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日记 他们记忆中的夏志清

2013年12月29日下午,著名中国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在纽约去世,享年92岁。他在其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发掘并论证了张爱玲、张天翼、钱锺书、沈从文等重要作家的文学史地位,被称作是中国现代小说批评的拓荒巨著。曾与夏志清见面倾谈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深圳大学副校长李凤亮及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教授朱崇科向记者讲述了他们记忆中的夏志清。

“我聪明得一塌糊涂”

1983年夏,夏志清曾作为钱锺书请来的客人到访大陆。但直到他返美之后,陈子善才知道他到过上海。待到陈子善终于与夏志清见面,已是整整17年以后的事了。2000年深秋,香港岭南大学文学院主办“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夏先生自90年代初患心脏病以后,已不再长途旅行,但因为他是张爱玲文学史地位的“发现者”,便在王德威的陪同下欣然破例参加会议。

陈子善回忆:“夏先生真是性情中人,直率,健谈,一见如故,谈得兴浓,常常爽朗地大笑。

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毫不掩饰自己的自负。他不无得意地对我说,自己也没想到年轻时写的这部《中国现代小说史》会产生那么大那么久远的影响,不过,自己当时确实下了大工夫,几乎把耶鲁大学图书馆所藏的中国现代文学书刊全都翻遍了。”

陈子善说夏志清是非常周到的长辈,经常写信给他说:子善啊,你要多吃维生素片。2001年夏,陈子善到哈佛燕京访学。离美前夕,他专诚到纽约拜访夏志清。夏志清很高兴,还把与张爱玲有过不少交往的《尤利西斯》研究专家庄信正请来一同畅叙。当天陈子善在夏志清家中消磨了大半天,观赏了夏志清保存的张爱玲给他的一百多封信,珍藏的周作人译著《希腊女诗人萨波》手稿,后者是师陀先生转让给他的,陈子善说“真是大饱了眼福”。

朱崇科曾陪同李凤亮去采访过夏志清,他说:“夏先生和夫人王洞女士相当和蔼,两人配合非常默契。在夏先生发言听起来有歧义或是过激时,在旁聆听的王女士经常会帮助补救,有些时候她的表情也说明了她的不尽同意。当时已经86岁的夏先生精神矍铄,是一个坦率机智的人,‘童’言无忌。

不管是表扬,还是批评,他都口无遮拦。但说完后,担心会伤害他人,往往会说,这段不要告诉其他人。他经常毫无保留地自我表扬,他经常重复的话是‘我聪明得一塌糊涂’。”

放言无忌,为学谨慎

李凤亮回忆夏志清是“放言无忌,但为学谨慎”。陈子善说自己为夏志清编印的几本书,如《人的文学》、《文学的前途》、《新文学的传统》,他收到样书之后一定会仔细翻读,也会寄来勘误表,要去再版时更正,“学者的严谨在这些细微处体现得再清楚不过了”。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简体字本出版前夕,夏志清读了陈子善的《早春三年日记》中的记述,其中提到《小说史》正文和索引中把两位“胡风派”的作家混为一人了,立即来信诚恳地作自我批评,并要求代为改正。李凤亮说,对夏志清的访谈稿,夏志清对自身言语作了多处修改,希望“避免给读者一个恶劣的印象”。

朱崇科说夏志清对鲁迅的评价不高。夏志清在与李凤亮的访谈中曾提到:“鲁迅一丁点学问都没有,他一开始是懂点日文,读医科必须读德文,后来又忘记了,而英文只懂得一点点Good morning之类的。鲁迅到教育部之后,要到北京大学教书,才写成一本《中国小说史略》,没有这本书他连书都教不成。他的好几个短篇小说,我在《小说史》里评得很公正;此外他那部散文诗《野草》非常精彩,可惜在《小说史》里不能评价。”

此外,夏志清认为张爱玲“实在是好得不得了”,钱锺书“好处就在于看得多”,爱憎分明的个性凸显无遗。捷克著名汉学家普实克在1960年代曾写了书评《中国现代文学的根本问题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批评夏志清《现代中国小说史》的分析方法不够“科学”,夏志清告诉李凤亮“普实克是欧洲汉学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人,而且与丁玲、茅盾都是朋友。

但他是外行,讲来讲去,三分之一是讲鲁迅,茅盾、老舍懂一点,别的基本上不懂,或尚未看过。他主要研究短篇小说多一点。”

敢发“偏见”,傲然独立

陈子善说,夏志清认为自己运用“新批评”的理论和方法致力于“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是撰写文学史的题中应有之义。深圳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南翔认为夏志清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真读、比较着读、读出经典作家的差异或不足、读出冷遇作家的不凡或异秉”值得我们注意。他说:“是什么成就了夏志清?我想,除了学术的整体环境之外,更是夏志清自外喧嚣,不趋时尚,敢发‘偏见’,傲然独立的学术个性使然。”

著名比较文学及文学评论学者王德威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领域里,夏志清教授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夏志清选择小说作为研究的重点,因为他相信小说代表了中国文学现代化最丰富、最细致的面向。我以为《小说史》的写成可以引导我们思考一系列更广义的文学及历史问题。

这本书代表了50年代一位年轻的、专治西学的中国学者,羁留海外,转而关注自己的文学传统,并思考文学、历史与国家间的关系。这本书也述说了一名浸润在西方理论——包括当时最前卫的‘大传统’、‘新批评’等理论——的批评家,如何亟思将一己所学,验证于一极不同的文脉上。

这本书更象征了世变之下,一个知识分子所作的现实决定:既然离家去国,他在异乡反而成为自己国家文化的代言人,并为母国文化添加了一层世界向度。最后,《小说史》的写成见证了离散及漂流的年代里,知识分子与作家共同的命运。”

夏志清 (1921.2.18-2013.12.29)

江苏吴县人,生于上海浦东,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先行者和权威。英文代表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具有开创性意义,最早向英语世界介绍中国文学,并发掘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等重要作家。

夏志清著述甚丰,英文著作还有《中国古典小说》、《夏志清论中国文学》,中文著作有论文集《爱情·社会·小说》、《文学的前途》、《人的文学》、《新文学的传统》、《夏志清文学评论集》、《夏志清序跋》和散文集《鸡窗集》等。

2013年,夏志清著《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出版,共刊出103封张爱玲的信件、卡片。夏先生葬礼将于1月19日在纽约举行。

深圳大学副校长李凤亮接受本报专访

他给文学批评史留下一段绝唱

深圳商报记者 钟诗婷

2007年12月9日,当时还是暨南大学年轻教授的李凤亮(现任深圳大学副校长)在美国访学,他曾专程前往纽约夏志清寓所,对这位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奠基者作了将近四个小时的访谈。在访谈中,两人就夏志清的学术经历、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租界文学、晚清文学、当代中国文学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那篇长达两万字的访谈,后来被李凤亮收录进《彼岸的现代性》一书中。李凤亮说,在那之前,曾多次读到关于夏先生为人率真、放言无忌的描述,亲眼所见,更添一份体会。如今,夏先生以92岁的耄耋之龄辞世,李凤亮感叹“随着他的离去,一个文学批评的夏志清时代似乎正在隐退。”

笑谈自己“爱说大话”

《文化广场》:在访谈中,夏志清给您留下怎样的印象?

李凤亮:他是一位观点鲜明、爱憎分明、有个性有立场的学者,他浓烈的吴音夹杂流利的英文,还有不时爆发的尖锐语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在美国访问了九位知名华人学者,跟夏公这次访谈可以说是最艰难的,因为我要不时花点心思,把夏公从快乐的言谈中拽回来,免得跑题太远,但他经常有一些闪光的观点,甚至孩子气的引人发笑的表达。

夏公后来在寄回访谈校阅稿的来信中说:“我写中英文文章,都很谨慎,唯独被访问时,爱说大话、吹牛,骂人太凶。

”而在他看来,文学的判断力至关重要。他的判断,除了有欧洲古典主义、英美形式主义的评价尺度,还有敢于裁断、挑战流俗的批评勇气和言之成理、落笔审慎的批评态度。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他对我们文学史的写作,特别是对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写作构成了很大的补充。

他为“文学边缘人”正名

《文化广场》:访谈里的哪些内容令您印象深刻?

李凤亮:首先是他对文学史的评价。他说他的评价标准是“致力于优美作品的发现和评审”,认为一部作品是不是好作品,作家与文学研究者要有自己的判断。他比较偏向于文学的内部研究、作品的审美研究,偏重于作品的美的发现。

无法否认的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与我们的社会、历史、政治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性,在侧重于社会历史批评的传统文学史中,张爱玲、沈从文、徐志摩、梁实秋等都是边缘人,而夏志清爱憎分明地提出对这些人的肯定,在某种意义上弥补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另一个维度,就是审美的维度。

此外,他有着深刻的新古典主义的思路,深受英美新批评的影响。他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当代电影、戏剧的审美趣味都是古典主义的。例如,他看到美国黑人流行音乐,就很不满意,觉得歌剧比这些音乐好。他看到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中研究上海的月份牌,认为这不是经典的文学研究。

对当时正热映的李安的《色戒》,也不怎么感冒。他从西方的角度看中国的京剧,认为戏曲的假声音像是阉割过一样。他有着爱憎分明的个性及对文学史独特的裁断,《中国现代小说史》在国内外同行中产生巨大影响,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是夏公对历史的重新发现,毋宁讲是他在里面高张了一种批评家的个性和研究者的立场。

夏志清会成为重要地标

《文化广场》:您如何看待夏志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观点?

李凤亮:文学可以做多层面的解读。对夏志清及一批海外学者,我们要辩证看待他们的历史贡献,既要避免陷入盲目崇洋的“汉学心态”,也要肯定他们对文学史写作的贡献。这个贡献在我看来至少有三个方面:首先是他们对我们过去所忽视的领域的重视和发掘,例如张爱玲、沈从文、晚清文学等,这些文学史上的“失踪者”、“边缘人”经他们的推介重新浮出历史地表;其次是他观点的新锐,比如“华语语系文学”概念的提出、“革命历史小说”的“再解读”以及对革命与情爱关系的辩证分析……处处闪光,不一而足;第三是他们在文学批评中使用的新方法,我们过去注重社会历史批评,而他们注重于形式分析、文本细读,把思想史、人类学、符号学、心理分析等综合运用到文学批评中。

海外汉学的学科意识没有我们这么强,边界并不泾渭分明,但他们的问题意识强烈,值得我们借鉴。要通过有效对话共同推进跨地域的“中国现代诗学”的构建,就要有不同的声音。夏志清不仅以自身的成就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他特立独行的批评个性、学术表达的方式都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视界。

要写一部真正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便应包括他们的存在。我提出来重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地图”,夏志清先生等海外学者会成为重要的地标。

在美国汉学界影响很大

《文化广场》:《中国现代小说史》在国外评价如何?

李凤亮:按夏公的说法,英文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本来是写给洋人看的,所以里面充满了与海明威等外国作家的比较。《中国现代小说史》在西方学术界的贡献主要体现在:首先它是奠基之作,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小说的概况和重点作家,给西方学术界很大的冲击。因为在当时的冷战背景下,中国研究在西方学术界里是热门学科,但中国文学研究是边缘学科,他第一次打开了西方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全面认识。

其次,他的研究为西方带来了一种研究中国文学的思想观点、研究模式和学术立场,在美国汉学界影响比较大,可以说是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鼻祖”级的人物。他的研究影响了后来的很多学者,在美国做中国文学研究的很多学者,很多人在起步阶段都是以他这本书的思路、方法或立场在做相关研究。

同时,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等著作,也为国内的文学研究打开了另一个视界,直接启发了大陆学术界的“重写文学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重要的文学讨论活动。

他已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

《文化广场》:如何认识和评价夏志清在文学批评界的地位?

李凤亮:夏志清先生的地位主要体现在:在异域开创了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中国现代文学)这样一个学科,提供了一系列原创性的观点,引领了全球中国文学研究界的对话与互动。夏志清实际上已成为一个时代的隐喻或象征,这个象征就是一个跨越区域的宏大的中国文学研究时代的到来。

夏志清的离去,留下文学批评史上一段绝唱。我想,正是因为他激越不羁的批评个性,形成了他批评的独到发现与巨大冲击力。今天文学批评界所缺的,不是裹脚布式的长篇大论,恰是那种批评的真诚甚至偏见。

夏志清走了,他在美开创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业已蔚为大观,后继有人,且成为与中国学界最有力的“互动者”,共同推进着跨地域的“中国现代诗学”的形成。说夏志清先生在构建这种全球性中国文学批评整体景观中起到了开创性、奠基性作用,我想并不为过。

英美文学研究少为人知

《文化广场》:除了他影响最为深远的两部作品《中国现代小说史》及《中国古典小说》以外,他还有哪些不为人们所熟知的研究成果?

李凤亮:在夏公的研究中,英文著作有A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Fiction,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C.

T. Hsia on Chinese Literature等,前两本《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是他学术成就的代表作,已译成多个版本。他还在大陆和港台出版了文学评论集《爱情·社会·小说》、《文学的前途》、《人的文学》、《新文学的传统》、《夏志清文学评论集》、《鸡窗集》、《谈文艺,忆师友:夏志清自选集》、《岁除的哀伤》等,并有多种编著行世。

在那次访谈中,夏公告诉我,他是抗战胜利后第一个在美国名校拿英文博士学位的人(此前在耶鲁拿英文博士学位的只有柳无忌和陈嘉),而他的文学研究业绩,除了大陆学界熟知的中国文学研究成果外,还有一批研究英美文学的论文,他在英美文学方面的研究及评论在海外学界也是被广泛引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