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仲云薛雯【薛雯】地下党薛雯和抗联名将冯仲云的故事

2018-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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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曾子墨:1992年在朝鲜,一群曾经在东北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过的朝鲜抗联女战士,面对一个白发苍苍的中国老人合唱了一首中国歌曲,当时在场的中国人大多不知道这是什么歌,他们惊讶而疑惑地听着,唯独这位中国老人听得极为动容,这首由郭沫若作词的<湘累>,此时让她在异国他乡,再度回忆起那漫长的十二年中,隔天望海,骨肉分离.也让她想起几十年前,那个独自唱着这首歌,排解相思之苦的爱人,这位中国老人,就是在九一八事变后潜伏在哈尔滨,担任中共满洲省委秘密交通员的薛雯,而让这首<湘累>在当时成为抗联名曲

曾子墨:1992年在朝鲜,一群曾经在东北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过的朝鲜抗联女战士,面对一个白发苍苍的中国老人合唱了一首中国歌曲,当时在场的中国人大多不知道这是什么歌,他们惊讶而疑惑地听着,唯独这位中国老人听得极为动容,这首由郭沫若作词的《湘累》,此时让她在异国他乡,再度回忆起那漫长的十二年中,隔天望海,骨肉分离。

也让她想起几十年前,那个独自唱着这首歌,排解相思之苦的爱人,这位中国老人,就是在九一八事变后潜伏在哈尔滨,担任中共满洲省委秘密交通员的薛雯,而让这首《湘累》在当时成为抗联名曲的人,正是薛雯的丈夫,东北抗联重要的领导人之一的冯仲云。

解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事变漩涡中的中共满洲省委立即发出反日宣言,派出干部组织抗日队伍,发动游击战争,但是设在沈阳的满洲省委很快就遭到大破坏,领导成员大部分被捕,满洲省委被迫转移到哈尔滨,此时在哈尔滨的冯仲云对外是东北商船学校的教授,其实是省委秘书处长,主要负责抗日宣传。

而他当时只有19岁的年轻妻子薛雯,担任当时北满省委内部交通员的工作,负责文件传递和发行。

冯忆罗:因为省委的一些领导干部,在那个环境下呢,他们不可能住在一起,都是比较分散的,隐蔽的,那么同时,但是它有个常委,有个省委,有个常委,有一个委员,就是像那个政治局委员那样的,那这时候呢,往往需要,比如说省委书记写一个东西,征求其他常委的意见,这个时候不可能让大家再开会,也不能可能像现在这么发文件,就得内角采取隐蔽的方法,一家一家送。

解说:当时的薛雯,穿着一件黑色的皮大衣,领子竖起来,戴着豆沙色的宽边毡帽,手里通常拿着一个点心包或点心夹,在夜色朦胧中,扮成日本贵妇的模样,穿梭在道里、霓虹桥和日本领事馆等受到重点盘查的地区,但当时组织经费异常紧张,尽管冯仲云每月有260元现大洋的收入,在他全部上缴党费之后,组织上只发还5元钱作为他一家的生活经费,寒冬腊月,薛雯穿着借来的外套,但是脚下却没有袜子。

冯松光:就是那些伪军哨兵,还有一些什么日本哨兵的,一看,日本人有这习惯,不穿袜子的,说她,这女的是日本人,所以对她来讲,她没穿袜子虽然冷一点,对她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隐蔽。

她说那时候真是钻心的冷,她说我想不起来什么害怕,什么都想不到。

解说:此时对外是东北商船学院冯教授夫人的薛雯,早已是北满省委秘书处一名富有经验的内部交通员,很难想像的是,就在两年前,她还不过是江苏余巷街一个不谙世事,待字闺中的女孩子。

在余巷街,冯薛两家因为门当户对,所以世代通婚,冯仲云是薛雯姑父的二子,两人既是亲戚,又是从小的玩伴,和其他人不同,冯仲云时场督促比自己年幼的薛雯学习,帮她复习算术,教她天文地理,在薛雯眼中,这个云表哥性格忠厚但很要强。

1926年10月,冯仲云以排名第四的成绩考区了当时清华大学的算学系,那一年录取的只有他一个人,但此后的冯仲云却并没有像其他清华学子一样,走上留洋深造和做数学家的道路,他阅读大量当时的进步书籍,逐步成为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就在李大钊被奉系军阀绞杀后的第三天,冯仲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怀着要投身到社会中去接近群众的理想,毕业后的冯仲云,进入东北商船学校当老师,同时在学校开展地下工作。

冯忆罗:但是北满特委呢,就看中了我父亲这个人,因为他的组织关系,正式还没转到,另外呢,也看到我父亲在那个地点,环境很好,对党的地下工作是个很好的掩护的一个地方,那么这时候我父亲就感觉到,需要个主妇了,就给我妈妈写了信,就说你不要再继续念了,你到我这儿来吧,你到我这儿来,你的收获会比念书更高。

解说:怀揣着对云表哥的思念,更因为那份自小产生的信任和敬佩,一收到冯仲云的信,还在北平读中学的薛雯,便独自前往哈尔滨,多年后,薛雯还始终记得她初到哈尔滨,见到冯仲云时的景象。

在我依着云等待渡江的时候,像是迎接我们,突然下了一阵暴雨,洗净了大地上的尘埃,不多时雨过天晴,松花江上风平浪静,碧空中出现了一道彩虹,我和云把这一幕看成是我们彩虹下的婚礼。

新婚后的薛雯,很快就成为协助丈夫工作的好帮手,而这一时期她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冯丽雯:她参加革命多少呢,实际上是受我父亲的影响,她因为对我父亲有一种高度的信赖,崇拜,所以我父亲给她讲了那些道理,然后给她往家寄了好多书,就是当时比较,我记得妈妈说的像郭沫若的书,还有一些包括《浮士德》,这类的新思想的书。

所以呢,她就不是一个,完全传统的一个女孩子了。

解说:一年后,薛雯诞下了第一个孩子,这个幼小生命的降临,一下子给这个小家庭带来了无数惊喜和欢笑,但更重要的是她的出现,无意中成为当时担任满洲省委交通员的薛雯,在工作中最重要的掩护工具。

冯忆罗:过去她不敢坐那个有轨电车的,因为有轨电车挺危险的,如果遇到日本人搜查,他在电车里搜查,她躲不开,这个时候有了孩子呢,她就胆子比较大了,她把文件什么就包在孩子的衣服里头,用被子包好,裹好,完了,她说我一般出去都提个药瓶子,那时候哈尔滨都是用玻璃瓶子,上面刻的字,刻的多少克,多少克的字,提一个小包,人家一问她呢,人家经常问她一个问题。

一看,啊呀,这是你孩子啊,啊呀,这孩子怎么那么小呢,啊呀,她就是有病,长不大的,实际上我才,还没有满月呢。

解说:日军为了破坏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东北人民抗日斗争,将对中国和苏联进行情报活动的关东军情报部设在哈尔滨,哈尔滨一下子成为日伪间谍特务网的中心,北满省委的印刷机关,在这一时期被敌人破坏,组织上安排冯仲云去汤原指导县委抗日武装,而薛雯继续留在哈尔滨,主要负责给当时北满军委书记老季送文件,忽然有一天,当薛雯带着女儿去送情报时,她发现一向热情的老季表情不对。

冯忆罗:老季就告诉她,她说那个仲云同志走了,现在已经很长时间了,省委现在跟他联系不上,也派人去找了,联系不上,到底什么原因不知道,反正两种可能,一个呢中间交通里头出现问题,一个呢就可能他牺牲了。

完了就,我妈一下子就惊住了。

解说:这是自薛雯和冯仲云结婚以来,第一次长时间的分离,没有想到竟会是永别,薛雯说,自己当时全身发木,禁不住流下眼泪,一直到她从老季家离开时,大闹里仍旧是空白一片,走在路上也感觉软绵绵的。

但就是这片刻的神情恍惚,却让她和女儿陷入极为危险的境地。

冯忆罗:走了一段路以后,突然发现有人跟踪,当然在她来讲,两种可能,一个是真跟踪,一个是偶然的,她说我看看他是不是真跟我,她就到秋林公司,道里的秋林公司很漂亮的,她从前门进去,她还不是,她说她绕了一个门进去,完了以后,再从秋林里头转一转,完了赶快出来,她发现那个人跟着她进去了。

解说:此时如果要步行,跟踪的人可以一直跟到薛雯家,当时哈尔滨的出租车是散座制,只要车上坐满四个人,司机就可以开车,从秋林走出来的薛雯,一出门就看见马路边,停了一辆出租车。

冯忆罗:她说我从来没这么,她自己感觉到,她从来没这么勇敢过,一下子冲去,冲过马路,刚好一辆车三缺一,完了她赶快挤上去,挤上去开车的不管,只要上来一个人,门一关走了,就这么把跟梢的给甩掉了。

解说:幸运的是,冯仲云最终还是平安归来,薛雯在她的回忆中捉,尽管当时谁也没有讲话,但是我们心中是不平静的,革命的风浪虽是一个接一个,可我们的爱情却更加牢固,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等待他们的是更加持久的分离。

1933年春夏之际,日军统治日益严酷,在哈尔滨的各级中共组织纷纷遭到破坏,就在此时,共青团满洲省委宣传部长杨波,书记刘明佛被捕叛变,由于他们的口供,中共哈尔滨区委,中共吉东局,以及呼海铁路党团组织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冯忆罗:刘明佛很厉害,他领着日本宪兵,日本警察,全市搜捕,冯仲云、薛雯两个人,那么因为敌人没有我父亲的照片,刘明佛就是告诉他们,我父亲怎么样一个形象,他们派人画了像,完了以后,在整个哈尔滨贴出了很大的通缉令,如果能拿到我父亲的脑袋给一万元。

解说:在这种情况下,组织上要求他们夫妻俩隐蔽起来,离开他们曾经居住的也是省委常设基干的地方,搬到了省委从未设过机关的一处偏僻地,住在一个养牛为生的俄罗斯人家中,在这里薛雯生下了她的第二个孩子。

冯忆罗:但是呢,我父亲就很难办了,就是,当时就提出来,我母亲是下定决心,她信念很强的人,她提出来一定要跟着我父亲,她也不离开东北,也要跟东北人民同生死共患难,要跟着我父亲下部队。

解说:但此时的满洲省委,已经受到了严重破坏,几乎每一个地下工作者都已经或随时可能受到监视,原本想要抱养薛雯大女儿的家庭,也在最后时刻婉言拒绝了薛雯,就在薛雯左右为难之际,组织决定,由薛雯把两个孩子送回老家,安置好了再回来,临行前,省委给冯仲云一段短暂的回家探视的时间。

冯忆罗:我父亲给妈妈做了交代,这时候他说了,就说现在我们的离别,看起来有三种可能,一个呢,你回去,通过上海,党把你送回来,那么你这样的话跟我一起去打游击,打日寇。第二种可能,你回不来,回不来那咱们可能是十年,十五年以后再见面,最后一条呢,也可能我们是永别。

解说:孤儿寡母一行三人,最终辗转回到故乡江苏余巷,面对好奇的亲朋故友,薛雯声称是因为冯仲云在东北生意忙碌,两人无暇照顾幼子,只好托养在家,而在安排好两个孩子之后,薛雯只身前往上海去接上关系,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通过这个设立在上海的联络站,薛雯才可能尽快回到东北投入革命,但就在薛雯和上海联络站的刘桂清取得联系的几天后,交通站意外地遭到破坏,叛徒的出卖让负责安排薛雯行程的刘桂清被捕。

所幸的是刘桂清在狱中并没有应出薛雯的真实身份,但是转危为安的薛雯却完全丧失了组织关系,无计可施的薛雯最终离开上海,带着大女儿到江阴,她曾听说那一带有新四军在活动,就一边找了一个教书的工作,一边想办法和新四军取得联系,但是呆了大半年还是找不到新四军,薛雯只得带着女儿回到家乡,但她面对的却是儿子早已病死的噩耗。

冯忆罗:农村里头,尽管我妈显得非常乐观,她说很多人对她很好等等,这是一方面,但是嚼舌头的人也特别多,因为毕竟我妈是单身母亲,所以有的传说,那准是我爸爸在外头娶了小老婆了,又是什么在外头死了,这个妇女之间,那么这一传就传给孩子,所以有些孩子就反过来,就把这些风言风语就对付我了,但是我呢,也不敢跟我妈妈说,因为我从小我都觉得,我不能让我妈妈伤心。

解说:尽管和丈夫天各一方,流言蜚语也好,生活困苦也罢,薛雯始终坚信,在这个国仇家恨的艰难时刻,丈夫正在为更崇高的事业奋斗,薛雯在后来回忆到,每当月色皎洁时,我带着女儿到花园里的小溪旁,我想念仲云,唱着《秋水伊人》,此时此刻,这首歌就像为我的境遇而写,唱出我的感情和思念。

薛雯也常常对尚且年幼的女儿,轻声讲起爸爸的故事。

冯忆罗:开始的时候,说你爸爸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她都不敢说得很深,完了以后呢,慢慢慢慢的,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就知道爸爸在抗日,因为我们那个地方日本人也去了,日本人那些罪行我们也看到一些,完了以后,就讲到,慢慢讲到共产党。

你爸爸妈妈都是共产党,你将来长大也当共产党,但是呢,每次讲完了就告诉我,妈妈给你讲的话,你跟谁也不要说,不管谁问你,你小朋友过家家的时候都不能讲。

解说:当时的薛雯并不知道,远在千里之外的冯仲云,此时也正唱着一首儿女情长的《湘累》,想念着她和儿女们。

此时远方的冯仲云,正在白山黑水之间,陷入与日本侵略军的苦斗中,与妻儿分别后,冯仲云来到哈东抗日游击根据地,和赵尚志一同在日伪“讨伐”最激烈的珠河、延寿、方正等地,艰苦地与敌人周旋。

在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凄厉景象下,冯仲云领导的哈东支队,经历过弹尽粮绝,也曾露宿于零下40度的朔风中。

李在德:人家他那个是近视眼很重,不戴眼镜什么也看不见,好像真是就摸着走,他们那时候进山里头去的时候,坑坑洼洼的净是坑,有时候下雨实在难走,他都拽着我的手,我在前边,我走一步他也走一步。

解说:日军侵占东北期间,曾经在原北满省委机关与冯仲云相识的金日成,后来在东北抗联,与冯仲云成为了浴血奋战的战友,他们间结下了难忘的友谊,回到朝鲜后的金日成,不断托人打听冯仲云一家的消息,直到1989年,在金日成接见中国科学院代表团时,才了解到冯仲云已经离世,得知薛雯和子女还在北京,金日成立即托人带来了礼物,多次邀请他们全家访问朝鲜。

1992年,当薛雯应邀前往朝鲜参加金日成八十寿辰的庆典时,金日成给予薛雯一家人国宾礼遇,这位冯仲云昔日的老战友,对薛雯举起大拇指说,仲云同志是好样的,是具有高尚情操的好同志。

冯忆罗:金日成也这样给我妈妈讲,吃饭的时候,饭桌上,给我妈妈讲,他说那个时候,他说姑娘有的是,我们那个朝鲜姑娘有很多,很贤惠的,很多,想给老冯安个家,他不干,他不要,他说我有漂亮的妻子,有可爱的女儿,金日成,他说我今天啊,过去虽然没看见你,我脑子里已经有印象了,今天我看见你,确实这个老冯夸你夸对了,你就是那么漂亮。

解说:金日成和金正日父子,却视薛雯及其子女为亲人一般,不仅经常邀请他们前往朝鲜,在朝鲜期间,也时常安排薛雯与冯仲云的朝鲜老战友们见面聚会,也就是在此时,薛雯才知道,冯仲云当年总是独自在林中的月下,唱着郭沫若的《湘累》思念她们母女。

抗联的女战士们,偷偷听着都学会了这首歌,一首《湘累》竟成了东北抗联队伍中人人传唱的名曲。

1945年8月9日,广东中传出苏联对日选战的消息,一个星期后,日不宣布投降,就在一个月后冯仲云来到了沈阳,他对外是负责涉及中苏之间事务的联络,此时中共中央提出“挺进东北”的口号,从山东、晋察冀,和延安调集了大量的干部和部队,同时中共也做出了成立东北局的决定,9月18日,东北抗日联军领袖周保中,冯仲云、崔庸健,终于见到了先期抵达沈阳的彭真和陈云。

在经历了14年的失散后,满洲省委以及东北抗联的全部关系,终于回归中共中央。而此时,冯仲云思念亲人的感情也更强烈了,事实上,早在1940年,当冯仲云在带领三路军经过讷河地区时,就曾托当地的老百姓试着给薛雯寄去一封信,但事后却没有任何回音。

1947年2月,他再次一连写了五封信寄往江苏老家,仍旧没有妻子的回音。

冯忆罗:我妈妈那个时候在区委,江南办事处区委党校,在区委党校,在区委党校呢,她的同学都知道,她在等待我父亲,完了以后,开始把大家沉闷了一段,因为他们看了报纸,有一个叫冯志刚的,那是抗联的一个师级干部,牺牲了,咱们《新华日报》登的。

他们以为这个冯志刚就是我父亲,他可能是改了名字了,所以她的同学,谁都不敢吭气,谁也悄悄地都布置大家千万别把这个消息告诉薛雯,最后,我爷爷把我母亲的信寄过去了。

解说:薛雯最终收到从冯仲云父亲那里传来的冯仲云的信,在信中,冯仲云只简略地写了几句,只有这14年的在东北苦斗的经历,对妻子写道,只要雯没有违反往日的志愿,没有对不起祖国和组织,那么你还是我的妻,我是这样地等待了12年,我相信我对雯的忠诚是能够得到结果的。

冯忆罗:但是我母亲一个人,他们也不敢悄悄地,谁也不敢走上去,本来是一个大喜事,但是他们都体谅我母亲的感情,就把她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头,说关了一天,这是千头万绪,而且那两封信吧,虽然篇幅不长,但是看了以后,她也知道我爸爸这十四年怎么过的,而也知道她等对了。

解说:尽管冯仲云在信中写了东北内战风云紧急,但薛雯下定决心,带着已经是新四军战士的女儿和侄女去东北和丈夫团聚。三人随中共北上的部队从江苏步行到山东临沂,沿途时刻受到尚未完全投降的日军的威胁。即使在已受降的地区,也处处有国民党巡查新四军和共党分子“忠义救国军”的把守。为了躲过盘查,薛雯带着两个孩子有时在夜间需要跑步走四五里地,几经周折,薛雯母女终于抵达了丹东。

冯忆罗:到了丹东以后,后来反正组织部我们俩没去,她自己去了,办那个换介绍信,后来回来以后妈妈说,啊呀,她说看来沈阳和长春锦州那一带都占领了,咱们过不去了,她说组织部动员我们让咱们留一下,我就哭了,我都走到这儿了,找爸爸的,这一下留下了以后,我还能不能找到爸爸。

解说:但就在一次报告会上,薛雯偶遇当时民主联军南满军区司令员肖华,薛雯鼓起勇气,向肖华述说了自己的困难,曾经参加过东北局第一次会议的肖华正好认识冯仲云,于是安排薛雯一行人绕到朝鲜去北方,在经历了两个多月的跋涉,薛雯母女终于抵达了哈尔滨。

冯忆罗:爸爸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他没有准备我们这个时候能到,他知道我们要来,但是什么时候来不知道,因为他不可能既没电话,也无法发电报,我呢没见过爸爸,我没见过爸爸,而且我就往上看,一步一步地,那一步可以走几分钟,一步一步往上爬,我一看不对啊,他脑袋秃了,我妈给我讲他没有秃脑袋。

妈妈说你喊爸爸,我就傻了,脑子里一片白,不知道怎么回事,很激动,又害怕,这种心情。

解说:冯忆罗至今还记得,当时母亲对父亲没有说一句话,但薛雯在回忆这次重逢时却这样写道,仲云站在那里看着我们往楼上走,激动地走不下来了,这别离了12年的苦思,终于到了尽头,经历这样长苦难和战斗的岁月,雯居然还活着,女儿这么大了,还能和他相叙,多么不易。

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东北解放军挥戈入关后,由冯仲云担任省主席的松江省已是和平的新气象。但对于冯仲云来说,这一天的到来使他更加思念那些自己并肩战斗过的战友和群众。在冯仲云的倡议下,哈尔滨市区最重要的几条大街都以抗联英雄的名字命名,在他的积极鼓励之下,以自己曾经的战友们为核心人物和题材的电影《赵一曼》、《八女投江》成为影响鼓舞一代中国观众的作品。

冯仲云曾经答应过自己的战友,只要自己能活下来,就不会忘记他们的子女,这些抗战期间牺牲的烈士子弟,在父兄罹难后,由于无人看管,散落在东北各地,过着困窘的生活,胜利后,冯仲云和薛雯从东北各地找到死难的烈士遗孤,将他们送进当时设立在哈尔滨的烈士子弟学校。

这是当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为东北烈士子弟小学所拍摄的纪录片,孩子们身上穿的校服正来自冯仲云和薛雯的亲自设计。

孙忆新:他们给找来的时候,一个个的都是,那真是流浪儿,在外面简直,穿那个小破棉袄,都露着棉花,扎个麻袋绳,完了都是饿得不行的,都是流浪儿,都是小乞丐,而且有的呢,幸运一点的,他们说从孤儿院里给找过来的,我们这些同学刚一进来的时候,满身都是虱子,头发上也是虱子,鼻涕都是流得恨不得到嘴边,到学校的第一顿饭吃,都是狼吞虎咽,然后呢,薛妈妈交代校长说,第一顿饭给他们吃得好一点,不要吃得太饱,因为他们饿的时间太久了,另外给他们洗澡,马上把新衣服给他们换来。

那时候,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我们学校是1948年建立的,全国人民,别说全国人民,就是松江省政府,松江省人民,松江省政府的干部和职员都吃不饱饭,可是冯伯伯和薛妈妈一再交代民政部,别的学校怎么样你先,也要考虑,但是首先要考虑这些烈士的后代,他们一定要吃得饱了,我们不仅一日三餐,我们还有肉吃,我们有的时候呢,还能一个礼拜呢,还能喝到一次到两次牛奶。

解说:薛雯不仅要照顾家中的客人和烈士子弟学校中的学生们,一批从苏联回来的亿万诺沃儿童院的孩子们,也住进了家中,这群从苏联回来的大孩子中,有朱敏、李敏等当时国家领导人的子女。也有一群只有十一二岁的小班孩子,他们从小生长在苏联,突然回到祖国,不仅语言不通,生活也不习惯。1950年,当冯仲云出差去北京,看望中组部部长帅孟奇时,他主动提出可以让小班的孩子们到哈尔滨过渡一下。

柴娥丽:就是把我们这些孩子安排在他们家,我们就在,他本来有几个屋子,有两个屋子,有两个屋子男孩子住,两个屋子女孩子住,因为一个屋子只能装三四个人吧,那么多孩子也不够,后来没办法,把那阳台也给腾出来,叫我们睡到那儿,有几个床位。整个他们家就变成我们住的一个寄宿学校似的那样。

解说:为了照顾好这一大家人,薛雯把刚满三岁的儿子送进了全托幼儿园,但是每天要供应十几个孩子饮食需要的面包、土豆、牛肉,对于依靠工资生活的冯仲云和薛雯来说,光靠节俭是远远不够的。

冯丽雯:我母亲就是只要我父亲说要帮助,我母亲得想方设法去帮助人家,就没钱也得借钱,就我们这个,我母亲到处借钱都是谁都知道,怎么说呢,给我们老司机叔叔也借,人家里就因为我们一大家人,就他们两个人,而且她把一些亲戚的孩子爹妈不在了的,她养了一堆人。

然后衣服都这么穿,一个一个,我哥穿的衣服,二哥穿,二哥穿完了改吧改吧成我的了,我穿完成我妹妹的了,从小到大,很少说谁能落一件新衣服。

解说:东北解放后,薛雯担任东北烈士纪念馆的馆长,而馆址就设在原日本宪兵司令部的白楼里,此时在长春一所大学的化学实验室中,发现的三名抗联烈士,杨靖宇、陈瀚章和汪亚臣的遗首,也送到了烈士纪念馆。

冯忆罗:在杨靖宇的头颅没有到烈士纪念馆以前,给杨靖宇没有任何照片,找不到照片的,就完全是有这么一个英雄,但这个英雄怎么样谁也不知道。后来就根据我爸爸妈妈一些老同志的回忆,完了以后,请了个油画画家给画了,画完了以后呢,最后像不像,是不是,最后让我父亲去确认的,我父亲确定是这个样子。

那么杨靖宇的这个头颅一送进去以后举行一个仪式,放到柜子上,放好了,我妈妈就站在那里,就哭了,我妈妈嘴一直在喊一句话,就是这个样子的,一点儿都没变,就是这个样子的,一点儿都没变。

解说:三个遗首的灵堂特别陈列在烈士纪念馆的地下室中,但当时纪念馆中年轻的工作人员却因为害怕,谁都不愿意进去打扫,身为馆长的薛雯承担了这项工作。她每天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地下室。

冯松光:而且你像那个陈瀚章的两个眼睛都被挖了,我印象很深,因为那时候开始记事,也就三岁,底下是一个那个有几张桌子,上面铺着红布,红布里头放的是杨靖宇、陈瀚章他们的头,我一进去一看呢,妈妈抱着那个罐子在那儿及拿那个布在那擦,我当时就吓坏了,这是什么东西呀,结果后来吓得哇哇直哭,我妈妈就把我抱起来,抱起来以后,说你不要看了,结果后来呢,我还一边哭吧,那时候小孩还好奇,还要看一看,结果后来我妈妈就说嘛,说这些都是好人。

解说:1955年9月,就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授衔仪式上,冯仲云获得了毛泽东亲自颁发的“一级八一勋章”和“一级独立自由勋章”,毛泽东握着当时穿便装接受勋章的冯仲云的手,对他说,你是冯仲云,东北抗联的,你们抗联比我们长征还要艰苦,而就在授勋当晚,薛雯随冯仲云一同去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了庆祝授衔授勋的酒会。

冯丽雯:六十年代宴会也挺讲究的,我记得挺清楚,借的旗袍不合身在那缝来缝去,然后回来我记得特清楚,俩人回来了,还抱着一花花,然后后来特得意说我们是金婚银婚,后来我们说哪儿来的花,我爸说,我吃饭坐在最后一桌,走的时候可以把花拿走,就把宴会的那个花最后就让他给拿跑了,两人回来特高兴,我这个都还记着呢,就是两人还挺浪漫,也挺默契。

解说:此时冯仲云担任水利部副部长,主管水利科学研究和教育,曾经在东北打仗期间遗留下来的病根却让冯仲云的身体越来越衰弱,好几次医院都下了病危通知书。尽管医生不允许冯仲云在治疗期间阅读书报,冯仲云还是重新读了高等数学、原子能、流体力学等三十几本书。他对薛雯说,病好后,自己不愿做部长,只想带着一批清华的学生,建一个属于中国自己的原子能发电研究所。

但是还没等他来得及展开这个计划,文革爆发了,文革初期,冯仲云并未受到大规模的批判,但是转入1968年,2月里的一天水电部突然来车来人,请冯仲云去部里核实材料,当时薛雯并不在家,后来得知是核实材料,本以为这是为了解放冯仲云。

冯丽雯:是我妈妈单位的人,抓我妈妈说要去批斗,说要到我父亲的单位,水电部去批斗我妈妈,说要跟个孩子,因为我妈妈已经颤颤巍巍的了,老太太,其实我妈当时也就55岁、56岁,然后我就跟着,让我跟着去了,因为我两个哥哥肯定不会让他们去的,怕男孩闹事,然后我跟着去了,去到部里一看,就是他们批斗我妈妈,就在台上站着,这人呢,都是我妈妈单位的人,后来我一看呢,一会儿他们把我爸给押上来了,押着,你们这年轻人不知道是坐喷气式低头,我爸就死活不低,就是不低头,后来等于就是批斗完了,他们押着我爸走,就还是老要架着他,我爸就一甩不让,自己走,这是我见我爸最后一面。

解说:批斗过后,部里医务室的人发现冯仲云的血压已经高到220,这样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建议放他回家接受审查,但是专案组并不同意,几天后,军管会和造反派突然来人告诉薛雯,冯仲云已经被押送到卫戍区,薛雯再次感到如释重负。因为相比水电部,她觉得部队更加安全,此后的每一天,薛雯都等待着丈夫的归来,直到3月19日,突然通知她去水电部,同时接到通知的还有薛雯的大女儿冯忆罗。

冯忆罗:当时开什么会我们也不知道,我妈也没讲什么话,我也没讲什么话,我们俩就坐着等着,结果时间还挺长的,结果那主任过来,过来以后他说,我给你们个通知,通知你们一件事,冯仲云在3月17号下午,大概是下午吧,几点,死了,我妈一句话都讲不出来,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完了他马上接着那个,军管主任马上接着就讲,他说你们今天晚上你们两个我们军管同志陪你,到301停尸间去看一看,明天就把他烧了。

解说:组织上对冯仲云的死不置可否,从这个负责人的神情和话语中,薛雯和女儿明白病死不过是托词,但此时,斯人已去。监狱负责人只是一味催促他们快点为冯仲云办理后事,薛雯和子女们只能忍住悲愤的心情,与丈夫做最后的告别。

冯松光:结果后来我们见到的时候,他等于是白纱布,缠着就露了一个脸,也不让你动,就看到了一个脸,剩下的,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们都不清楚。

冯丽雯:当时我父亲回来的时候,真的我妈也没哭,一句话都不说,然后大概就几天之内,头发就全白了,这是我父亲最后一次,就是离开以后。

解说:1977年,冯仲云成为第一批得到沉冤昭雪的部级干部之一,之后薛雯一直积极投身于宣传东北抗日联军事迹的工作。后来,又以82岁高龄开始写作回忆录,将自己那段刻骨铭心的革命和爱情一点一滴化作她笔下的文字,成为现今研究当年满洲地下工作的重要史料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