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廷芳天涯 叶廷芳:永远是乐天派
80岁的叶廷芳先生,脸上依然有着孩童般的笑。很少有人能看出,这位著名的翻译家、作家,从今年四月起已做了五次手术,其中两次大手术。人明显瘦了不少,但病魔并没有夺去他的笑容,他还是那个永远不屈服于命运,永远怀着赤子之心,对世界充满好奇与热爱的乐天派。
叶廷芳近照 易明 摄
青年时期的叶廷芳
不久前,叶廷芳先生八十寿辰学术座谈会在京举行,作家王蒙、张抗抗,哲学家周国平,歌唱家关牧村、姜嘉锵,剧作家过士行,中国工程院院士、建筑家马国馨等各界人士云集。叶廷芳兴趣广泛,被很多人亲切地称为“跨界学者” 。
从卡夫卡、迪伦马特,到不懈努力推进中国日耳曼文学研究,叶廷芳挖掘了德语文学中重量级的几位现代作家,为中国的德语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矿藏;从保护圆明园废墟到参与国家大剧院工程的提案,他秉持了一个美学家和艺术家的超凡眼光;从“一个不少,两个正好”的计划生育建议,他体现了一位学者超越本行、贡献智慧的社会担当。
“感谢叶老师翻译的德语经典作家,他帮我们做了筛选,告诉我们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是值得学习的,他的研究引导着我们,为我们这一代作家输送了宝贵的营养。 ”张抗抗的话,说出了很多作家的心声。
“文革”结束后,叶廷芳放弃少年时代就钟情的诗歌,转而关注小说与戏剧,以极大的勇气与独到的眼光,向国内介绍当时被认为是“颓废派”的德语作家迪伦马特与卡夫卡,引起巨大社会反响。翻译家叶隽认为,叶廷芳先生承接了卫礼贤沟通中德文化交流的艰巨使命,并在象征着中国文化的扬子江和象征德意志文化的莱茵河之间“搭了一座文化桥梁” ,叶廷芳是现代中国少数能够进入人类思想精英前列的大家,他的学术思想、人文体察,无一不对日耳曼文学学科的年轻学人起到“示来者以轨辙”的重要作用。
叶廷芳是一位遍寻缪斯的骑士,他说:“每当我听到一首动人的乐曲,欣赏到一件出色的绘画、雕塑或建筑作品时,我都会激动不已,感到这是上苍赐给人类的一种福祉。 ”有记者问叶廷芳,您最理想的生活状态是什么?他回答:“读书、思考、写作,偶尔翻译;有不同的社交圈子,有观赏国内外芭蕾、歌剧、话剧的可能。 ”在回答幸福是什么时,他说:“对人生的问题大致探索过,对人类的知识认真积累过。 ”
作为资深戏迷,叶廷芳早在北大读书时就爱上了话剧艺术。尽管那时他还是个穷学生,但买北京人艺的票却从来都是在所不惜。那时戏剧演出大多三个小时,由于交通不便,看完演出到西直门时,常常赶不上末班车,从西直门到北大9公里,他能一口气徒步走回学校,从来不嫌路远,不觉得累,也不怕晚。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叶廷芳先生又成为先锋戏剧的推进者。他翻译了迪伦马特的四部作品, 《物理学家》《老妇还乡》 《罗慕路斯大帝》和《天使来到巴比伦》 ,全部被搬上舞台,影响了众多中国话剧从业者。过士行说:“没有迪伦马特,我还不会想到写戏。 ”
建筑是相对专业的领域,人文学者很难介入,叶廷芳却以自己的执着与热情,赢得了建筑界专业人士的尊敬。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叶廷芳第一次赴欧洲,发现西方建筑五花八门,组成城市,错落有致,一眼看去,就有一种美感。
对比国内建筑,却多半破旧,新建的多层或高层式样单调,不是冰棍式,就是砖头式。当时叶廷芳身在北京,于是就写了一篇一万五千字的长文,《伟大的首都,希望你更美丽》 ,发表在北京市委的机关刊物上,后又被《北京晚报》分期转载,引发街谈巷议。
如今看这篇文章,依然有警示意义。国内至今仍有不少城市,在城市化的浪潮中,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却建起了一堆可能几十年后就会被拆掉的垃圾建筑。90年代以来,叶廷芳又会同建筑界人士共同发起了两次“建筑与文学”的大型研讨会,先后在南昌与杭州举行。他提出“废墟也是一种美” ,反对重建圆明园,这一理念如今已深入人心。
上天给了叶廷芳一副较好的嗓子,他从小就喜欢音乐,尤其爱唱那些难度较大且婉转动听的歌曲,吕远的《克拉玛依之歌》和《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以及胡松华的《赞歌》是他的三大“保留曲目” 。在座谈会上,关牧村为叶先生献上一首由施光南作曲的云南傣族歌曲《阿妹的心》 ,男高音歌唱家姜嘉锵则演唱了叶廷芳一直情有独钟的《克拉玛依之歌》 。
关牧村说:“很多年前叶老师就给我写过信,为我一生的艺术道路指明了方向。我非常珍视叶老师的意见。 ”关牧村的先生、书法家江弘则向叶廷芳赠送了“道法自然”的书法作品,他说,从叶先生身上,他们看到自然美、艺术美、心灵美追求的统一。
叶廷芳对绘画的痴迷在朋友圈也被津津乐道。他在德国做访问学者时,几乎把所有钱都用来买了画册。画册邮寄回家后,他还跟家人交代,收到画册打开看时,一定要先去洗手。张抗抗和叶先生一起去敦煌,在莫高窟前,面对这个人类艺术的宝库,叶先生竟然虔诚地跪在了石窟面前。
他对艺术的虔诚,令张抗抗惊讶,她说:“叶先生的一生,始终在求真、求美、求新,在引领着先锋艺术的发展。他开阔的人类视野,他对艺术的崇敬、虔诚都令人敬佩。 ”
古道热肠,社会担当,是叶廷芳给朋友们的另一个深刻印象。
德语文学翻译家、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宁瑛是叶廷芳的学生和同事。宁瑛回忆,虽然叶先生儿时就失去了左臂,但她从没感到叶先生是残疾人,后来听说他成了中国肢残人协会副主席,宁瑛竟有些惊讶。上世纪60年代开展“四清”运动,叶先生一手扶犁,竟然成了学雷锋标兵。
在社科院外文所,大家都是两只手,但开会时常常是叶先生做会务,他从来不感觉自己有缺陷,工作比普通人做得还好。叶先生说,我觉得两条胳膊,一条是多余的。后来叶先生担任德国文学学会会长,宁瑛做秘书长,叶先生事无巨细,都亲力亲为,甚至半夜打电话联络外国朋友。
叶先生还关心普通百姓生活,做了全国政协委员后,有人跟他反映北京站附近52路公交车设站不合理,希望能调整,后来经过叶先生努力,还真的在北京站附近增加了一站。宁瑛说,叶先生是著名的学者,也是一个非常入世的人。
同为全国政协委员,张抗抗和叶廷芳一起开过多年的政协会,深感叶先生的真诚与直言不讳,每一次发言都针砭时弊。2007年,叶先生联名20多位全国政协委员提交提案,要求尽快停止独生子女政策,该提案成为著名的“叶廷芳提案” ,引发官方民间讨论热潮。
在两任政协委员即将到期之际,叶廷芳又委托好友张抗抗帮忙接着做这个放开二胎的提案。但张抗抗当时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因为她觉得中国人口已经太多了,放开二胎不是太重要。后来形势发展证明叶先生的眼光是超前的。座谈会上张抗抗说:“我非常抱歉没有继续战斗下去。好在现在已经实现了放开二胎政策,叶先生应该感到欣慰! ”
命运对叶廷芳并不算公平,但他却以乐观的心态感染着身边每一个人。历史学家、社科院近代史所文化史室前主任刘志琴回忆,“文革”期间,她和叶先生同在干校,不仅劳动辛苦,而且坏人当权,好人受罪。那时她还不认识叶先生。
有一天,叶先生突然来找她,希望能帮忙让他参加文艺宣传队。当时刘志琴是干校文艺宣传队政委,连队批斗叶廷芳,刘志琴很同情他。她就问叶廷芳有什么专长?叶廷芳说,我能唱歌,还能作曲。然后就“傻乎乎”地唱了起来,果然不错。
进入文艺宣传队时,社科院来了两个人质问刘志琴,怎么把被审查对象弄到文艺宣传队了?刘志琴说,首先,他被审查,但没有结论,将来可能就没有问题;第二,他既能唱歌,又能作曲,你们能不能一人顶俩?来审查的人无语了。后来叶廷芳在文艺宣传队,靠创作、唱歌、给农民演出,获得了大家的尊敬。刘志琴说:“现在人们常说要励志,叶先生就是改变命运的榜样。 ”
面对这么多好友的夸赞,叶先生仍然保持着学者的理性。他说:“和大家在一起,欢乐的正能量已经把几个月来医院给我灌输的药都中和掉了!人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歌德、卡夫卡、布莱希特、鲁迅等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们既批判世界也批判自己,一个既能批判世界、也能批判自己的人才是立得住的,不会走邪路、歪路。 ”
说到卡夫卡,很多人会联想到寂寞与孤独,翻译、研究卡夫卡的叶廷芳先生,却并没有陷入孤独。他曾说过,“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生来是一个乐天派,几乎没有感到过孤独” 。何能如此?对友情的重视或许是重要原因。叶廷芳说:“人生有三种主要的感情:亲情、爱情和友情。
亲情人人都有,爱情不能强求,唯有友情,是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努力去争取的。 ”叶先生亲朋故旧很多,但他仍然悉心照料每一朵新发芽的友谊之花。他动情地说:“五十年的婚姻是金婚,五十年的朋友也是金朋友,我希望朋友们都能和我保持永恒的友谊!友谊是一种正能量,它能给人们提供智慧、温馨,提供帮助,必要时提供最难得的支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