八军军长、新四军四支队政委兼司令员高敬亭的女儿高凤英,中共党员,现在安徽省105医院任军医。

我母亲史玉清也是红军中的一名妇女干部,因为我父亲的案件一度受牵连,在恢复组织生活后也一直在安徽省卫生系统工作,现因身体多病,离职休养。 敬爱的毛主席,我写这封信主要是向您老人家汇报我对我父亲问题的想法和要求。

特别是通过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您所制订的一系列无产阶级干部政策,在全国得到落实的大好形势的鼓舞下,我才鼓起勇气写了这封信,因为我父亲的问题对我压力很大。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父亲遭受如此极刑?别人对此有许多不同看法,而我却一点也不清楚。据我母亲说,我父亲对党,对毛主席,对革命事业是忠诚的。在党的领导下,他坚持了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

红二十八军一直打到抗日战争时才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从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气焰所吓倒,当然他在工作中,在执行党的某些方针政策上有什么错误,我是不清楚的,但从他一生的主要方面来看,我父亲是革命者,而不是反革命者,然而既是革命的却又为什么被杀了呢?对此我曾听毛主席在党的七大时,对来延安开会的原新四军四支队的有些同志问到我父亲的问题:‘不杀是不是可以?’为此我们全家对您老人家是非常感激的,我相信红二十八军坚持大别山革命斗争的历史,中央是会有正确的结论的,我希望能够早日知道这个结论,来解除我们母女政治上的压力。

祝您老人家健康长寿!高凤英      1975年10月10日     合肥” 我写信的时候,“文革”尚未结束,党内正在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为慎重起见,这封信托人带到北京寄出。

此后,我们母女俩一直处于焦急的等待之中,这一等就是两年。其实,这封信不久就到了毛主席的手里,正在病中的毛主席阅信后于当年11月30日批示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让其向了解高案的同志询问此事,“以其结果告我。

”并且,毛主席对父亲的问题一直是很关心的,早在抗战初期就曾作出过一系列指示。父亲在被处死前,延安就电示:“争取教育改造四支队,对高采取些过渡办法,利用目前机会由军队派遣一些得力干部到四支队工作,以帮助四支队改造与整理。

”1943年在延安中央党校看戏时,毛主席巧遇参加延安整风的原四支队第八团团长周骏鸣,也曾当面询问:“周骏鸣,高敬亭不枪毙,送来延安学习好不好?”表示了对“反高斗争”的反思。

全国解放后,毛主席在1953年视察安徽省中共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谈话时,又谈及父亲被杀的话题,毛主席说:“这是某某某搞的鬼。”1975年12月9日,汪东兴将了解的情况向毛主席写出报告,指出经过了解,从中央当时给新四军的复电看,未查到中央复电中提到同意枪决之事……毛主席于12月14日在汪东兴的报告上批示:“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 动荡不安的1976年很快来临。

这一年,国内重大事故迭起,毛主席也于9月9日逝世。

他生前批示的对父亲一案的复议和讨论被搁置下来。一直到1977年4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才终于正式发出《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通知指出:“高敬亭同志参加革命后,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在坚持鄂豫皖地区的革命斗争中是有功的,虽在四支队工作期间犯有严重错误,但是可以教育的,处死高敬亭同志是错误的,遵照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批示,中央军委决定对高敬亭同志给予平反,并恢复名誉。

”不久,国务院民政部又专门发文,追认父亲为“革命烈士”。在部队和地方的配合下,在肥东青龙场找到了父亲的遗骸。1980年4月19日下午,父亲的骨灰安葬仪式在合肥殡仪馆举行。4月25日,《安徽日报》对骨灰安葬仪式作了长篇报道,公开为父亲平反。他的骨灰如今安放在南京殡仪馆军人馆内。 父亲36年沉冤终于得以昭雪。

C。高敬亭将军小传

高敬亭将军,1907年8月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城郊董店(今属新县)一个贫农家庭。1927年投入革命的洪流,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当选为乡苏维埃委员,旋又升乡苏维埃主席,10月调任区苏维埃武装委员。

由于战功卓著,1930年5月,当选为光山县苏维埃主席。1931年3月调任中共光山县县委书记。1931年5月12日,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张国焘任书记,高敬亭任分局委员。同年7月1日,在鄂豫皖边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一举成为鄂豫皖根据地最高行政领导人。

1932年1月,在中共鄂豫皖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上,他又当选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1932年10月,因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西出川陕,鄂豫皖省委为统一领导留存的红军武装,从省委抽调干部充实军队重建红二十五军,任命高敬亭为该军第七十五师政治委员。

1934年5月,高敬亭升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同年9月,他担任中共皖西北道委书记。

在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等战斗中,红七十五师屡建战功。 1935年2月3日,高敬亭在皖西岳西县凉亭坳汪氏宗祠主持干部会议,将皖西剩余的红军零散武装和鄂东北独立团合编为红二十八军作为主力武装。

高敬亭以红二十八军政治委员的名义,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党政工作。在3年游击战争中,红二十八军与地方游击武装粉碎了敌人重兵的多次"清剿",发展壮大了革命力量。高敬亭指挥红二十八军这支1000余人的部队,紧紧依靠根据地人民群众,在地方游击师、便衣队的配合下,转战鄂豫皖3省45个县,拖住百倍于已的强敌在大别山区,为掩护和策应兄弟红军的长征以及其他地区的游击战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岳西谈判”成功后不久,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并迅速东进皖中抗日。

到1939年上半年,第四支队共作战90余次,毙伤日军1700余人,俘10人,毙伤伪军600余人,俘400余人,消灭反动武装及土匪3700余人。特别是在安合公路沿线,新四军第四支队多次伏击日军汽车,连战连胜,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大振了新四军军威,鼓舞了人民的抗日斗志,为开辟华中根据地做出了巨大贡献。(文/储劲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