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世班禅怎么死的】十世班禅死前说了啥？ 被关押的真班禅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十世班禅大师确吉坚赞在扎什伦布寺主持第五世至第九世班禅合葬灵塔祀殿——班禅东陵南捷开光典礼后，因操劳过度，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终年五十一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前委员长万里在悼词中评价十世班禅大师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国务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中国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

一九九零年国家拨款七千多万元人民币修建十世班禅灵塔礼殿“释颂南捷”。一九九三年八月十五日顺利竣工，八月二十日十世班禅法体在法号声和诵经专用中被迎往灵塔祀殿，进行了法体入塔仪式。

班禅作为活佛，满足了广大信众的愿望，制造机会与群众接触，为他们摸顶祝福。在工作上是一个正直求实，一丝不苟，十分严肃的人，但在信教群众面前，大师则是一个笑容可掬和善慈祥的大活佛。他是无量光佛的化身，他所到之处，总是把吉祥、欢乐带到那里，为改革开放、欣欣向荣的藏族地区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他作为有很高宗教修养的大活佛，进行各种宗教仪式、祈祷活动，为祖国繁荣昌盛，百姓的幸福生活祝福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为群家模顶，他认为是义不容辞的责任。通过宗教活动使信教群众得到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也即佛教上讲的“利乐有情”。

一九八六年一月，他为五万日夜等待的群众摸顶。看不见首尾的群众，排成队缓缓从大师面前走过。胳膊肿了，几乎抬不起来，但他坚持了两天，摸遍了五万人的头，满足了五万人的心愿。

一位老人从青海赶到西藏朝拜大师，老人来到大师面前请求说，大师我有病，又老了，请大师为我祛病除灾。大师望着老人，和气地说：“您的病一定要找医生看，但您将来死后的事，我一定祈祷佛祖，尽我一臂之力。”

最后来到大师面前接受摸顶也是一位老人，是由儿子和女婿用担架抬来的，当大师给他摸顶后，老人艰难地从被窝里伸出手，用平时积赞的三百元钱供养大师，并叮嘱说：“大师，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请您无论如何收下。”大师怕拒绝后让老人失望、伤心，便高声对老人说：“好，我收下了。”然后，大师又悄悄把钱塞到担架的被角下。

大师连续摸顶，虽然很劳累，但为了照顾信教群众的愿望和需要，他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摸顶活动要尽可能地多安排几次，要使群众的愿望得到满足。大师就是如此慈悲为怀，适应时代的需要，走“人间佛教”道路，弘扬佛法，利乐有情。

一月二十七日，最后的日子临近了。上午早餐后，班禅在为二十多位有身分的信徒摸顶后，中午时分，行宫外面突然刮起强大的黄风。班禅掀开窗帘观看，说：“这么大的黄风。我从来没有见过。”事后当地的藏民说，这是班禅归天的信号。

果然，第二天，即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晚十时十六分，突然的心脏病，击倒了平时健壮，并无任何心脏病症状的班禅，从此不起。消息传到北京，惊动了中南海，中央书记处立即决定派书记兼统战部长闫明复携医疗组乘专机赶往抢救，班禅的妻子李洁也同机前往。到达日喀则后，班禅的心脏早已停止跳动，回天乏术。

班禅所以念念不忘他的日喀则之行,是为了了却他作为前世班禅继承人的一个平生之愿,亲自主持五世至九世班禅遗骨的合葬灵塔的重建开光大典。五世班禅至九世班禅的肉身舍利,按照藏传佛教,身后都分别供奉在各自的灵塔里,有祀殿供信徒朝拜。不幸的是,当“文革”的狂飚刮到西藏,这五位去世班禅遗体被狂热的极左分子所摧残。

一九八二年,班禅恢复自由后第一次回到阔别十八年的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当时冒着生命危险把五世至九世班禅遗骨秘密保存下来的虔诚信徒们晋见班禅,捧着残缺不全的肉身舍利,向班禅慷慨进言:“您是五世至九世班禅遗骨的唯一主人,务请在最短时间内尽快重建灵塔及祀殿,以便重新供奉。” 班禅对此情此景刻骨铭心,他特请北京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的专家对残骸进行辩别和认定。

班禅在谈到这段悲惨往事时说:“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是远近闻名的西藏四大寺庙之一,是藏族地区格鲁派(注一)的六大寺庙之一,也是黄帽主义的教义持护传承基地和自四世班禅以来历世班禅自主治理政教事务的主寺。但在十年浩劫中,扎寺的佛像、佛塔和其他文物遭到毀灭性的破坏。

尤其是历世班禅的遗体,连同灵塔、祀殿悉遭破坏。我于一九八二年回到扎寺,目睹耳闻,感触极深。我是历世班禅的当然继承人,主动承担起重建历世班禅灵塔的重任,是历史赋予我的使命,责无旁贷。

如今灵塔和祀殿得以重建,我们将其命名为“班禅东陵扎什南捷”(注二)。从此,修建班禅东陵扎什南捷就成为班禅亲自领导的一大工程。他并亲自决定五世至九世班禅遗体合葬于一个灵塔内,这也只有十世班禅才能有资格提出合葬的建议,无人可以替代。

这一修建工程历时三年有余,于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日竣工。可以不夸张地说,扎什南捷是近四十年来投资最多、规模最大的一座寺庙。它的总建筑面积为一千九百三十三平方米,高33.17米,塔高11.52米,总投资为七百八十万人民币。

为了壮观,国库拔出黄金217.7斤,白银2000斤,水银1330斤,铜11277斤,木材1099立方米,钢材116吨,水泥1105吨,石料71782块。此外,班禅本人及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和扎什伦布寺分别捐赠了相当数量的珠宝。

这也许也暗示人们,灵魂的安息也离不开物质的陪衬。班禅在日喀则说了一句语重心长的话:“西藏自和平解放以来,的确有了发展,但是这种发展付出的代价极大,今后决不能重复这种错误。”这里可以补充一个有意味的插曲。

一九八八年四月四日,班禅和阿沛·阿旺晋美两位副委员长联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在招待会行将结束之际,一位记者向班禅提出一个尖锐又敏感的问题:“今年二月,您去西藏,曾就落实宗教政策和解决文革遗留问题做了大量工作。请问,您本人是否还有需要落实政策的问题?”

一听这个问题,班禅笑了,也没有避讳地对这位记者做了回答:“您刚才提的问题,出现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巧合,因为明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七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将要正式宣布为我平反。为什么呢?因为1964年批判了我,给我戴了三顶帽子。而我这个人的成长史,是同西藏的发展紧密地联合在一起的。一九五九年,达赖到国外去了。

我是主张爱国统一和民主改革的。之后不久,我担任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笔者按:前主任是达赖喇嘛)。当时在民主改革中出现了一些不符合西藏实际的做法。我这个人从来心直口快,想什么就说什么,于是我曾不断地向中央提出意见。我所以挨批是这个因素引来的。我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写了一个很长的报告给中央,翻译成汉文有七万多字,所以被叫做‘七万言书’,当然,其中有些问题讲的厉害一点,语言上刺激性大了一点。”

当时,周恩来作为总理,看到“七万言书”后十分重视,成立了四个工作小组准备解决其中提出的问题。可是,功亏一篑,正如班禅事后所说:“当时毛泽东看了‘七万言书’很不高兴。

接着,一九六二年八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纲领,我当然成了阶级斗争的对象,先是内部批评,我坚持认为‘七万言书’中反映的问题是真实的。这样,毛泽东又说话了:‘班禅的尾巴翘得比U-2飞机还要高。’于是,从1964年起,就对我进行公开批判了。”

这一公开批判,给十世班禅戴了三顶帽子: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蓄谋叛乱。给人戴帽子,何患无辞。由此也可见,开“帽子工厂”,并非自四人帮始。有理说不清,班禅高声诵经,也摆脱不了比西藏高原更高深莫测的政治深渊。

当时对班禅极左的批判,有许多是荒唐可笑的。所谓班禅蓄谋叛乱的证据是指班禅有电台,而实际上,这一电台是他当年与北京中央人民政府联系用的。班禅曾在江孜开办了一所汽车司机培训班,也被诬指为替叛乱作准备。班禅对乱下罪名的蛮横作法十分气愤,驳斥道:“我所在的日喀则位于后藏,比前藏拉萨离国境线近的多,如果我想跑出国,比达赖容易,方便得多。”

文革期间,班禅因“反毛主席”而罪加一等,终于与另一位因为写“万言书”而得罪毛泽东的共产党元老彭德怀一起,被关押在北京近郊。无独有偶,这两个绝不相同的人的遭遇,却尖锐地说明一个相同的现象:毛泽东被个人迷信所自我陶醉,杜绝言路,横扫一切敢于直言的忠贞人士,虽然自己高居于类似喜马拉雅山的权力之巅,可实际上已接近孤家寡人了。

班禅在西藏和北京的住宅,文革期间都被抄了家,搞得七零八落,私人财物损失严重。班禅即使经历磨难,但恢复名誉和高位后,仍然经常随身携带两件物品:一本磨损的新华字典和一床被子。

新华字典是班禅文革被关押期间学习汉语时使用的,字典的直角已被翻磨得成了圆角,但班禅舍不得丢弃,一直放在身边,直到这次赴日喀则主持开光大典仍随身携带。至于那一床被子,是班禅被关押失去自由时使用的。看来,不忘却那黑暗的日子,一直伴随着这位活佛走完人生的最后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