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吾图片 李宗吾疑似照片之谜
[补图]这是民国版一些书籍上所印的李宗吾木刻风格画像(此画像的作者署名为:南昌 喻世海),不经意间竟成了李宗吾的经典肖像。就因为此后世人一直没有见到过李宗吾的真容。
[补图]再把稍清晰一点的李宗吾疑似合影照原扫描件重发一下。
[补图]李石锋(左后)及其夫人(抱孩者),在拍了上述那张全家福的同一时期(约为1941年),还留下了另一帧与朋友的合影照。李石锋不仅是李宗吾的亲戚,他本身也是一位颇有特殊经历和故事的现代作家。
[补图]上一页的图片,是在室内用已经耗尽了电池、无法开启闪光灯的普通相机拍的。虽经电脑提高了亮度,依然不甚清晰;印到杂志上效果更差。现将原图片补录于此,以供对照晚年的李长城和疑似照片上七十年前小男孩的形象特征。笔者手中拿的,是李长城捐赠给李宗吾研究会的李宗吾遗物——珍珠瓷堆花笔筒。
[补图]这张2005年拍于李宗吾故居附近彙柴口一角的合影,前左一即李宗吾侄孙李自成,前右一为笔者,前右二为研究会副会长陈思逊,后左一为研究会法人代表兼副会长黄鹤邦鼎。
附录:这篇文章的电子文本
(按:如前所述,重发此电子文本的目的,是为了方便网友拷贝收藏或转载。而在内容上,这个文本与《万象》杂志所发表的文字,几乎没有差别。也许唯一的差别是,该刊乃面向海内外华文读者广泛发行,其稿源亦兼顾到海内外的华文作者,故在公历年份的书写上,系皆采用汉字;而笔者的自存文本里,则仍为内地习惯使用的阿拉伯数字。
仅此而已。)
李宗吾疑似照片之谜
邓遂夫
近年国内出版的李宗吾《厚黑学》等著作中,有的在书中印出了一帧较清晰的李宗吾肖像照。日前在我的故乡——当然也是李宗吾故乡——的《自贡日报》上,也刊出了同一张照片。由于该肖像是用几年前我接受《华西都市报》和《自贡日报》记者采访时提供的一张疑似李宗吾合影照剪裁而成,作为传出该照片的始作俑者,我有必要把它的来龙去脉讲讲清楚,免滋误会。
从李宗吾画像失真及照片被毁说起
新千年之初,笔者从北京返回故乡自贡,与当地一些热心人士一道,着手筹建中国大陆的首家李宗吾学术研究会,并雄心勃勃地打算自筹资金建一座李宗吾故居纪念馆。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和历经诸多曲折之后,研究会于2004年8月8日正式挂牌成立。我被推选为会长。在此期间,相关的学术研讨会和李宗吾逝世六十一周年纪念大会相继召开;征集和寻觅李宗吾遗物、遗迹、遗稿及相关文物、文献的工作也颇有进展。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没有寻找到一帧李宗吾的遗照。
研究会的标牌和开会时悬挂的李宗吾肖像,采用的是解放前张默生所著《厚黑教主传》封面上那幅木刻效果的黑白画像。大家觉得这画像倒还颇有特色:瘦长的脸庞,宽阔的额头,突出的颧骨,高挺的鼻梁,有型的髭须,还真有点愤世嫉俗、横眉冷对的鲁迅风采。可是应邀前来参加成立大会的李宗吾嫡孙女李若英老太太(当时七十九岁),和她的堂弟、李宗吾嫡孙李长城老先生(当时七十四岁),都说这画像不像祖父。
“我阿公虽然是瘦长脸,但没有画像上那么瘦,颧骨也没那么突出。他也从来不蓄头发、胡子。只有鼻梁拱拱的有一点像。”李若英评价道。她还说,自从阿公阿婆六十年前相继去世,他们一家渐渐地就散了,从此兄弟姐妹天各一方,大家手边几乎没有留下阿公阿婆和早逝阿爸的任何照片。
只有退休后在眉山定居的堂弟李长城,因他妈妈(李宗吾二儿媳)是活到九十余岁才去世的,所以曾经保存过一张李长城小时候与阿公的合影照。可是文革期间怕那照片被人看到,惹出祸端,便悄悄地销毁了。
一位大名鼎鼎的现代文化名人,竟然找不到一张存世的照片,岂非咄咄怪事?
李石峰遗稿中的照片今何在
嗣后,我从现居陕西省咸阳市的一位李宗吾堂侄孙女李长淑女士(曾任咸阳市交通局党委书记和乾县、泾阳县副县长)的家里,意外追踪出一本她父亲李石锋先生在解放前夕撰写的《关于李宗吾先生》一书手稿。在目录页及相连的两个空白页上,都分别写着“李宗吾先生单照一帧”、“李宗吾先生与本书作者合照一帧”。但照片已无踪影,只留下撕去照片所留下的几个小窟窿。根据窟窿间的距离,原照片约七英寸大小。
李石峰是李宗吾的堂侄,也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颇有名气的进步文化人,和大名鼎鼎的臧克家、聂绀弩、王朝文、阳翰笙、艾芜等,乃至文豪级作家除鲁迅之外的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均有不同程度的工作关系和交情。
只因抗战期间他回到相对闭塞的故乡自贡从事进步文化活动一直没有离开,解放后竟因家庭出身不好而被排斥、冷落,非但没有像其他在北京、上海或省城的昔日文友那样风光显赫,还在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历经磨难二十余年。
据李长淑介绍,1979年父亲的右派冤案平反后,曾到她陕西乾县的家里住过一年。一方面调养被摧残的身体,同时也撰写发表了不少文学作品。当时父亲将这部辗转藏匿多年的旧稿带去,正是为了参照写一篇介绍李宗吾生平事迹的文章(曾发表在一个刊物上)。父亲离开乾县返回自贡时,便将这部旧稿连同其他资料存放在她家,只把两张照片撕下带走了。
笔者循此线索,找到一直生活在自贡老家的李石锋另外几个儿子:长策(老三)、长志(老四),长松(老六)、长于(老七)。问他们是否知道这两张李宗吾旧照的下落。他们说,在父亲1984年去世前后,家里人都见过这两张照片。
其中一张李宗吾单人照的背面,写着“宗吾”二字。两张照片上的李宗吾,都坐在太师椅上,光头,瘦长脸,没有胡须,身穿浅色长衫。合影中的父亲,因是晚辈,站在李宗吾身后。但现在,这两张照片连同父亲过去和国内一些左翼作家合影的珍贵照片及大量遗稿,在父亲去世前后都交托给他的几位朋友去代为整理。这些朋友大都家在外地,后来纷纷去世,不知照片是否还在。
为了证明这些珍贵照片确实存在过,老三长策翻出父亲去世后由他的老朋友刘石夷、林涤非、黎丁编印的一本纪念文集《水龙吟》(封面题字臧克家,封面设计曹辛之)。其封二、封三选印的四张旧照,便有1939年李石峰和王朝文、牧野、萧军、刘盛亚、任钧、陶雄、周文、萧蔓若等文友在成都参加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活动的合影,以及1945年聂绀弩由重庆到自贡探访李石锋的合影(见图一、图二)。可惜这些照片都印得太模糊!
疑似李宗吾合影照意外现身
我后来下过不少功夫去追踪李石峰遗稿上的两张照片,几乎就要到手了,却因故搁浅(此事牵涉诸多隐情,暂且按下不表)。眼看已经“山穷水复疑无路”,不料“柳暗花明又一村”。
原来,2005年7月初,李石锋的六儿媳郭群芳打电话告诉我:李石锋在外地的几个子女,包括湖南的大哥、陕西的二姐、台湾的五姐,都相约要在本月中旬返乡一聚,并且尽量把各自能够清理出的父亲文稿、照片等捎带回来。
果然,7月中旬刚过,李石锋的外地子女全部到齐。我立即安排在26日由李宗吾研究会的几位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等出面,与他们七兄妹举行了一次小型座谈会。会上,远道而来的大哥长浩、二姐长淑都出示了他们清理出的一部分父亲手稿,其中有李石锋生前写的两份较详尽的简历和自传。但他们说,这次带回来的旧照片只有不多几张,都是父母等家人摄于解放前的照片,并没有发现李宗吾的。
在这些旧照片里,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一张李石锋夫妇和他父亲李静修(李宗吾堂弟)夫妇的全家福合影照(见图三)。照片约摄于李静修1944年去世前的1941年。这是以照片中李石锋的夫人万咏非所抱约三四岁的孩子——1937年出生的大儿子李长浩的年龄来推算的。不仅让我第一次真切地领略了解放前李石锋那儒雅倜傥的文人形象,还见到了在自贡地方史志及李宗吾生平研究中很重要的一个人物李静修。
因为当时我正好查阅到一份1940年自贡地方法院的原始司法案卷,内容是李宗吾1939年被省政府解职回家后,因不堪地痞流氓的寻隙滋扰和敲诈,竟正式向自贡地方法院起诉,要求“维护人权和法律”,打了一场货真价实的名人维权官司。且最终胜诉,获得赔偿。但在审理中,李宗吾始终称病没有直接出庭,他所委托的诉讼代理人正是李静修。此不赘。
几天后的7月31日,按事先的约定,我要和李氏兄妹签订一份协议书,让我在准备出版的一本著作中,有偿使用李石锋遗著(作附录)及相关照片。签约地点在三哥长策家。签约完成后,我请长策把他家里所存的其他旧照片再翻一些出来,看能否有所发现。
长策说,他家的旧照片确有不少,但已经清理过了,几乎都是解放前父母的其他亲友赠送的合影照及结婚照,而且大多掉色变质。在我的一再坚持下,他终于从一个旧纸袋里倒出一大堆一二英寸至五六英寸不等的黄旧照片。每一张几乎都写有题赠的字句和落款。
我请年龄较大的大哥、二姐、三哥为我逐一介绍照片上每一个人的情况和与他家的关系。 然而其中有一张照片,却把在场的每一个人都难住了。
这是一张五英寸大小的合影,虽然同样发黄掉色,由于尺寸稍大,看起来比较清晰(见本文题图)。照片上一共三人:当中坐着一位穿长衫的中年男子,光头,长脸,高鼻,无须,神情严肃;右前方靠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左边侧身站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刘海短发,浅色上衣,深色短裙,典型的三十年代女学生打扮。奇怪的是,这张照片上并没有像其他照片那样写题签落款,只用钢笔写了一行字“廿五年七月四日摄影”。
这是谁呢?兄弟姐妹认来认去都没有目标。最后传到大哥长浩手里,他眯着眼端详了半天,还是摇摇头,放下了。刚放下,忽又若有所思,再拿起来盯着看,猛然“嘿”地一声,把长策叫到一旁,激动地耳语。长策忙接过来细看,不禁叫出声来:“对啰,对啰,就是他!
”我赶紧从沙发上站起来问:“是谁?”大哥回头大声说:“好像就是李宗吾!”怎么会呢?我深表怀疑。大哥指着照片上的少女说:“我老觉得这女娃子有点面熟,忽然想起,她就像孙小姐。”孙小姐是谁?“李宗吾的小孙女儿长玉,解放前在我们家住过好长时间,我们都跟着祖父李静修叫她‘孙小姐’——就是‘孙女儿小姐’的简称。”
我问长玉是什么时候在他家住的。长浩说是1943年她祖父李宗吾去世以后。我说,这就不对了,按长玉的年龄,要到四十年代中期才会和照片上的女孩一般大;但这照片背后所写的“廿五年”是指民国,即1936年,那时长玉顶多七八岁,咋会是她呢?如果是李宗吾的大孙女李若芳,或许还年龄相仿——若芳是1919年出生的,到1936年正好十六七岁。
长浩想了想,点头同意我的看法:“对,在年龄上是和长玉对不上。但那模样,和长玉小时候一个类型:文静,秀气,漂亮。而且这男的,很像李宗吾。”我反诘说:“李宗吾去世的时候,你才六七岁,咋记得他的样子?”这时长策说话了:“因为我们都见过父亲保存的另外两张李宗吾照片,父亲一再说,这就是李六公李宗吾,了不起的大文豪。
所以经大哥一提醒,我就想起来了,和以前见到那照片上的李宗吾有点像——只是以前见到的年纪要大些,那是他和父亲四十年代初照的。”
其实我心里早就在期盼着有这种可能。赶紧拿过照片仔细端详,觉得照片上的男子,既和画像有几分相似,又与李若英老人对她阿公的描述接近。再看两边的小男孩和少女,岂不正和李长城、李若芳当时的年龄相差无几?特别是小男孩那宽阔的脑门儿和眉眼,与现在的李长城(见图四)仍很挂相。照片后面的字迹,也和目前所掌握的几件李宗吾手迹颇相似。
李宗吾嫡孙辈予以否认
令人扫兴的是,李宗吾的嫡孙女李若英及其亲姐姐李若芳、堂弟李长城(他们三人是目前唯一存世的李宗吾嫡孙辈),全都不约而同地表示不敢认。在传媒公开报道后,他们还联名登报予以否认。
起初李若英说得比较委婉:这张照片的拍摄,距今七十年了,她真的一点印象也没有。当时年龄太小(刚十岁),对阿公那时的形象可能已经淡忘;如今模糊留在脑海里的,仍是阿公去世前的样子。
后来李若英把洗印的照片分寄给大姐和堂弟看,他们不仅不能确认坐在当中的人是阿公,竟连旁边的少女和小孩,也感到不像自己。
我争辩说,这倒不奇怪。上次我母校的老师帮我查出一张自己几十年都没见过的刚进初中时拍的证件照。证件上那个打着红领巾、一脸傻相的小子,不仅在场的老师同学都说不像我,若是别人单独把那照片给我看,打死我也不相信是自己。
此后,我和一些热心朋友决定采取“迂回战术”,暂时避开在当时毕竟年龄太小的李宗吾嫡系后人,去寻找一些年龄更大却同样熟悉李宗吾的旁系亲属来辨认。这一招还真灵!
一次较有说服力的辨认
首先是长浩、长淑、长策三兄妹约我和他们一道去成都,一方面看望他们的婆婆徐绍清老人,一方面请她辨认一下这张照片。我立即答应了。
他们所说的婆婆,即其祖父李静修娶的三姨太,本名邓静若,成都一个珠宝商的女儿。李静修在其原配夫人(即长浩兄妹的生母)过世后,先续娶的二姨太一直无生育,才又娶了这房年青的三姨太。1934年过门时,邓才十六岁,还在成都华英中学上高中。她和李静修在成都沟头巷(后来的文化宫对门)举行婚礼时,李宗吾是证婚人,此后又常来常往,所以她对丈夫的这位有名的堂兄非常熟悉。恰好她与李宗吾相处的年代又和这照片的时间差不多。
由于这位三姨太知书达理,人也贤惠,很受长浩兄妹的尊敬。1944年李静修去世后,邓回到成都娘家,过继给姑父徐先生,更名徐绍清。解放后她在成都大有巷小学任语文教师,直到1978年退休。老人此时已八十七岁,仍乐观开朗,身体健康。
我们到了成都,长浩兄妹迫不及待地拿出照片让婆婆看,问他认识当中这个人吗。老人戴上老花镜仔细看了看,说:“这是李宗吾嘛!你们从哪儿弄来的?”长浩等反复问她认准了没有。老人说:“化成灰我也认识他!”接着便滔滔不绝地讲起当年的旧事和她对李宗吾的种种印象。最后在我的请求下,老人亲笔写了一份辨认此照片的情况说明,并签名盖章。但老人说,照片上的姑娘和小孩她不认识。
另一次较有说服力的辨认
从成都返回不几天,就到了8月8日,这是李宗吾研究会成立一周年的日子。我们按原定安排召开了会员大会。在回顾一年的工作从成时,也把发现疑似照片的事如实向大家交了底。省市传媒闻讯作了采访。我请求记者在提到照片时,一定要如实地讲明李宗吾的嫡孙辈并不认同。于是,自贡的一家报纸和《华西都市报》都按我们的要求作了报道,并刊登了这张照片。这就又激起一位李氏族人的热心关注与奔走。
此人名叫李自成,是李宗吾同胞兄弟李世本的嫡孙,已经七十三岁。因他父亲李伯让与伯父李宗吾关系特别亲密,所以他小时候经常随父亲到李宗吾家玩,对这位六公(李宗吾行六)很敬重。在研究会成立后,李自成热心参与,做了大量工作。
当他见到《华西都市报》刊出的照片和报道后,因自己当初年纪太小,记忆模糊,便拿上报纸,乘车到数十里外的郊区永安镇去找他姑父钟元秉老人。钟当时已九十余岁,是李宗吾的侄女婿,年青时对这位六爷非常崇拜,常有往来,还曾与李宗吾在重庆相处过一段时间。所以李自成等晚辈,经常听这位姑爷讲起李宗吾的趣闻轶事。
老人的女儿钟玉辉是永安镇卫生院的资深妇产科医生,退休后一直和老父亲生活在一起。本来,老人一向身体硬朗,数日前忽然生病,不吃不喝,一下子变得很衰弱。李自成和表妹钟玉辉把报纸摊开,指着上面的照片问老人认不认识中间这个人。
老人一看愣住了,旋即泪流满面,哽咽着说:“这是我的老人呀!”李自成问:“哪个老人?”“六爷呀!”“哪个六爷?”“李宗吾,李六爷!咋个报纸上有六爷的像呢?”说完嚎啕大哭起来,把左邻右舍都惊动了,纷纷来问怎么回事。李自成见此情景,立即在表妹家拨通我的电话,报告他刚才求证这张照片的情景。
我很谨慎地一再追问,有没有预先告诉他姑父这是李宗吾的照片。老实巴交的李自成一听急了,立即让他表妹钟玉辉接过电话来亲口对我讲当时问话的详情。钟的叙述和李自成说法一致,她还告诉我一些新的情况。说刚才李自成给我打电话时,父亲还在一边哭,一边讲当年他和六家公在重庆化龙桥打旅馆的事。
旅店老板见他们只开一个单间,问明一个是老丈人,一个是女婿,打趣说:“咋个老丈人和女婿睡一张床哦?”老人说到这里不禁哈哈大笑起来。邻居听见又奇怪了:“老公公今天咋搞的?又哭又笑。”
后来我再次打电话问钟玉辉:她知不知道父亲当年到重庆见李宗吾是怎么回事。钟说,父亲当时去重庆,是因为家里有点揭不开锅了,专程去投奔李宗吾求助。和李宗吾呆了一段时间后,李宗吾弄来一批他刚出版的几种书,送给他父亲运回自贡去出售,暂时维持生计。父亲把这批书交给自流井新街一家名叫“一本书店”的小书铺寄卖,定期结算收款,买米回家,总算渡过了难关。
最后透露一句:曾经贴在李石锋遗著上的两张旧照和另一张李宗吾坐在书桌前的旧照,不久可望现身。届时,李宗吾照片之谜,便可大白于天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