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渭清的子女 江渭清:敢于顶撞毛泽东的省委书记
1957年,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派”运动。7月上旬,毛泽东来到南京,找来部分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毛泽东对江苏省的反右消极态势不满意,严厉地批评了江渭清。
毛泽东问:“你们江苏省委书记、常委里头,有没有右派?为什么不反?”江渭清回答:“主席啊!哪个人没有几句错话呢?您老人家说的嘛,十句话有九句讲对,就打90分;八句话讲对,就打80分……”毛泽东大概没料到江渭清会这样回答,顿时生气起来。他拍着沙发边的茶几,说:“你到底反不反右派!”江渭清觉得:自己是省委第一书记,是省委一班人的班长,如果书记、常委内有“右派”,那我就是“头”。于是江渭清秉公直言:
“要反右派可以,请您老人家下令把我调开,另外派人来。因为是我先‘右’嘛!您先撤了我,让别人来反。”听江渭清这么表态,毛泽东倒消了气,说:那好嘛,你就不要反嘛!他还带着幽默的口吻说:“渭清啊!你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江渭清回答说:“主席啊!我是舍得一身剐,要为您老人家护驾。”
在同江渭清个别谈话以后,毛泽东在会上当着各省的第一书记说:“对中央的指示,你们不要一说这是中央的,就完全照办。正确的,你要执行:不正确的,你要过滤,打坝(拦截、阻拦之意——作者注)嘛!”
话虽如此,7月青岛会议结束以后,按照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的精神,中央要求各地的反右派运动必须“继续扩展和深入”。8月彭真来南京坐镇指导江苏的反右派。他先同江渭清个别谈话,说:“渭清同志,这次主席要我来打招呼。
他说你‘右’。”江渭清说:“主席说我‘右’,就不要和我个人打招呼。明天召开省委常委会,请你在会上当众宣布,向全体常委打招呼。”彭真说:“主席要我个别向你打招呼。”江渭清说:“你要对大家讲,让常委都知道我‘右’,才好反我的‘右’。”彭真说:“好吧,那就开常委会。”
第二天上午,彭真到江苏省委常委会上讲话,传达毛泽东派他来南京向江渭清个别打招呼的话。彭真在会上问:“江苏为什么不打右派?江苏有没有右派?”这是因为他当着全体常委的面,所以笼统讲“江苏”,实际意思是问江苏省委领导班子内有没有右派,为什么不反?江渭清当即回答说:“有右派啊!不过我还没有发现。”
这两次谈话,一次是毛泽东当面向江渭清下达的指示,一次是他派彭真前来传话。江渭清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都“打坝”了。从省委常委起到地、市、县委这几级主要领导干部,都没有扣“右派”帽子,保护了下来。
事隔30年之后,1987年,彭真来南京下榻金陵饭店,同江渭清谈起往事。彭真说:“渭清同志,我真佩服你。当时毛主席威信有多高!他老人家说你‘右’,要你反省委的‘右派’,你却不怕扣‘右’的帽子,还要我向全体省委常委打招呼。反右派这么大个运动,你们省、地、县几级主要领导干部,一个右派都没有打!”
江渭清对彭真说:“我们是按照党的传统,按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办事嘛!毛主席早就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毛主席还说过,要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嘛!”
即便如此,江苏省还是划了13349名“右派分子”,约占全国所划“右派分子”总数的2,4%。为此,江渭清后来在回忆录中承认反右派“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一直内疚在心”。
像这样全民炼钢铁,说句不好听的话,叫“劳民伤财”
“大炼钢铁”中大放“卫星”,任务一天比一天加码,指标像天文数字一样翻了又翻,江苏省委思想上是不赞成的,但又不好公开反对。1958年9月20日,毛泽东在张治中、罗瑞卿、曾希圣陪同下来南京视察“大跃进”形势,江渭清来到中山陵毛泽东下榻的地方汇报工作。
毛泽东在听取汇报以后,指示江苏要一手抓工业,一手抓农业,提醒不要因为大办工业,放松了农业。同时,他又提出要江苏搞100万吨铁,问江渭清能不能完成?江渭清说搞不到这么多。
由于群众性“大炼钢铁”效率低,质量差,人力、物力的浪费大。所以江渭清又说:像这样全民炼钢铁,说句不好听的话,叫“劳民伤财”。毛泽东听江渭清这么回答,不太高兴,就说:“不谈了,明天再谈。”
第二天,毛泽东把江苏省委书记处的几位负责人都找去,说:“我要江苏搞100万吨铁,渭清讲搞不到。顺元,你什么意见?”刘顺元愣了一下,回答说:“渭清同志是班长,班长怎么说,我赞成。”毛泽东就问:“惠浴宇,你什么意见?”惠浴宇回答:“我同意顺元同志的意见。
”毛泽东又说:“江渭清不但说搞不到100万吨铁,还说这是劳民伤财,你们也同意吗?”见大家都不开口,毛泽东就问:“渭清,你还有什么意见?”江渭清说:“主席,我们千方百计去搞,能搞100万吨更好。实在搞不到,就请您派人来检查我的工作。”毛泽东说:“好,就这么办。”
其实早在1958~4月上句,毛泽东在武昌召开六个大区的书记汇报会时,江渭清就已反对放“卫星”。当江渭清讲到江苏1958年冬天水利建设准备搞3亿方时,毛泽东插话说:吴芝圃讲搞300亿方,我看得死3万人。曾希圣讲搞200亿方,我看得死2万人。他们那是虚夸。渭清讲3亿方,可以一个人不死。
“并苗”就是把十几亩已经成熟的水稻移到一亩地里
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武昌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扩大会议,主要是讨论人民公社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会上,各省都汇报了情况,只有两个省的负责人未汇报,一个是江苏的江渭清,再一个是湖南的周小舟。
各省都讲每亩粮食可以搞几千斤,甚至几万斤。江渭清几次站起来,要提意见。柯庆施几次把江渭清拉下去,不让讲。毛泽东见状,发话说:“柯老,你拉他干什么?江渭清同志还没有汇报,他有意见,可以让他当众讲嘛!”
听毛泽东这么说,江渭清鼓足勇气,从座位上站起来,把憋在心里的话讲出来。江渭清以检讨的口吻说:“主席,这半年多来,我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高指标,一个是浮夸风。”并讲了按照北戴河会议中央提出的粮食、棉花计划指标,省委上报中央的更加夸大了的粮、棉产量。
江渭清说:省委上报中央粮食产量550亿斤,实际只有400亿斤。毛泽东说;少150亿斤啊?江渭清说:据这样浮夸的产量来订计划指标,从实际情况看,是不可能达到的,都要打几个折扣。
江渭清又检讨了“大跃进”、“公社化”高潮中提出的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譬如“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江渭清说,当时到处讲高产,以为粮食多得吃不了。实际上许多地方不放开肚皮,粮食还不够吃!毛泽东插话说,“鼓足干劲生产是对的,“放开肚皮吃饭”提早了,过二三十年以后再讲。这时,周小舟也站了起来,对毛泽东说:我也犯了江渭清同志所谈的同样错误。高指标,浮夸风,还有干部强迫命令,向下压任务,瞎指挥。
毛泽东听了两人讲的情况后,对刘少奇、陈云说: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怎么修订,恐怕要重新研究,再听下大家的意见,然后提交各地同志讨论。刘少奇、陈云表示赞成。
针对高指标、浮夸风的问题,毛泽东还问,湖北“水稻亩产三万斤”,到底有没有?江渭清插上去说,有!不过不是亩产。江渭清汇报了江苏的情况,“并苗”就是把十几亩已经成熟的水稻移到一亩地里,所谓几万斤的“高产卫星”,都是这样做假造出来的。毛泽东说:有错误,就像江渭清那样自己作检讨。错了改正就是了。大家把头抬起来,不要“如丧考妣”嘛!
从实际情况出发,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
庐山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就如何贯彻“反右倾”的问题,征求各省、市负责人意见。江渭清在会上回答:回去以后,我们从江苏实际情况出发,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毛泽东表示赞成,说,就照你们的具体情况办。
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过程中,中央于1959年11月27日转发《关于划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准和处理办法》。江苏省委常务书记刘顺元对当时社会上的不良风气进行了公开批评,如“三六九干部”、“风马牛干部”。
“三六九干部”是指不干实事,只会在嘴上卖弄“三面红旗”、“六亿人民”、“九个指头”,以势压人的干部;“风马牛干部”是指见风使舵、吹牛拍马的干部。
这些话传到了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那里。柯庆施在庐山会议结束时,曾向江渭清提出要批评刘顺元,暗示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江渭清解释说:要看通篇文章、报告讲的是什么,不能凭一句两句话就说有什么问题。如果省委常委里有人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要批先批我,我是班长嘛l我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怎么会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呢?就这样应付过去了。
1959年秋,毛泽东乘坐专列路过南京,在列车上召见江苏省委负责人,并询问了“反右倾”情况。江渭清向毛泽东汇报说:我们有“右倾”思想,但没有“分子”。
譬如对1958年放农业“高产卫星”、“钢铁卫星”,我和其他常委同志都说过那是“吹牛”,但不是否定总路线、大跃进,而是反对浮夸虚假。
这样一来,从江苏省委到由省委管理的各地、市、县委的主要领导人,都没有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只有一些不归省委管理的基层党员干部,被划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全省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的党员、干部等254人,占参加运动的党员总数0.2%,虽然比当时中央所作的全国大约占2%的估计少得多,但毕竟伤害了一些人。这批被错戴帽子的人,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全部平反。
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
1961年2月6日至8日,毛泽东南下调查,到达杭州。他把六个大区书记和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找到一起,听取关于纠正“五风”问题的汇报。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食堂问题。在杭州到绍兴的专列上,毛泽东带着大家,听柯庆施讲食堂办得怎么好,吃食堂有多少好处,其他人也是一片赞扬,毛泽东听得很高兴。
独江渭清沉默不语,毛泽东注意到这个情况,便问:“渭清同志,他们都讲办食堂好,唯独你不讲话,这是什么道理?”江渭清回答:“我不好发言。
”毛泽东听出了江渭清的言外之意,就鼓励说,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后来,有人把这话概括为“三不主义”,就是毛泽东在杭州到绍兴的专列上,对着江渭清第一次提出的。
毛泽东既讲了“三不”,江渭清只好放开胆子讲了。江渭清说,大家都讲食堂怎么好。要我来讲,是怎么不好。毛泽东笑了,你是反对派嘛!就把你的“不好”讲给大家听嘛!
接着,江渭清具体讲了食堂有三个“不好”。江渭清说:“食堂耗粮特别大。本来,一家一户过日子,再穷也有个‘糠菜半年粮’。您老人家也曾讲,要‘平时吃稀,农忙吃干,老弱干轻活的吃稀,青壮年干重活的吃干’。大办食堂以后,不分老少,不管活轻活重,都在一个大锅里吃,一年吃了两年粮,全年口粮几个月就吃光了,吃不起。”
毛泽东伸出一个手指,打着手势说,这是一。第二呢?江渭清说:“农民一家一户过日子,每户挖点野菜,剩汤剩饭什么的就能养一头猪,全国一亿多户农民,每户养一头猪就是一亿多头猪。现在办公共食堂,不许养鸡、养鸭、养猪、养羊,结果没有蛋吃,没有肉吃。
”毛泽东伸出第二个手指,这是二。第三呢?江渭清说:“吃食堂浪费大得不得了!各家各户烧饭时,对锅灶碗盒,十分爱护。办了食堂,锅灶经常坏,碗筷随手丢。许多食堂要经常买锅添碗置灶具。
还有,干部和他们的亲属借机搞特殊化,多吃多占,严重影响干群关系,这些问题还可以通过整风整社解决;更严重的还有个烧草问题。您老人家提倡种树绿化,现在办食堂缺烧草,就到处砍树。农村的树木砍得差不多了!”
江渭清最后做了总结:刚才大家讲食堂怎么好,有的还讲公共食堂给社员吃“四菜一汤”。我在江苏没见过。要我来讲,如果再搞下去,连“一汤”都要喝不上了!
毛泽东听江渭清这么讲,就掉头问坐在一边的周恩来:渭清意见对不对?周恩来说:他讲得有道理。坐在另一边的胡乔木、田家英也表示赞许。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作两个决定。一是派乔木、家英分头到湖南、浙江农村作调查,时间一个月;二是调查以后,中央开会讨论食堂问题。
如果渭清讲得对,就“一风吹”;不对再作别论。这时,柯庆施插上来说:苏州地区条件好,食堂可以办下去。江渭清说:“苏州也不能办。”毛泽东说:渭清同志,你回去以后,先把江苏的食堂解散。江渭清说:“主席,马上解散也不行。”毛泽东问:“照你看,该怎么办?”
江渭清回顾了1958年“大跃进”以来,食堂从“大办”、“散伙”到“再大办”的过程,说:这几年搞了几个“大办”,特别是“大办钢铁”、“大办工业”,不少日用品,包括火柴、食盐、煤球、锅子、碗筷等,都严重脱销,有的地方已经很长时间见不到了。
所以要停办食堂,不光要确保口粮定量到人,分发到户,还必须解决一家一户用的锅、碗、烧柴等问题。不能办食堂“一哄而起”,停食堂“一哄而散”,如果马上解散,势必给群众带来新的困难。
毛泽东表示赞同,说:就照你们江苏的具体情况,研究办理。江渭清的正确意见被5月下旬中央工作会议上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农业六十条”)所吸收,中央决定取消农村公共食堂。
“久卧思起,现在到了起床的时候了。到了谷底,就要上山了”
1961年12月13日,毛泽东乘专列从上海来到无锡。14日至15日,他接见了江渭清、许世友、曾希圣等人,对如何看待国内外形势,如何克服当前困难和贯彻执行“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作了重要指示。他针对一些人情绪低沉的情况,一再强调,有困难、有缺点,不要怕,是可以克服的。鼓励大家不要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
江渭清在汇报中讲到集体粮食的分配数虽然少了,但由于贯彻了中央的政策,群众活路多了,算上自留地、“十边田”生产的粮菜,估计70%的社员生活可以比上年好一些。毛泽东听了连连点头。
江渭清又讲到这几年农业生产为什么有的地方增产,有的地方减产,说明“条件大体相同,主观努力不同,效果也大不相同”。毛泽东说:“你讲得好。”要大家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对困难也要“两点论”,要看到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他充满信心地说:“久卧思起,现在到了起床的时候了。到了谷底,就要上山了。”
毛泽东还详细询问了《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的贯彻落实情况。这个指示,是他亲自调查研究、听取下面意见以后,建议中央发出的。针对一些干部认为人民公社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倒退”的说法,他指出:“这不是后退,恰恰是前进。
江渭清同志不是讲底子薄吗?国家底子薄,工厂底子薄,公社底子薄,最主要的是现在生产队底子薄。要使生产队底子厚起来,就要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他说:没有肥料靠谁搞?把牛养好靠谁?还有农具的使用保管,都要靠生产队,所以要花工夫搞好生产队,扩大生产队的分配权。
江渭清还具体汇报了全省粮棉收购情况,虽然超额完成了任务,但有些专区、有些县减产严重。毛泽东对这样如实汇报作了肯定,还说要把超额上交中央的部分粮食还给江苏,调动江苏的积极性。当询问城市工作时,江渭清针对当时市场萧条的情况,汇报了南京搞“十副担子”(即小吃、小零售、小手艺等担子)串街,既活跃了市场,又方便了群众。
毛泽东听了很感兴趣,连声说:“这个办法好!”最后,他指示,1962~I作要抓工、农、兵、学、商、政、党七个字,要大抓一年,在这几个方面都要抓出一个头绪来,把全党全国工作进一步引上轨道。
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和指示,实际上是帮助江苏省委,在初步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振奋精神,纠正错误,克服困难,也为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七千人大会”作了思想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