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四川省省长肖秧 原四川省长肖秧的非凡人生
1940年2月的一个上午,阆中城净圣庵街一居民大院充满悲戚,一位中年妇女请人在此做道场。原来,这位妇人正在祭奠她的亡夫陈信余。一个月前,陈信余在对日作战中为国捐躯。 陈信余,1904年10月出生在原阆中县玉台乡。
早年入伍川军,后升至国民党125师746团少校营长。抗日战争爆发后,陈信余率部出川抗日。1940年1月5日,陈所在部队在湖北省应家县余家店周家山,与日军发生激烈战斗,不幸战死沙场,时年不满36岁。
道场上,站着四男一女5个小孩。他们是陈信余的孩子,最大的男孩13岁,也就是长子陈琦。“当时,我母亲悲痛欲绝,哭得似个泪人,我紧紧地拉着她的衣角,想让她尽快从悲痛中解脱。”67年过去,如今已80高龄的陈琦回忆起当年,仍印象深刻。
陈琦的大弟叫陈铮,也就是肖秧,当年11岁。肖秧本姓陈,后来因故改姓换名。父亲去世后,陈铮等5兄妹随母亲一道,护送家父的骨灰,举家从成都迁回老家阆中。 “一家人在阆中净圣庵街安下身来,母亲即举行了祭奠仪式。
尔后,母亲将父亲的骨灰送到老家玉台下葬”陈琦说。53年后,陈信余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中学时曾逃学经商 肖秧进入当地太平寺街的太平小学(现阆师附小前身)读书,后因日军轰炸,学校迁至嘉陵江以南的七里马池乡下,母亲还特别为肖秧在七里租过房子。
“陈铮的学习成绩并不太好,属于中等偏上。”79岁的陈嘉全老人回忆肖秧时说。在他的眼中,这位后来当了省长的同学仍叫陈铮。“住在隔壁的他长得清瘦,但比较调皮。
”肖秧鼓动他逃学步行到南部的那次经历,成为老人永久的记忆。 当时进入国立四中读书的肖秧,与陈嘉全同班。抗日战争爆发后,四川成了大后方,外省的不少学校纷纷迁入,国立四中因此迁至阆中,以保属联中(阆中东风中学前身)校址为基础,继续办学。
肖秧与陈嘉全每天一道上学,一道放学,成为好友。“他的想法有些与众不同。”陈嘉全说,进入初中学习当年,肖秧突发经商奇想,上街卖东西。果然,他做到了——他不知从哪里弄了一些桃子,拿到大街上卖。
一天,肖秧找到陈嘉全,动员其逃学。“不读书我们跑出去干啥?”陈嘉全问。“我们去挣钱。”肖秧回答。陈嘉全被小自己一岁的肖秧拉上,一道踏上了往南部县的路。
当时阆中至南部只有一条马路,没有汽车,平常人们到南部,除少数有钱人乘坐人力黄包车外,大都靠步行。 走了大半天,两人终于到了南部县城。在一家简陋的旅馆住下后,两人身上所带的钱已经用光,没有钱,无法出远门。
第二天,肖秧称要回家拿钱,叫陈嘉全在旅馆等他。等到当天下午,仍不见肖秧的影子。后来,是一位黄包车师傅将陈嘉全拉回了阆中。 事后,陈嘉全被家父狠狠揍了一顿。 怀念战友改名“肖秧” 在国立四中呆了约两个月后,肖秧转入仪陇县中学就读。
由于时局动荡,1942年,他再转入重庆小龙坎读初中,完成初中学业后,就地考入北碚兼善中学。兼善中学是一所私立高中,在这里,肖秧顺利完成高中学业后,同时考入3所大学。 “当时,要录取他的有清华大学、四川省教育学院(西南师大前身),另一所大学记不起名字了。
”据陈琦回忆,肖秧当时选了清华大学,但因没钱作路费,只好暂时到成都,在省教院读了一年书。 那时,考入大学的学生因种种原因不能到校读书的,可以保留一年学籍。
如果一年满后仍不到校的,其学籍自动取消。 肖秧没路费到清华大学,让陈琦十分着急。为了不误肖秧前程,陈琦回了乡下养蚕挣钱。陈琦当年养蚕收茧100公斤,后请人将其缫成丝,拿到市面上出售后,凑够了路费。
肖秧在清华大学期间,正赶上内战。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以及全国人民反饥饿、反内战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在清华大学校内,肖秧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他所在的电机系,成为进步青年聚集的地方。
在这里,与他同学的有后来成为共和国总理的朱镕基。 肖秧等人的活动,很快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安。在特务的告密下,肖秧等3名进步学生,被国民党抓入监狱。在狱中,肖秧与另两名同学一道,同敌人展开了斗争,不向其吐露半个字。
肖秧等3名同学被捕后,我地下党做了大量的营救工作,但丧心病狂的敌人还是将其他两名同学杀害,肖秧因个子矮小,又没有半点证据,敌人只好将其释放。 这两名倒在国民党枪下的同学,一个姓肖,一个名秧。
后来,就有了肖秧这个名字。 大哥给他当俄文翻译 1947年,在清华大学读三年级的肖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年底,肖秧曾奉命前往西柏坡,但到半路时又接到通知返回了。 党组织决定,从青年学生中物色优秀人才,尽快充实干部队伍。
当时,党内一位负责人召见了肖秧等8名学生,征求他们的意见。逐一谈话到了肖秧面前,“你愿意从事行政工作,还是从事经济工作?”这位负责人问。“我喜欢经济,就让我搞经济吧。
”肖秧认真考虑后,慎重回答。 肖秧被分到当时的中共华北局城市工作部,后进入北京市军管会,再分到北京市电信局军管组任军事联络员。事后他才知道,当时组织上曾希望他担任叶剑英的秘书。由于志趣使然,肖秧最终进入经济建设主战场,并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玻璃专家。
1952年,肖秧担任北京玻璃厂厂长、党委书记。北京玻璃厂前身是日本人办的,有400多工人。作为当时国内玻璃制造界的龙头企业,面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需求,“北玻”面前摆着技术更新和生产规模扩大等系列难题。
受组织委派,肖秧于1954年赴德国留学,主攻当时国际玻璃生产新技术。两年后,肖秧再赴前苏联莫斯科硅酸盐研究所深造。 1956年底,肖秧学成归来。告别莫斯科时,他的导师送给他不少重要资料,其中包括当时玻璃制造业国际尖端技术。
此次国外学习让肖秧收获最大的是,他学到了单晶硅(广泛应用于半导体生产)生产技术。“北玻”后来成为我国首个应用单晶硅生产出半导体的企业。
“‘北玻’当年应用前苏联先进玻璃生产技术,得益于肖秧带回的资料,这些俄文资料全是我翻译的。”陈琦说。1952年,陈琦就读于上海俄文专科学校,他较为深厚的俄文功底,帮了肖秧的大忙。他先后为肖秧译完5本俄文版有关单晶硅和池炉生产工艺的书籍,计约15万字。
为此,在上海俄专几年间的寒暑假,陈琦频频往返上海和北京之间。 情牵家乡一草一木 从前苏联学成回国后不久,肖秧回到阔别15年的家乡探亲。此时为1956年冬。
到达南充后,肖秧没能找到去阆中的车,焦急万分的他站在出城的马路上,见有前往西充方向的车就上前打听:去不去阆中? 让肖秧喜出望外的是,他终于拦住了一辆前往阆中的吉普车,司机得知他的情况后,热情地将他带回了阆中。
只在家里呆了一个晚上,肖秧就匆匆返程。“肖秧工作很忙,就让他去吧。”面对母亲一脸难色,陈琦帮肖秧打圆场。当天,陈琦借来两辆自行车,送肖秧骑车从阆中到南部,肖秧再从南部乘车前往绵阳,辗转回京。
1962年,中央在京召开“7000人大会”,会前,肖秧打电话回家,主动联系时任阆中县委书记的刘纯夫,让其到京后与他联系。就是此次与刘纯夫的相识,使北京玻璃总厂与阆中玻璃厂“联姻”。 当时的阆中玻璃厂属于当地二轻局管辖的集体企业,由于没有列入计划,原料采购十分困难。
11年后,得知此情的肖秧带上原阆中二轻局负责人找到国家有关部门,经“通融”,“阆玻”的烧碱原料供给终于解困。肖秧任北京玻璃总厂厂长期间,阆中玻璃厂大多数技术工人,都先后到“北玻”学习过。
10年后,阆中思依中学建教学楼四处买不到钢材,学校派人赴京找肖秧帮忙,肖秧从厂里的建材中拨了17吨支援,解了燃眉之急。之后,他再以捐助形式,为阆中地毯厂提供了一笔建厂资金。
1984年,肖秧趁工作之便回到玉台,看过家乡后感叹:我离家40多年了,家乡还是这个样子。当天进城后,肖秧住在陈琦家里。12年后,回到家乡的肖秧带上重庆市一位农业专家,希望其为当地发展优质农业“处方”。
肖秧就任四川省省长后,还帮助阆中中学解决了建校资金。 “一伤一病”长期困扰 “肖秧离开省长岗位,主要是年龄和身体原因。”陈琦说,当年肖秧调任后,外界对他有许多传言,其实并非如此。
在德国留学期间,肖秧曾遇过一次车祸,他的一根肋骨因此被取。就任北京玻璃厂及总厂厂长、党委书记期间,他既是专家,又是领导,更是身先士卒的实干家。由于长期与粉尘打交道,他患了矽肺病。
“一伤一病”,成为他身体长期欠佳的原因。 9年前,肖秧在经受两年的病痛折磨后,离开了人世。 2005年夏天,著名电影导演谢晋到阆中选景点时,当地领导请其就餐时,谢晋特地叫上陈琦。肖秧在重庆工作期间,谢晋执导的一部电影在当地拍摄,肖秧曾给予过资金上的支持,为此,谢晋没齿难忘。
“肖秧生前凡是家乡有难事找他,都是通过我引荐的。”陈琦说,不管是在北京、重庆,还是在成都,肖秧对家乡相求的事,总是尽量帮助解决。
而每次回家乡期间,他总是很低调。 肖秧1984年那次回家乡,曾经四处打听他的同学陈嘉全。当时陈在县城中医院当医生,见到肖秧后,陈嘉全一个劲地直呼:“陈铮。”一时让随行人员不知所措。“当时我只晓得他在北京玻璃厂当厂长,哪晓得他当了省长,还改了名……”站在肖秧曾住过的房前,陈嘉全老人说。
知恩图报的平凡人 1995年春节前夕,肖秧生前最后一次回到家乡。次年2月,肖秧辞去省长一职。此次回乡,他特地看了魏家老房子,他的父亲就出生在这里。
肖秧祖祖辈辈姓魏,他父亲因故改姓陈。至今,父辈及他们5兄妹的名字,仍记载在当地的魏氏族谱里(肖秧有3个名字,分别为魏昌铮、陈铮、肖秧)。 肖秧的母亲1962年从教师岗位上退休后,前往北京看肖秧,随同带上了陈琦9岁的大儿子,肖秧念及陈琦多年对自己的支持,一心想将大哥的这个儿子留在北京培养,无奈户口难解决,只好作罢。
肖秧每次回家乡,总要叫上陈琦作陪。但在公众场合,肖秧从不介绍他的大哥。
至今,不少当地人还认为陈琦是肖秧的表哥。 肖秧的爱人是“北玻”的工人,退休后迁居成都。“文革”中,肖秧曾受到残酷迫害。他的主要“罪状”是——生活腐化,平常有肉吃。“北玻”的老工人对肖秧极力保护,联名为肖秧说话:厂里平时购的肉是国家根据玻璃企业高温作业特点给予的补助。
由于老工人们的实情反映,肖秧提前结束了被迫害的日子。 “文革”后,肖秧调离北京玻璃总厂,先后就任国务院第九办公室领导小组成员,北京市革委工交办副主任、市经委副主任、市外经贸委常务副主任。此后,他任过重庆市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以及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等职。 1998年10月9日,70岁的肖秧在成都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