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敬亭部下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前后的高敬亭
1939年5月7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按常规本应担任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的高敬亭,却在6月间被枪毙了。这一历史错案,直到1977年4月27日才得以平反。高敬亭是何原因遭枪杀?以往一些文章、著作众说纷纭。笔者走访了一些新四军老战士,查阅了一些历史资料,想进一步弄清高敬亭被杀的情况。
高敬亭是河南新县人,1928年参加革命,是当地农民运动领袖,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兼皖西北道委书记、红军师政委。鄂豫皖红军主力长征后,他受命留下组建了红二十八军,并担任军政治委员(无军长),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的党政军工作。他率领红二十八军,在鄂豫皖边区进行了艰苦卓越的三年游击战争。1938年初组建新四军时,他所领导的部队整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辖第七、第八、第九团和手枪团,共3100人,是当时新四军4个支队中人枪最多、实力最强的一个支队。
1938年4月,日军重兵南北夹击徐州,为配合国民党军正面战场作战,新四军第四支队从皖西大别山区开赴皖中,并在巢县、无为、桐城、庐江等地展开,司令部驻舒城县。5月12日,第九团侦察队和第二营第四连在巢湖蒋家河口将一只出扰船上的日军全部歼灭,打响了新四军敌后抗战的第一枪。随后为配合国民党军保卫武汉的作战,第四支队在皖中地区公路沿线展开了伏击日军运输队的游击战,捷报频传,钳制了西犯之敌。
1938年5月19日徐州失守后,皖东敌后空虚,是江北新四军向东发展的好时机,中共中央提出新四军第四支队向皖东敌后发展的要求。新四军军部命令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率部东进,建立皖东根据地。但高敬亭犹豫不决,行动迟缓。原因是他的部队在鄂豫皖山区作战多年,建立了较好的群众基础,熟悉大别山情况,擅长山区作战,所以他一直想把部队留在大别山区,建立根据地。
1938年秋,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为执行中共中央这一战略方针,推动第四支队全部东进,决定从皖南派出部分主力到江北,整编共产党组织的游击武装。为此,派参谋长张云逸赴江北。11月17日,张云逸奉命率军部特务营两个连和数十名干部,离开皖南泾县云岭军部,北渡长江,抵达皖中第四支队。
高敬亭墓碑
张云逸与高敬亭会合后,11月下旬,在舒城县召开第四支队干部会议,张云逸在会上指出,国民党桂系第二十一集团军和安徽省政府已进驻大别山区,在这个时候,新四军在大别山是很难有发展的。因此,第四支队必须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关于挺进皖东地区的指示,在皖东建立根据地。
会后,张云逸和第四支队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政治部主任戴季英赴立煌(今金寨)县。张云逸利用自己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时期在国民党军中,尤其是在桂系上层军政官员中有着较大影响的有利条件,跟国民党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谈判。
廖磊一开始仍坚持新四军第四支队在津浦路西15公里以内活动,并不得扩军、自筹军饷、收缴民枪。经张云逸据理力争,廖磊又碍于对张云逸的尊重和敬仰,最后还是勉强认可了皖中、皖西中共组织的游击武装,并达成两项协议:一是新四军江北部队可到津浦铁路南段两侧地区活动;二是批准无为、庐江地区的地方武装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的番号,并委任戴季英为该纵队司令。
1938年底,张云逸、戴季英从立煌县回到舒城县后,继续动员高敬亭率领第四支队主力东进皖东。可这时的高敬亭提出在舒城、桐城、庐江一带建立根据地,并说了5条理由:一是地形有利。这一带属大别山余脉,地形险要,进可攻,退易守;二是形势有利。日军西犯,国民党军队也向西撤退,使这一地区成为敌后,第四支队频繁作战,收复了这个地区,得到当地人民的衷心拥戴;三是共产党地方组织工作活跃,并已建立地方武装;四是群众基础好。这一带接近革命老区,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五是物产比较丰富,是部队赖以斗争和生存的好地方。他派出部分部队开到合肥以东一带活动,支队司令部仍停留在舒城县。
鉴于第四支队一时难以全部开赴皖东,新四军军部命令第八团首先开赴皖东。为此,2月18日,张云逸率第四支队战地服务团和第三游击纵队,抵达第八团驻地合肥以东梁园镇,向第八团领导干部阐述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关于东进皖东的战略方针,并领导第八团东进,以实际行动来影响和推动高敬亭率部东进。2月下旬,第八团由淮南铁路东侧进至津浦铁路西侧地区。3月,第四支队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率支队司政机关和特务营开到合肥青龙厂和定远县吴家圩子地区指挥部队作战。3月底,高敬亭也率领部队由舒城推进到合肥众兴集一带,但不久因生病又返回了舒城。
由于第四支队迟迟没能开进皖东地区,延误了建立皖东根据地的时机。1939年初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方针,国民党第五战区开始向淮南铁路以东派行署主任、专员、县长,恢复旧政权,收编土杂武装,大肆扩充反动势力,力图恢复对敌后地区的控制,同时拖欠和克扣新四军部队的薪饷,对新四军部队加以种种限制,企图将新四军部队挤出皖东及皖中地区。
这时,张云逸虽已掌握了第八团、江北游击纵队等4000多人,并开到了全椒县一带。但高敬亭手上仍有主力7000人,他在部队发展方向上与中央和军部难以统一认识,军令不畅,加上第四支队内部也存在一些问题等等,叶挺、项英准备在江北设立指挥部,以强化对江北新四军部队的领导和指挥。
1939年3月29日,叶挺致电蒋介石:“职军江北支队(第四支队)官兵9000余人,职拟4月间前往巡视,暂设指挥部。”蒋介石于3月31日复电叶挺:“该军长拟巡视江北支队并设指挥部一节,准如所请。
”3月30日,项、叶又将此计划报告中共中央,毛泽东等迅速批准,並提出“新四军在江北指挥部应成为华中我武装力量之领导中心,除指挥我原有武装外,更有建立及发展新的队伍之任务。
因此,仅云逸同志还不够,应有大将主持。我们提议,或者项英同志来华中,把新四军直接领导委托叶、陈、袁等同志,或者调陈毅同志来华中主持指挥部。”4月,项英以中共东南局名义,提议组成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前敌委员会,由张云逸、罗炳辉、赖传珠、周骏鸣、林恺、戴季英、郭述申7人组成,张云逸任书记。
1939年4月25日,叶挺军长率领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军部参谋处处长赖传珠、第一支队副司令员罗炳辉等一批干部和江南新四军主力第四团第一营,从皖南泾县云岭出发,突破日军长江封锁线,5月6日抵达庐江东汤池,7日在东汤池召开干部和共产党员会议,宣布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由军参谋长张云逸担任指挥,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统一新四军江北部队的领导和指挥。
5月9日,项英致电毛泽东、张闻天,报告新四军江北部队的编制及干部配备情况:江北指挥部由张云逸主持,高敬亭仍任第四支队司令员,罗炳辉为第五支队司令员,戴季英为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并提出了各部队的编组方案。
同日,叶挺、张云逸、邓子恢赴舒城县高敬亭驻地,向高敬亭传达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关于江北部队的有关指示,要高敬亭率领支队司令部和仍在皖中的部队东进皖东地区。这时,新四军军部将中共中央关于江北部队的“中心任务是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传到江北。
5月10日,叶挺军长在西港冲主持召开第四支队连以上干部及游击纵队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议开了两天,主要是重申中共中央关于东进敌后的方针,动员第四支队继续东进。经过动员,第四支队许多干部表示坚决执行东进的命令,高敬亭也表示服从中共中央的命令。
可是,当部队开出几天后,高敬亭又下令正在东进途中的第七团和第九团停止东进。第九团领导抵制了高的命令,并及时报告江北指挥部。而第七团团长杨克志和政委曹玉福乘打土围子之机,侵吞金银叛逃,投靠了国民党桂系部队。
杨克志和曹玉福曾是高敬亭的秘书和警卫员,这次逃跑前就已犯了较严重的错误,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理,加上高敬亭在以往“肃反”期间杀过自己部队不少人,故在“反杨、曹斗争”中,部队对高敬亭逐渐有了不满情绪,也揭发了高敬亭的一些问题。高敬亭奉命率教导大队到合肥青龙厂时,周骏鸣从褚家圩子出来迎接高敬亭说:“军长在褚家圩子等高司令,你们的住处已安排好了。”高敬亭到了宿营地,未进屋子就带3名警卫员去见叶军长,被叶军长的副官黄序周(军部副官处处长)扣留,并将高的警卫员及整个警卫班的枪缴了。6月4日,叶挺、张云逸等在合肥青龙厂召见高敬亭,并采取了扣留审查的措施,同时报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高敬亭第四支队司令员职务,并于6月15日决定改派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担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
接着,叶军长将教导大队李世安大队长叫来说:“高敬亭不执行命令,已经关起来了,你要保证部队不出问题。”此时赶到的戴季英又对李说:“你回去集合队伍,向部队说清楚,高违抗命令已经关押,叶军长过江来就是处理高敬亭问题的。
”李回去后即将教导大队300余人集合起来,政委江岚和大队长李世安都分别讲了话,传达了叶军长的指示精神,要求部队保持稳定。3天后,戴季英又从教导大队抽调出一批手枪,装备到新成立的支队警卫排和缺手枪的营连干部。
教导大队很多同志思想不通,有20余人离队。接着又派随戴季英一道从延安来第四支队的杜国平(原红四军第三十六团参谋长)到教导大队接替了李世安的大队长职务,随即,李世安也被撤职关押。此后,对高敬亭由内部审查升级到公开批斗。
6月21日至23日,在青龙厂附近的褚家圩子,连续3天召开连以上干部批斗大会,会上给高敬亭加上“反党、反中央”、“违抗军令”、“可能率部叛变投敌”等罪名,要高敬亭承认错误。
高敬亭拒不认错。高说:“红二十八军艰苦奋斗几年才有今天这支部队,我没有错误,第四支队没有搞好,不能怨我。”会议就如何处置高敬亭,要大家回去讨论。大家讨论的意见综合起来是教育高敬亭,并由戴季英向军首长作了汇报。但还是在6月24日以叶挺、项英的名义发了布告,由叶挺带来的警卫班将高敬亭处决了,这年高敬亭仅32岁。
高敬亭被枪杀以后,中共中央将高敬亭送延安学习的电报到了。可人死不能复生,这位曾经使国民党军闻风丧胆的赫赫战将,就这样丧失了他年轻的生命。如果当时能采取冷处理、过渡办法效果会更好。高敬亭被处决后,当时提出“肃清高敬亭余毒”的口号,派工作组进驻第四支队,原红二十八军的许多干部受到株连,有的被降职、清洗、处决,还有100多人离开了部队,这些都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兼副军长的项英,对高敬亭的错误是重视的,但主张耐心教育、尽力挽救。他认为:“若操之过急,又会生变,而且无效”;“如能争取在敌侧后方打一二次游击,取得小胜利,提高其打日寇信心,总可以推动其部队前进。”项英还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建议以毛主席名义致电高敬亭,给以慰勉,提出希望。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项英的愿望未能实现。
新四军军部秘书长兼军法处长李一氓,曾给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写信,叙述当年的情况。上世纪80年代该纪念馆业务馆长甘发俊多次去北京,找到李一氓(甘馆长每次返回经合肥时都要到笔者家来谈谈情况),当李一氓谈到高敬亭被枪杀一事时是这样说的:“当时,新四军第四支队在江北皖中,归五战区指挥,而军部及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在江南,属于三战区序列。处理高敬亭,是叶挺他们在江北,由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廖磊,通过五战区报到蒋介石那里批准的,没有经过新四军军部和三战区。当高敬亭被枪杀的消息传到云岭时,项英和我当时都感到突然、震惊和惋惜,同时感到无法挽回了。”
当年8月,叶挺军长从江北返回皖南泾县云岭军部后,在与项英交流情况时,项英对叶挺在江北辛勤工作表示慰问,但也表示对高敬亭不应作出那样最严厉的处理。叶挺军长听了后,特别是得知中共中央的态度后心情十分沉重和后悔。
笔者认为,高敬亭有错,但错不当杀,应采取冷处理、过渡办法解决之。高敬亭是在血与火的斗争中走上革命道路的,1927年“黄麻起义”失败后,反动派烧毁他家房屋、杀死他的父亲、妻子,儿子也下落不明。高敬亭怀着深仇大恨投身革命,且在组织农民武装斗争中崭露头角、威信很高,从1931年起就逐步走上党政军领导岗位,领导鄂豫皖边三年游击战争是有重大贡献的,领导新四军第四支队敌后抗战是有成绩的。虽然他在执行中央和新四军军部东进皖东的方针上犯有错误,在杨克志、曹玉福逃跑事件上负有领导责任,但这些错误,还属于组织观念和思想认识问题,是可以通过批评教育解决的。
1975年11月10日,高敬亭的女儿高凤英(解放军一○五医院眼科主任)给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写信,请求澄清高敬亭被杀的原因并做出结论。11月30日,病中的毛主席批示有关部门重新审查高敬亭一案;12月14日,毛主席在《审查报告》上作了批示:“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1977年4月27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宣布为高敬亭平反,恢复名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