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化张海林 张海林:一对母子的城镇化之路
瞭望东方周刊
2011-11-04 筲箕凹的老院子变得像一个打摆子的人:平时冷清,只有老人加一两个媳妇带着娃;过年骤然热闹,各路弟兄加上初一二里回来的姊妹,再带上各自的儿女,牌打得昏天黑地,饭吃得转席流水,人熬得鬼迷日眼。
过完重阳节,秦金忠开着私家车把母亲从陕西平利县广佛镇送回了筲箕凹的老院子,这是自去年冬天她下山到镇上居住以来第四次回去。 母亲在山上住下后,秦金忠就赶下山去张罗第二天大伯的生日。大伯今年80岁了,搬到镇上已有5年多,比母亲更适应市镇的生活。
这些年来城镇化建设在全国遍地开花。上世纪90年代的广佛镇仅有几千人,现在已经超过25000人,面积也扩了数倍。 母亲下了山,满心忐忑 秦金忠的母亲共生了7个孩子,长子秦金忠是筲箕凹走出的第一个中专生,他曾在陕西省供销商业学校念财会专业,毕业后回广佛镇当供销社会计。
作为当时镇供销社最年轻、学历最高的会计,两年后他就当上了主任,第三年还兼任了党支部书记。
工作外,他精明地经营着在镇上的生活。“我承包了一个店面,当时镇上干部冬天穿的呢子大衣,我每件180块在安康进货,400块一件卖出去,利润很高。” 经济好转了之后,秦金忠不想父母再住在山高、人少、交通不便的筲箕凹,父亲去世后,母亲一个人在山上老院子里出了两场事,给了秦金忠充足的理由说服她到镇上住。
一次是母亲在山房上用洗衣机,山雨来得急,母亲赶忙关机子收插线板。插线板一头还连在屋里,电线老化,下雨导电,母亲就被电打晕在泥水里。
另一次是母亲吃了一碗剩洋芋,半夜上吐下泻,解了三道溲后怎么也上不了床了,双手扶床沿,双腿跪在床前一直到天明。 两件事情后,秦金忠坚决要接母亲下山进镇,“底下的楼房都起好了,也有地炉子烤。
” “我跟她说,百年后还把她送到山上叶落归根。另外,到镇上住不让她受约束,儿子多,哪个都不跟,单独给她一套房。平常只要她做饭我就去吃,其他兄弟也经常过去看她,逢年过节都要聚。”母亲辩不过,只好同意。
临下山的前几天,母亲睡不安稳,说一合眼就到了板栗子树下,或是水井湾丈夫的坟边上。伸手往床边一摸,总感觉是一手板栗树叶或拜台上的纸灰。想到去镇上她很是畏难,从没住过楼房,不知能不能习惯。
虽然不想搬,但母亲知道,一个人在山院里住总惹儿女们担心。2010年冬天,她坐着儿子的小车下了山,满心忐忑。 秦金忠在镇上的新房是徽派风格,墙上粘着白瓷砖,中间有个露天空场,洗浴设施俱全,为了照顾老年人的生活习惯,还专门修了地炉。
“都好,就是屋子太大了,地炉的火也没山院子里的暖和。”母亲住下后,果然时常感到不习惯,她不喜欢出去逛,说“怕路上过来过去的车”。除了早上买菜,她多数时间待在屋内,顶多搬把椅子坐在门边看看远处的山。
“早就意识到集镇化的必要” 母亲在镇上住的房子是秦金忠2009年连着建的7套房子中的一栋。 “原来是片荒坡,别人都看不上。我考虑镇子一直在发展,迟早那里会成为好地段。
”总是“思想超前”的秦金忠,当时专门挑着月夜去勘察,用脚大致丈量了那块地皮,盘算着有一天要把筲箕凹的亲戚都搬下来,“到时候大家还住在一块,热闹。” 秦金忠买下了这块地,起了7套房。“现在有母亲、幺叔、弟弟秦金雨、侄子洪娃子几家住进去了,剩下3套空着。
”秦金忠告诉本刊记者,有的亲戚已经在城镇化过程中利用政府补偿自己进镇上住了,空的房子他准备卖出去,“按建设成本,我现在卖30万一套,以后还会升值。把钱存银行才几个利息,况且地皮越来越少。
” 这并非秦金忠第一次买地建房,早在2001年,还在供销社任职的他就以内部职工的身份买了单位的地。“当时起了4间两层,低价卖掉,又买了单位的办公房,改造成住房,赚了一笔??”秦金忠说自己一直懂得让钱活起来,但这也让他吃过亏。
受市场经济冲击,供销社在2000年前后效益不断下滑,面临改制承包。秦金忠在单位挂职后,贷款14万元只身去了延安承包水泥厂。“厂离机场太近,因为污染,两年就停了。
”之后,他又去温州考察,在镇上搞了一个活性炭项目,很快也垮了。但与此同时,平利县实施“撤乡并镇”,广佛镇的急剧发展膨胀,使他买下的供销社门面和房屋不断获得丰厚的租金回报。 秦金忠说自己“早就意识到集镇化建设的必要”,与他在西安读书学到的经济知识有很大关联,作为筲箕凹第一个靠念书走出来的子弟,他的想法总与山上的亲戚有所不同。
比起大城市和农村,这里更有用武之地 近两年,随着采矿的发展和国家对企业财务的规范化,秦金忠迎来了事业的转机。
他搞过财务,又曾是供销社领导出身,镇周边的一些矿老板赏识他的口才和交际能力,前后有多家矿请他负责账务,“我现在同时给6个矿管账。” 有些矿老板的知识不多,处理跟周边老百姓的关系上也不在行,秦金忠时常还帮着他们化解危机。
“一回矿上修路,一位曾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人,认为路修到了他家祖坟,闹得厉害。我就以情动人,打听了他的生日,买了很多礼物,送过去给了他一个大惊喜,他很感动,就没再闹了。
” 秦金忠的办公室设在自己家里,柜子里竖摆着整齐的蓝色资料袋,桌子上的电脑是他晚上做账报税时用的,还有一个老式算盘摆在显眼的位置,“加减法的话,算盘比计算器快多了。
周总理就说,这个东西不能丢。” 私家车停在屋前,此外矿上有配车,接他不定期地下矿去检查事务。他专门订了《中国安全生产报》,学习安全知识,还设了一个财务咨询公司。 忙碌的事业外,秦金忠喜欢了解农村的习俗文化,跟老人的闲聊所得也用本子记录下来,“农村这本书很丰富,它有一整套的传统文化,比如小孩升学、婚礼葬礼怎么安排等等。
举个最简单的,农村吃的‘搅糊涂’,就是玉米粥,配什么菜好?肉不好,要酸菜,或干菜,或腌菜,就比较好??” 很多农村人有钱后到市里买房,但秦金忠说,他更喜欢和农村联系更密切的镇上,“开车半个多小时就能进城,镇上除了医疗、餐饮和文化等方面,其他的和城里没差别。
当然,住在山上也不行,那里没有我的用武之地。
” 老院子的热闹,搬到了镇子上 在集镇扩大的过程中,筲箕凹老院子的生活条件渐渐好转。 山上通了电,用上了钢磨,石磨闲下来了,人们再不用半夜半夜地推磨,扶着磨把子就睡着了。剁猪草用上了猪草机,打洋芋粉也用上了机器。
老院子里还牵上了水管,洗衣机也用上了。再后来号召修路,秦金忠的三叔领着大家把车路接到了老院子,摩托车小汽车都能走。再后来,政府提出“路面硬化”,叫农民出门天晴不沾灰、下雨不沾泥,老院子前的道路又铺上石子。
虽然改善许多,但山上的人口还是一点点减少。只有到年底,天南地北的人都回来了,筲箕凹的老院子变得像一个打摆子的人:平时冷清,只有老人加一两个媳妇带着娃;过年骤然热闹,各路弟兄加上初一二里回来的姊妹,再带上各自的儿女,牌打得昏天黑地,饭吃得转席流水,人熬得鬼迷日眼。
除夕的情形年复一年地重复,去年又起了新变化。秦金忠一大家亲戚年三十上筲箕凹团了年,上了坟,随后就乘坐两部小车下了山。母亲养的那只狗站在院坝上平静地送走了他们。 “除了两个在外地的,院子里一块长大的十几个堂兄弟,大都住在镇子上了。老院子的热闹,现在搬到了镇子上。”秦金忠告诉本刊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