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旭东的故事 【天津故事】范旭东、侯德榜、李烛尘与天津近代民族工业

范旭东1908年考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院攻读应用化学,留学期间立志创办中国化学工业,以求实业救国。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导致中国进口的洋碱减少,国内用洋碱做原料的玻璃、肥皂、造纸、染色、冶金、洗涤等企业纷纷停工。

此时,回国后已采取股份制方式集资兴办久大精盐股份***的范旭东,深感“一独立国家,此等工业之母,不能专依赖天然,亦不能久仰给于外人”,决心在“久大”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开创中国自己的制碱工业。

1918年4月,久大精盐公司接收德国人在塘沽的铁路支线;是年12月又斥资10万元买下三片面积在2000亩以上的盐滩。1919年久大精盐公司东厂在塘沽开工建设,同时范旭东开始着手准备建立碱厂。1920年5月,“永利制碱公司”召开第一次股东会,推选范旭东为总经理。

公司设在天津,督导塘沽建厂,由陈调甫全面负责。其后,塘沽厂内由留美归来的侯德榜和李烛尘轮流担任厂长,侯德榜任总工程师,李烛尘任经营部长。1928年为挣回中国地权,购买海河东岸的俄国码头。

在一张老照片中可以看到,最初兴建的永利厂房是两座巍然屹立的钢筋水泥高楼,这就是制碱的心脏——蒸吸厂房和碳化厂房。永利的蒸吸厂房高47米、11层,碳化厂房高32米、8层,是当时东亚第一高楼。以当时的建筑水平,这样高的厂房堪称创举。

上世纪初,中国市场的碱几乎完全依赖于英国卜内门公司生产的“洋碱”,当时国际上碱的制造处于垄断阶段。最先进的制碱法是氨碱法,也称苏尔维法,由比利时人苏尔维于1861年发明。欧美各国成立了苏尔维工会国际组织,只向会员国公开技术资料和设计图样,凡有改良或新发现,会员国之间互通信息,并不申请专利,以防泄漏。

1922年,范旭东到庐山避暑,遇到卜内门驻华代办李特立。李特立对范旭东说:“碱在贵国确属重要,足下动手也未免过早。按照你们的工业条件,过30年再办碱厂也不为迟。”范旭东回答:“在我却恨不得早办30年。事在人为,只要急起直追,还不算晚。”

1925年永利出碱,消息震惊卜内门公司。卜内门伦敦总行老板尼可逊来上海视察,提出要同范旭东会谈。永利公司应邀并将会谈地点定在大连,范旭东偕侯德榜、余啸秋赴会。范旭东与同仁提前通气,内定了一条原则:“永利担负着中国民营化工的任务,其成其败,必凭我自身力量拼命奋斗,在任何情形下,我主权上、制造上是万万不容外人参加的,其可能通融程度,至多以营业为范围,原则上仍然能避就避。

”所以在会谈中,尽管尼可逊一再提出愿以其资本和技术与永利合作,而永利在资金方面也的确困难,范旭东仍始终以永利公司注册章程早已规定“股东只限于持有中华民国国籍之人”无法变通为由婉言谢绝。

合作不成,卜内门公司便想靠外交手段实现加收盐税扼杀永利公司。卜内门英伦总行通过英国外交大臣,不经中国政府批准擅自公布工业用盐征税条例,直接由北京稽核总所行函到塘沽稽核所执行,规定工业用盐每100斤纳税2角。

每制碱1吨需要用盐2吨,因此每吨碱增加了5元成本。范旭东等人多方奔走,稽核总所才答应暂免盐税一年,但同时规定,一年后如永利碱售价高于洋碱可继续免税,否则不予免税。一年后,适遇五卅运动发生,永利借机一面向盐务署申请维持免税原案,一面又在上海英文《大陆》报上登出本案始末,强烈谴责稽核总所假公济私打击我国工业的强盗行径,争取舆论支持。后经多方努力,工业用盐定为免税30年。

卜内门对付永利的另一个策略是降价,每两三个月就跌价一次,最低点降到了40%,永利的销路愈来愈窄。范旭东反复考虑,找到日本“三井”公司天津办事处,请他们代永利在日本试销纯碱。双方达成协议后,永利碱利用“三井”公司在日本的销售网,以极少的量、极低的价在日本销售,同样几乎垄断日本市场的卜内门不得不随永利压价。不到一年,卜内门公司支撑不住,只好向永利承诺:今后在中国市场不再任意压价。

当时永利对卜内门的策略是:“惟总店对卜内门政策极力保持友谊态度,不欲与之作无谓之竞争,须知营商系平和事业,用平和方法制胜者方为真正的胜利,此原则切不可没却。”1928年6月21日,永利和卜内门签订协定,卜内门为永利在日本代销,为期3年,预交30万元押金,永利每月供应纯碱600吨到1500吨。

卜内门的真正目的并非赚取代销佣金,而想借此和永利接近,联络感情,企望进一步合作。在那之后,双方就营销情况互通信息,永利在纯碱市场上占据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