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深李宗仁 【李济深】“铁军主帅”李济深

“铁军主帅”李济深 李济深将军(1885~1959)中等身材,额高而宽,鼻大而直,耳圆而厚,眼窝略陷,睛光深褐色,有类西人。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女士言:“李(济深)先生身着一件灰绸长袍,个儿不甚高,双目炯炯有神,闪耀着尊严与慈惠的光芒。

” 李宗仁谓李济深是“人丛中的一条龙”。白崇禧论之曰:“作为广西人的李济深,因其高贵的品格和诚挚待人的作风而在广东军中被广东将官拥戴为领袖。”黄绍竑赞之曰:“即使手握行政和军事大权,他也不滥用职权,他严于律己,克己奉公,而且平易近人。

” 【与“新桂系”联盟打败旧军阀】 李济深,原名济琛、锦江,字任潮,祖籍江苏,1885年生于广西苍梧县。祖父秀才,父亲廪生,均以教书为业。

幼时亦耕亦读,体魄强健。曾就读于梧桐中学(胡汉民时在该校任教)、广州两广将弁学堂、北京军官学堂(民国后改称陆军大学)等新式学堂。 李济深年轻时有诗云“马叟知天命,谓吾贵可求,但今身许国,何必列王侯。

” 1918年1月,孙中山组建的“援闽粤军”,为粤军之始也。1921年春,受老同学邓铿之邀,李济深毅然由北京迁居广州,出任粤军第一军师部副官长、参谋长,鼎力协助粤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邓铿在一师重组编制,培养青年军官,重用军校学生。

其中佼佼者有:陈铭枢、张发奎、黄琪翔、徐景唐、陈济棠、邓演达、叶挺、蒋光鼐、朱晖日、黄振球、陈诚、薛岳、余汉谋、叶剑英等。一时间,粤军新人辈出,军风士气焕然一新。 1923年2月,孙中山经历第一次北伐失败后,回到广州,重建大元帅府,李济深被任命为粤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兼参谋长,率部强攻肇庆,轻取梧州,挫败陆荣廷——在李济深的支持下,李宗仁之新桂系由此发力统一了广西。

同年7月,李济深受命西江善后督办兼第一师师长。

善后督办负责粤桂交界地区所有工作,党、政、军大权独揽,但他俸给外不苟取毫发,编制内不安排一人,一师官兵军饷均由广东调拨,未取广西地方一分钱。黄绍竑时任督办副主任,论李济深曰:“任公两袖清风来,两袖清风出,不得不让人肃然起敬。

” 1925年1月,李济深奉大元帅府令,亲率陈济棠之二旅开赴梧州,支援李宗仁、黄绍竑抗击沈鸿英。行进途中,接沈鸿英来电云:“东下讨伐目标为黄绍竑,余均袍泽,断不侵犯,前线请撤退三十里,以免误会。

”陈济棠请示李济深如何办,李大笑曰:“此乃各个击破之计,我们继续前进。”遂命急行,会合李、黄部,连克贺县、八步、平乐,大败沈鸿英。 1924年6月16日,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在广州

正式成立。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李济深任教练部主任。李济深回忆,军校成立之初,遭到许多现职军官反对,讽之为“学生兵”、“娃娃兵”,忧其不善实战,归根结底是害怕军校毕业生将取代他们的位置,剥夺他们原来享有的特权。

黄埔军校成立之初,只有粤造七九毛瑟枪30支,仅够站岗守卫之用。某军阀与蒋介石言:“你那几个人,我派一个营就可以全部缴械了。”时李济深甫上任,闻此事即以粤军一师师长名义,提现款3万余元、枪200支交军校使用,并挑选军中一流军官前往任教。

知情者言:“这是李济深为这个国家做出的鲜为人知的贡献。”故黄埔军校旧址有四大公园:中山公园、介石公园、仲恺公园和济深公园。 1924年秋,时任黄埔军校党代表的廖仲恺任命李济深代理军校“入学实验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学员考试、录取工作。

李济深亲自草拟招考章程,贴出公示为“公正无私,细密严谨之旨行之,以其选拔人才,无负重托,绝决徇私舞弊”。李济深言,黄埔军校学员是精中选精,强中挑强,不乏人中龙凤,亦杂有乱世枭雄。

1926年12月,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成立了国民党政务委员会广东分会(包括广西),李济深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兼广东政治分会主席,由此成为华南地区实权派人物,主管党政军各项事务。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清党”,黄埔军校是重点单位。4月18日,军校当局逮捕并秘密杀害共产党人,其中有政治部主任熊雄、教官萧楚女等。时任黄埔军校副校长的李济深曾自责曰:“每想起这件事,我就深感内疚,对不起人民。

”其女李筱桐认为父亲当时有清党之心,而无杀人之意。 时任黄埔军校代校长方鼎英曾回忆当时情景:4月14日,李济深由上海回,召方鼎英与朱家骅、钱大钧研究清党事。

李出示国民党中央清党电令,曰:“这次清党关系重大,广州的共产党大本营,就在你黄埔军校。”方鼎英提出不清自清之法,即不派一兵一船来,三天内准许共产党员学生自由离校。其时李济深沉默,而朱家骅、钱大钧两人则瞠目而视。

【首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 1925年8月28日,国民革命军改名人民革命军。部分粤军以及黄埔学员军组成了人民革命军之第一军,蒋介石兼军长;湖南军为第二军,军长谭延闿;云南军为第三军,军长朱培德。

原粤军第一师扩大后组成第四军,该军由四个师组成,陈铭枢之十师,陈济棠之十一师,张发奎之十二师,徐景唐之十三师,加叶挺之独立团。北伐中四军以“铁军”著称,首任军长即李济深。 1926年6月,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李宗仁赴广州游说国民党

北伐。是时支持者寡,反对者众。某日,李宗仁见李济深戏言曰:“若北伐,贵军能否出两个师往湖南,与七军共同作战?”李济深不假思索,一口应允。次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讨论李宗仁立即北伐之建议,李济深果然主动请缨,慷慨陈词:“为了支援第七军和唐生智的部队,本军愿意派遣张发奎在海南岛的师和陈铭枢在赣州的师,和广州的叶挺独立团。

同时也希望其他部队能配合第四军的行动,胜利完成北伐。” 李宗仁晚年回忆:李济深关键时刻的发言,表现出宽广的胸襟和坦诚率真的品格,使当时的形势急转弯,由此北伐大计定也。

1927年北伐正处锋头,汪精卫、蒋介石分道而行,国民党内分为“拥汪倒蒋派”与“拥蒋倒汪派”,李济深持中立态度。同年9月5日,发表时局公告,呼吁党内团结,实行蒋、汪联合。

李曰:“拥汪倒蒋或拥蒋倒汪,均属失当!” 张发奎敏而好文,作战骁勇。李济深甚喜其才,寄予厚望,张由营长而团长,由团长而旅长,由旅长而师长,李皆有提携之力。

1927年10月,张发奎发动“讨蒋战役”失败后,欲回师广东。是时,李济深统辖两广,慨然容之,而张发奎由此扩充势力,竟欲取李而代之。 宁汉战争爆发后,李济深与张发奎联名致电汪精卫,请汪回广东主持“党国大计”。

汪将起程,李派特使至汉口迎汪入粤;其时,李济深亲率政府官员到码头迎接,诚心以“国民党领袖”待之,而不知汪与张已相互勾结,怀不轨之心。 1927年10月15日,汪精卫主动约李济深同行,乘船往上海参加国民党四中全会预备会议,李济深欣然如约。

赴上海途中,广州黄琪翔、李福林、薛岳等即发动军事政变,以“护党救国”为名,倒李驱桂。城内到处贴满“拥护汪精卫”、“欢送李济深”等标语。次日,张发奎急从香港至广州,指挥一切。

此即著名的“张黄事变”。后,有人告诉李济深,此事为汪精卫与张发奎早已密谋的,李则讷讷不解曰:“汪精卫是我邀请来的,张发奎是我接纳来的。我待他们不薄,他们为何如此待我?” 同年12月11日,广州共产党人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乘“张黄事变”之机,发动了广州暴动,成立了苏维埃广州公社。

三天后,张发奎率部反扑,广州起义失败。次年1月14日,李济深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与缪培南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激战于广东五华西,交战双方投入兵力逾4个师,经两昼夜血战,共伤亡两万人以上。

遗憾的是此役双方主力均为李济深原属下第一师之部队。 据李济深之子李沛金云,父亲喜观蟋蟀相斗。凡见小儿斗蟋蟀必驻足观战,两雄相遇,或振翅鸣叫,或逃之

夭夭,父亲观之手舞足蹈,乐此不疲。而五华之役后,就再也未见父亲观看斗蟋蟀了。 李济深心肠软,常因轻信于人而“受骗上当”。其子李沛金认为,父亲“汤山被扣”是因为上了由吴稚晖帮腔的蒋介石的当,“张黄事件”又上了张发奎、黄琪翔和汪精卫的当,而福建事变则是上了陈铭枢的当。

【三次被蒋介石开除出国民党】 李济深曾三次被蒋介石开除出国民党。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授意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专程去广州接李济深赴宁,以调停蒋桂矛盾。

李济深到达上海时,李宗仁极力劝阻,曰:“你去南京必被扣留,你一失去自由,战祸就免不了。”李宗仁晚年还曾回忆:“但李是好人,他终于以四元老的‘蒋先生以人格担保’的诺言怂恿下,于3月13日自沪去南京。

”四元老者,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也。 3月21日,蒋介石于南京宴请李济深,以支持桂系反蒋之罪名,将李软禁于南京汤山官员招待所,剥夺军政大权,并“永远开除党籍”。吴稚晖闻之,搬行李至汤山与李济深同住,宣称:“任潮不获释,我就不出去!

”时人皆赞之有加,而李济深弟达潮则认为,吴稚晖其实是蒋介石的“帮腔”。 黄绍竑言:“人们总以为李济深是‘新桂系’的一员,那并不是事实。李济深是我们的保护人、资助人和朋友。

蒋介石错误地相信李是‘新桂系’的一员而对他施以软禁,这无疑是一宗冤案。” 李济深第二次被开除出国民党是因为1933年的“福建事变”。是年11月18日,李济深由香港至福州,与蒋光鼐、蔡廷锴一起,以原十九路军为基础发动“福建事变”,成立“福建人民政府”,李当选为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

李发表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宣言曰:“对蒋氏政府之存在,已不可一日容忍;对新政权成立之要求,已不可一日迟延。

” 是年底,蒋介石自任“讨逆总司令”,集中海空军进攻。次年1月,福建人民政府失败,李济深等逃往香港。蒋介石再次下令逮捕李济深,并开除出国民党。 1935年7月25日,李济深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原十九路军将领于香港建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简称“大同盟”,李济深为主席。

1947年2月,李济深以回乡扫墓为名离沪转赴香港,即于香港《华商报》发表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七项意见”。蒋介石闻之大怒,以“对总裁失敬和侮辱国民党”为罪名,第三次开除李济深的国民党党籍,并下令“全国通缉”。

1946年夏,蒋介石连发三电邀李济深上庐山会晤。李如约上山,蒋待之如贵宾,谈话两次,均不欢而散。事后,李作诗云: 万方多难上庐山,为报隆情一往还。 纵

是上清无限好,难忘忧患满人间。 庐山高处最清凉,却恐消磨半热肠。 自是人间庸俗骨,由来不惯住仙乡。 【“及身要见九州同”】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宣布恢复李济深党籍,先后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战地委员会副主任、军事委员会桂林办事处主任、重庆军事参谋学院院长。

李济深的职位由中央而地方,由数省而一省,由一省而一市,越当越小。李自云,国难当头,徒有虚名,报国无门。当年的“铁军主帅”则以办油印小报宣传抗日,可堪叹惋。

桂林沦陷后,李济深联络蔡廷锴等人到两广南部组织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某日,李独自骑马经北流往玉林,昔日指挥千军万马之“铁军主帅”仅数人相随,不禁有辛弃疾将“栏干拍遍”之慨,乃于马背上吟诗一首云: 舆马分驰到北流,两旁父老尽凝眸。

时人哪解余心苦,惆怅将军已白头。 1944年初,李济深回广西苍梧组织民众抗日。日本华南特务机关派出某信使游说李济深脱离重庆,出任华南伪政府首脑。李济深怒斥之。

蒋介石闻之叹曰:“任公与汪精卫毕竟不是一路人啊!” 黎椿寿先生回忆,1944年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研究室破译出一份陈璧君由广州致南京汪精卫的电报。电报大意云:“矢崎(当时的日寇华南特务机关长,是一个中国通——笔者注)派人去梧州游说李济深脱离重庆,参加南京政府,被李拒绝,但矢崎心仍不死,正计划派兵劫持李来。

如果李真被劫来,我们应如何应付,请预筹对策……”日军此计划最终未实现,而李济深爱国抗日之决心令世人钦服。

李济深秉性忠厚,广交游,重友情,气度恢宏,慷慨乐助,平易近人,有长者之风。 世人不知,他与胡志明原为至交。抗日战争时期,李济深批准越南独立同盟会在桂林设办事处,胡志明化名阮爱国于中国活动一年半,胡会广东话。

建国后某日,胡志明访问中国,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会见胡。毛泽东站前排,李济深站后排。胡到时竟绕开毛,直接走向李济深,又是拥抱又是接吻。毛回首观之,略显尴尬。 梁漱溟,广西桂林人,中国现代思想家,现代新儒学早期代表人物,时人誉为“最后的儒家”。

1914年,李济深于北京陆军大学任教,得识梁漱溟,遂成莫逆之交。1927年,李济深主政广东,特邀梁来粤实验其“乡村建设”理论,并任命梁为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

梁漱溟对李济深的印象是:“宽厚大量,他对每一个人都是那么仁厚宽慈,让人如沐春风。” 1953年9月下旬,毛泽东雷霆震怒,严批梁漱溟。政协亦组织大会批梁,会上发言火力甚猛,而李济深、张澜两先生端坐主席台,表情

严肃,始终沉默。其时,李、张均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前者为民革中央主席,后者为民盟中央主席。后,李济深约张澜联名致信毛泽东,以保梁过关。毛未回复,见李、张时问寒问暖,谈笑风生,只字不提梁漱溟事。 李济深善书,用笔遒劲,雍容闲雅,得力于魏碑,轨正而不刻板,凝重而有韵致。

抗日战争初期,李于桂林居数年,求书者众,将军磨墨填字,笔不停挥,来者不拒,其时大街小巷店名多为将军之手笔。 1946年12月,李济深长子李沛金赴美国留学,将军设宴欢送,并手书“七诀”座右铭赠之:“治道之要在知人,君德之要在体仁,御下之要在推诚,用人之要在择言,理财之要在经制,足用之要在薄欲,除寇之要在安民。

” 经李济深、何香凝等人一年多的筹备,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即“民革”)在香港正式成立。

宋庆龄被推选为名誉主席,李济深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5月5日,李济深发表通电,代表“民革”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

1948年秋,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言:“李济深作为代替蒋介石的新领导人出现,将会在国民党中受到广泛欢迎,因为被普遍承认是称职的行政官员,他的爱国精神和个人品格也无懈可击。

” 1948年12月26日,在中共的安排下,李济深由香港维多利亚港登上苏联货轮“阿尔丹号”。同行有彭泽民、柳亚子、朱蕴山、茅盾、洪深等人。1949年1月1日,为了庆祝新年,茅盾准备一册子请诸君题词。

李济深提笔写道:“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平等、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 1949年,李济深曾致函白崇禧纵论天下大势曰:“革命进展至此,似不应再有所徘徊观望之余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至所望于故人耳。

革命原是一家,革命者不怕革命者,望站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立场,依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反独裁、反戡乱主张,赞成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立即行动,号召全国化干戈为玉帛,其功不在先哲蔡松坡之下也。

”又曰:“一切听毛主席的,就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新中国成立后,李济深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是时,中央政府为李济深配备了一辆美国产的“别尔克”牌小轿车,灰色,6缸,外表雅观,速度快,刹车性能特好。在时速百公里的行驶中,一脚刹车踩下去,整个车子能立即纹丝不动。李常与家人和属下说:“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