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彬彬宋爱武 “宋要武”宋彬彬为文革道歉 曾向毛主席献袖章

文革期间的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领袖、宋任穷之女宋彬彬昨日向文革中受到伤害的校领导、师生道歉。宋彬彬曾作为红卫兵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为毛主席戴上红袖章,被指应为打死校长卞仲耘负责,但宋彬彬一直否认。

宋彬彬曾作为红卫兵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为毛主席戴上红袖章。

“对卞校长遇难有责任”

昨日,北师大女附中(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前身)“老三届”的20多名学生与30多名老师、家属举行见面会。他们中的一些人向文革中受到伤害的校领导、师生道歉。

在道歉的学生中,66届的刘进和宋彬彬最被人熟知。前者是女附中“文革工作组时期师生代表会”主席。后者则是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曾因登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献红袖章,被人称作“宋要武”。

昨日,北师大女附中的几位“老三届”学生给文革中遇难的卞校长雕塑鞠躬默哀。(左二:刘进;左三:宋彬彬)

昨日上午不到10点,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一间狭小的会议室挤满了50多人。会议室的一角,放置了卞仲耘的半身塑像,她两手交叠在一起,表情和善温柔。塑像是女附中校友于2007年倡议,由500位师生捐款建成,于2011年安放在此的。校友们希望能以此表达对卞校长的纪念。

1966年的8月5日,时任北师大女附中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去世,医院给出的说法是死因不明。有文革反对者称,卞仲耘是在部分学生发起的游斗中,被殴打折磨致死,是文革中北京首名蒙难的教育工作者。

昨日,女附中几位“老三届”学生给卞校长雕塑鞠躬默哀。刘进第一个发言:“48年前发生的劫难,卞校长被殴打折磨致死,其他校领导身心受到严重创伤,我的内心充满懊悔痛苦。”话音未落,刘进哽咽,摘下眼镜擦拭泪水。

她的情绪有点激动,大声说:“我要向老师们道歉,为了贴第一张大字报对老师造成的伤害道歉,为了40多年前那一天没有保护好他们而道歉,为我当时的偏激思想和行为对校友们造成的影响和伤害道歉。”

刘进的最后一个道歉对象,是同班同学宋彬彬,“是我让你和我一起贴大字报,是我作为总领队派你带领同学们上天安门城楼,而影响了你的人生。”

宋彬彬向文革受伤害老师同学道歉

在见面会上,宋彬彬也数度落泪。她做了约1500字、题为《我的道歉和感谢》的发言。宋彬彬首先向当年在校的所有老师同学道歉。她称卞校长被“暴力致死”前,自己和刘进曾两次阻止,看到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就走了。“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装。”

宋彬彬还表示:“请允许我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没有保护好校领导,是终生的伤痛和懊悔。”

女附中曾参与批斗校领导和老师的几个同学也临时发言,说自己做过很多错事。

“如果我曾批斗过的高老师今天来的话,我也会当面道歉,她90多岁了,再不道歉,真来不及了。”66届王思梅说。

2013年8月,原北京八中革委会主任、陈毅之子陈小鲁为参与文革道歉,被视为一个标志性事件。刘进昨天表示,“可以说陈小鲁的道歉是一个催化剂,我们也看到社会上对他的道歉很认可。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时机,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

宋彬彬向文革受伤害老师同学道歉

“母亲生前说学生都是好孩子”

这一天到场的女附中老师,有的也发言表达了对道歉学生的宽容和理解。当年的教师储瑞年认为,情况超出了学生处置的能力,他为学生的诚恳道歉感动,理解她们做过的事情。

女附中文革时期的校长胡志涛的女儿丁东红也来到了见面会。在1966年的8月,校长胡志涛同样被学生批斗。胡志涛在挨打时,仍然在记挂其他老师的安危。

丁东红说,母亲经常提起那些批斗她的学生,有的不止一次点名道姓,说这些学生都是好孩子。在丁东红的记忆里,母亲是一个讲原则的人,很多问题宁死不弯。唯独这个问题,特别宽容。

2011年,宋彬彬与张玉凤等聚会纪念毛主席

“我一直反对打人”

宋彬彬是中共元老宋任穷之女,1960-1968 年就读于北京师大女附中。

1966年6月1日,北京大学贴出“全国第一张大字报”,文革开始。次日,北京师大女附中也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署名的学生为“刘进、宋彬彬”。6月6日,北京师大女附中成立“革命师生代表会”,由七人组成,宋为副主席之一。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宋彬彬作为红卫兵代表向毛泽东献了红卫兵袖章。

1966年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宋要武(宋彬彬)”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翌日《人民日报》转载。文中称,“毛主席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叫宋彬彬。’主席又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我说:‘是。’主席亲切地说:‘要武嘛。’ ”宋彬彬后来否认这篇文章为自己所写。

1980年代,宋彬彬移民美国,到美国波士顿读书,后来取得麻省理工学院地球化学博士学位。有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Morning Sun)传世,她在片中表白:“破四旧呀,抄家呀,我一次都没参加过。……因为我一直是反对打人,反对武斗的。”

对话宋彬彬:没准备好不会站出来

新京报:来参加这次道歉会,首先想说些什么?

宋彬彬:北师大女附中的文革,是从1966年6月2日我参与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始的,大字报不仅破坏了学校的正常秩序,更波及并伤害了许多老师。所以,我首先要向当时在校的所有老师和同学们道歉。

新京报:前一天晚上想的最多的呢?

宋彬彬:我想的终于有一个机会跟老师道歉了。对这个机会我盼了很久。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今天你们也看到了,老师很多都80多90多了,再不道歉,就没有机会了。我希望我们的道歉老师都能看到。有的老师已经走了,我不想留下更多的遗憾。

新京报:怎么想到道歉的?

宋彬彬:从我个人来说,2003年回国,和几个同学一起参与了对学校文革初期及八五事件的调查。在和大家不断交流中不断受到教育。我希望有一天有个机会,向老师表达歉意,也促进大家对文革进行反思。

新京报:道歉后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宋彬彬:最感动的就是老师们的宽容,尤其是听到胡校长的女儿说,胡校长生前多次说过,女附中的学生都是好孩子。我非常非常感动。

宋彬彬学生时代照片

新京报:你希望这次道歉达到怎样一个效果?

宋彬彬:引起大家的反思,只有真正的反思才能走得更远。

新京报:你在道歉信里说,40多年了,一直有两个宋彬彬?

宋彬彬:40多年来,有两个不同的宋彬彬。一个是老师、同学们认识、了解的宋彬彬,另一个是成为文革暴力符号的“宋要武”。

新京报:你有没有改名叫“宋要武”?

宋彬彬:从来没有。8月18号之后,有很多人写信给宋要武收。很多很多信,我从来没有拆过,因为我不承认宋要武是我。

新京报:你说“宋要武”成为文革的一个符号。你怎么看待这种符号化?

宋彬彬:这么多年,作为一个符号,我经历很多,我有很大的心理压力。而且在很多语境下没有办法去澄清这个事情。

但我也会想,其实文革时,“右派”也是符号,老师们未必不是符号,他们被当做黑帮被打骂、被侮辱,而他们因为这个符号,有的生命都消失了。这样想,我个人的委屈也就不算什么了。

所以我想如果不从根源上认识,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对整个文革的思维和基因进行认识。

新京报:有人将卞校长的死和你联系在一起。你之前写文章,也引来很多质疑。想没想过这次道歉可能会有更多质疑?

宋彬彬:如果没做好准备,我就不会站出来了。

新京报:可能有人会说你的道歉只是对自己的洗刷。你们也说过,有人称你们“假道歉,真反扑”。

宋彬彬:无论我走到哪里,身边只要认识我的人,都对我特别好,无一例外,特别保护我,给了我一个保护壳。这是我走到现在的原因。

新京报:这是一次个人的道歉,还是一个群体的代表去道歉?

宋彬彬:其实我们这次站出来的是一个群体。八五事件作为文革中的标志性事件,必须反思。没有反思也难以接近真相。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伤害过老师、同学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我相信这是大家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