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和杨沫的儿子 杨沫笔下的余永泽 有多少张中行的影子
女作家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1958年年初,一经问世,立刻在当时的文坛以及读者中,引起地动山摇一般的轰动,认识一些字的人,都争着抢着地看得津津有味。
凡是对杨沫的经历,有那么点了解,都知道,这部小说的自传性色彩,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极其明显。主人公林道静就是杨沫的化身,而那个做为陪衬和对比的反面人物余永泽,则是杨沫以她的第一任丈夫张中行为原型,塑造出来的。
张中行第一次与杨沫见面,看到的是:“她十七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
在小说里,林道静的出场亮相,则是这样:“这女学生穿着白洋布短旗袍,白线袜,白运动鞋,手里捏着一条素白的手绢。”一连四个“白”,组合成了一个无比清纯的世界,把那个小荷才露尖尖角,出污泥而不染的女孩,烘照得十分亮丽妩媚。
余永泽什么样子呢,“道静凝视着余永泽那个瘦瘦的黑脸,那个小小的发亮的黑眼睛。她忽然发现他原来是个并不漂亮也不英俊的男子。”一连用了两个“黑”,与林道静身上的四个“白”,黑白分明,成为特别醒目的反差。而且,还“瘦瘦”,“小小”。仍感到不够劲儿,干脆直截了当地说出了“不漂亮”,“不英俊”。作者的情感倾向,就是如此的爱憎分明,一点不含糊,不掩遮。
实际生活中,张中行和杨沫的初见,是在北京,张中行为了帮助杨沫找工作。
小说里,林道静与余永泽的相见,被安排在北戴河附近的海边。林道静为了生计,东奔西闯,还是走投无路,万般无奈,决定溺水自尽。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余永泽恰到好处地出现了。于是,上演了一出英雄救美的桥段。虽然有点老套,刻意安排的痕迹也很重,仍然散发着几丝浪漫的动人情调。
这是杨沫在小说中,给予余永泽的极罕见的一次“美化”,让他光彩夺目了一把。但却暗藏着一番心思,其真实的动机,是为之后对余永泽经常性的“丑化”,做个铺垫,以便形成对照性极强的阅读效果。
杨沫与张中行的婚姻,自1931年到1936年,免免强强维持了五年。在北大红楼只有两间小屋的公寓里,“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阴影,如同层层叠叠的乌云,不仅没有散开的时日,反而越来越浓重地压在两个人的心间。
终于因为一位马姓的马列主义者,出现在热切要投入革命怀抱中的杨沫面前,于是,一阵霹雷闪电,彻底击碎了这个摇摇欲坠的小窝。杨沫踢开了绊脚石余永泽,迈开大走上了革命征程,也一头扎进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偶像马姓的怀抱中。此人很快与杨沫从战友关系,突飞猛进到恩爱夫妻,成为杨沫的第二任丈夫。
客观点说,他们婚姻的最终破裂,症结乃是这个“第三者”的介入。
杨沫对此回避了,没把这个生活原型,植入小说中。导致林道静与余永泽分手的,也是一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卢嘉川。在杨沫眼里,卢嘉川是比马姓偶像还要多了几分偶像本色。
小说写到卢嘉川因躲避追捕,希望在林道静这间小公寓里,暂住一夜。谁知竟招致余永泽的驱逐。林道静怒不可遏地向余永泽大声吼叫起来:“永泽,想不到你这样不害羞!告诉你,卢嘉川如果今夜被捕了,我就认为是你出卖了他!”
这之前,林道静与余永泽也曾有过激烈冲突。譬如余永泽对那个从家乡来的贫苦农民的冷漠,对借助关系接近胡适暴露出的阿谀奉承,都让林道静怒火满腔,痛苦失望:“她深深热爱的人,原来是这样自私的人,美丽的梦想开始破灭。”
然而那些冲突无论如何激烈,也比不了这次因卢嘉川引发出的尖锐矛盾,让林道静再也无法容忍,决心与余永泽彻底了断这五年的悲欢姻缘。
卢嘉川这个人物,也有真实的原型。他叫路扬。也是位革命者,与杨沫于1941年相识。杨沫儿子老鬼在回忆录中写道:“用母亲的话来说,他们之间有过一段罗曼蒂克的友情,当时母亲27岁,路扬24岁,以致于这段友情让母亲很痛苦。
”又说:“小说中的卢嘉川,就是母亲怀着对一个前线战友的深情,对一个永远不能在一起的人的爱,用最真挚的感情塑造出来的。尽管卢嘉川是虚构的,好多人都觉得这个人物写得好,母亲把他写得栩栩如生。其中的隐情,就是这段与路扬的友谊与恋情。”
卢嘉川一出场,林道静眼里看到的是“那高高的挺秀身材,那聪明英俊的大眼睛,那浓密的黑发,和那和善的端正的面孔”。多么标准的一个美男子,大帅哥。杨沫在这样的描绘中,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炽热的情思,借助林道静,披肝沥胆地倾诉了激荡在心间的真挚爱意。
路扬在杨沫心中占据着如此隐秘又如此坚固的地位,必然促使她在描绘他的替身,卢嘉川这个人物时,投进了火一般的情意和无限缠绵的相思,以及浓彩重墨,把他塑造成一个熠熠闪光的高大形象。
于是,余永泽在这以前暴露出的种种缺点,譬如,自私自利,好逸恶劳,缺少同情心,只知道抱着四书五经,两耳不闻窗外事等等,要是与驱逐卢嘉川这件事相比,那无疑是小巫见大巫。所以,林道静对余永泽的谴责恨怨,无论多么声色俱厉,多么咬牙切齿,都是可以理解的了。
也正因此,余永泽留给读者的印象,就是个鼻子上抹了一块白色的反面小丑,一肚子坏心肠,劣迹斑斑。
据说,到1990年,《青春之歌》已经累计发行了500万册。假如保守的估计,一本书只有一个读者,那么就有500万人知道书里边有个坏得该遭人恨遭人骂的余永泽。认识张中行的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对号入座,顺理成章地把他看成余永泽。张中行原有的那副温良恭俭让的老夫子尊容,一下子被这500万中的余永泽,撞击得四分五裂,烟消云散了。
老鬼说,“张中行这个母亲的前夫,日子开始不好过,人们对他冷眼相看。认为他就是小说中的余永泽,自私,落后,庸俗的典型。无形中,他被母亲的这本书弄得灰头土脸,在单位里抬不起头。”
张中行倒是十分坦然。他书生气十足地引经据典,为杨沫辩解:“这是小说,依我国编目的传统,入子部,与入史部的著作是不相同的。”还着重解释一句,因为是小说,所以,“是可以改造甚至编造大小情节的。”
话是这么说,余永泽还是像划破在张中行心头的一道伤痕,狠狠地伤害了张中行的人格情操。1990年,杨沫逝世时,有人打电话问张中行,来不来参加她的遗体告别仪式。张老先生回答,“参加有两种来由,或情牵,或敬重,也可兼而有之。对于她,两者都没有。”说得这样断然绝决,自然没去见那最后一面。
然而,一日夫妻百日恩。我猜想,那天,张老先生也许会站在阳台上,面朝八宝山那个方向,思绪万千地默默遥望着。心里边大概会忆起,曾经亲手抄给杨沫的那几句《乐府》诗:“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闺闼,杨花飘荡落南家。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秋去春还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窝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