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的儿子毛岸红
毛泽东第一个丢失的孩子是和杨开慧所生的毛岸龙,杨开慧英勇就义时才4岁。他外婆、舅舅怕敌人在孩子身上下毒手,将岸龙与岸英、岸青秘密地送到上海,叔叔毛泽民叔母钱希钧把岸龙安排在党中央办的大同幼稚园。不料出了大叛徒顾顺章,组织上突然通知毛泽民、钱希钧与党的领导人一起紧急转移。岸龙与岸英、岸青只得一起流落上海滩。岸龙年幼体弱多病,一次走散而丢失,至今渺无音讯。
毛泽东第二个丢失的孩子是与贺子珍在福建龙岩所生的一个女孩,已有了男孩的毛泽东,再添个千金,不胜喜悦。但由于敌情变化,红军弃城撤退,毛泽东只得将心爱的千金寄养在群众家里。两年后再次打下龙岩城时,贺子珍来找孩子,得到的回答是“孩子不在人世”。
毛泽东失散的第三个孩子,是他和贺子珍的第二个孩子毛岸红。1932年,贺子珍临产时由傅连璋接生,出生在长汀福音医院。当时贺子珍正得疟疾,医生怕影响孩子的健康,不让她喂奶,毛泽东便又托人给孩子找了个奶妈。奶妈是江西人,当地的江西人好把小孩子叫毛毛。
入乡随俗,毛泽东与贺子珍也就跟着奶妈称毛岸红为小毛毛了。而毛泽东的同事则把他叫“小毛”。小毛毛生得端端正正,眼睛挺大,像他爸爸。毛泽东非常喜欢他,每次来医院,都要从奶妈手里把小毛毛抱过来,又是亲,又是摸。
有时孩子睡熟了,他就把孩子放在贺子珍身边,自己则坐在他们母子身旁,静静地凝视着。毛岸红是毛泽东与贺子珍所生的六个孩子中,惟一一个在两人身边长大的,倍受宠爱。毛泽东经常把孩子扛在肩膀上,乐呵呵对人说,毛毛比我有出息,我才一个毛,他比我多一个毛。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时,毛毛已经两岁多了,呀呀学语,正讨人喜欢。毛泽东每次出门,到了傍晚,小毛毛都要站在门口,倚门而待,等爸爸回来。有时候,他等饿了,爸爸还没有回来,就会学着妈妈的样子说:“我不饿,我要等爸爸回来一道吃。”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开始大转移开始长征,有很多红军将士为了革命丢下孩子,毛泽东的秘书长古柏的孩子古忆民一出生就丢在了赣南。毛泽东和贺子珍商定把孩子交给留下来坚持游击活动的弟弟毛泽覃和弟媳贺怡。临行前,贺子珍从邻居那里要来些棉花,把自己的一件灰布军装剪开来,就着灯光,一针一线地给儿子缝制了一件小棉袍……瑞和中央苏区落入敌人之手后,毛泽覃恐怕走漏消息,小毛毛会遭不测,就把他金秘密转移到瑞金一个警卫员的家里。
谁知毛泽覃在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谁也不清楚毛岸红留在何处,小毛毛也从此下落不明。但毛泽东失散了的孩子中,惟一有希望还活在人间的是丢在中央苏区的毛岸红。
毛泽东和他的孩子们(左起毛远新、李敏、李讷摄于1954年)
1949年末,贺怡为完成毛泽覃的遗愿,也为了满足毛泽东、贺子珍对儿子的思念之情,弥补战争年代没有照看好“毛毛”的愧疚,贺怡决定去寻找当年失散的毛毛。
一天,贺怡去毛泽东住地香山,向毛泽东说:“在江西丢掉的毛岸红现在已经找到了。”
毛泽东当时听了非常高兴,就详细问了一些具体情况。贺怡仔细说了一些特征后,毛泽东认定和他记忆中的时间、地点、岁数和相貌均不相符。后来,贺怡又转赴江西吉安,继续为寻找毛毛奔波忙碌,途中不幸因车祸遇难,毛泽东就说不要在找了,让他留在民间,因此,找寻毛岸红就停止了。
1953年3月,江西省人民政府省长邵式平,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从北京拍来的加急电报,电文的意思是: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前夕,有一些负责干部和红军将士将他们的子女寄养在瑞金等地的群众家里,中央委托江西帮助寻找这些红军留下的孩子们。这里面特别注意找到毛泽东主席的孩子毛毛……
邵省长阅完电报,马上想起另外一件相关的事情:不久之前,幽居上海的贺子珍也给他写来亲笔信,说她在瑞金生下一个男孩,由毛泽东取名叫毛毛,长征之前通过毛泽覃、贺怡夫妇把毛毛寄养在老表家里。那是毛泽东最为疼爱的孩子,现在拜托邵省长千万千万帮助找到毛毛……
邵式平决定亲自布置这件事。他要秘书通知省民政厅厅长朱开铨,立即到办公室来。一个多小时之后,朱开铨来到了邵式平的办公室,邵式平起身对这位瑞金籍的老红军招手:“来,这边坐,交给你一个大的任务……”
王家珍受命
朱开铨从邵式平办公室回到省民政厅,坐下思虑了十几分钟,忽然点着头自语地“嗯”了一声,拿起电话通知优抚处的干部王家珍来见他。
王家珍,这个来到省民政厅上班才两个月的年轻人,带着军人的干练作风出现在朱开铨面前。王家珍是赣南信丰县人,1950年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斗了3年,今年1月初带着战场上留下的两处枪伤,转业到了省民政厅。当听了朱开铨用赣南话说了找他来的缘由时,立刻感受到这是组织上交给自己的一项艰巨任务。
更让王家珍心头蒙上沉重郁结的,是朱开铨讲到的一件事情:贺子珍的妹妹,亦即毛泽覃之妻贺怡,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共吉安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她为了寻找毛毛,于1949年11月中旬从赣南乘吉普车回来,经过泰和县桥头的丰塘村时发生车祸,汽车坠入3米多深的水沟,贺怡与古柏之子古一民当场死亡,古柏夫人曾碧漪及警卫员等三人负伤。
这时的贺怡年仅38岁,正是为党工作的黄金年龄段。
对于贺子珍,王家珍是有所知晓的。那是他参军以后,听一些老战士讲到的。贺子珍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与毛泽东结为夫妻,两人在中央苏区共同生活、战斗了6年,生育了3个孩子。极为恶劣的战争环境,不允许贺子珍把小孩带在身边,第一个女儿送给了龙岩的老乡,第二个孩子毛毛长征前夕留在瑞金一带,第三个孩子产后夭折。
贺子珍从苏联回国后一人居于上海,思念儿女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对于这位从井冈山起就历经了战火考验,长征路上为了救护红军战士身上多处负伤的革命老大姐,王家珍怀着一种深深的敬意,同时对她充满传奇色彩而又命运多舛的遭际有着难以言表的同情。
现在,组织上把这样一项任务交给自己,倘若能够完成,这不是对贺大姐最切实的帮助吗?想到这些,王家珍心情激动地向朱开铨表示:不管有多大的困难,哪怕走遍瑞金的村村寨寨,问遍每一个上了年岁的老人,一定要尽力地去找。
即使毛毛不在人世了,也得把情况弄清楚,给贺大姐回报一个准确的信息。
朱开铨对王家珍的表态感到满意,在心里相信这位经过战争考验的年轻干部,是不会辜负组织的重托与期望的。
江西省政府下决心再找,派省优抚处干部王家珍组成寻找毛岸红专项任务组,在红军留下的孩子中遍访查找。
朱道来浮出
王家珍背着朝鲜战场带回来的军用挎包,来到了赣南腹地瑞金。
因为“掘地得金,金为瑞”,故名瑞金的这片土地,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有着独特而不凡的地位。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前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是中国共产党对于治国理政进行探索、实践的起源地。
在那个革命求变的年代里,党在这里创造了缔建一个崭新的赤色中国的奇迹。而红军将士们曾经在瑞金留下的妻子们、孩子们,就是留在这块红土地上神奇、神秘的一部分。当年曾经历了五次反“围剿”残酷战争的著名老区,在近二十载岁月的洗涤下,依然这样的年轻,充满着社会主义的青春活力。
王家珍首先找到了瑞金县县长刘辉山和副县长、红军女战士黄长娇,向他们汇报了自己的工作任务。两位县长满口答应,将尽力支持、协助这项工作。第三天,刘县长在县政府主持召开了老红军、老苏区干部座谈会,在县城工作的十六七位老红军参加了座谈会。
他们纷纷打开记忆的匣子,回忆红军长征之前,某某首长把孩子寄养在某某老乡的家里。但是对于毛毛留在什么地方却是无人知晓。老红军们在发言中都讲到:当年红军留下孩子的事,都是秘密进行的,为的是怕消息泄漏出去带来国民党加害的危险,因此一般没有人知道。
而且红军走了以后,国民党军队由反动民团配合,在红区实行一次又一次的剿杀,许许多多的红军后代被杀害了,即使有幸存下来的,在那个灾荒频发、病疫又多的年代里,有多少红军子女能活到现在,这是可想而知的。
在座谈会上坐了半天的王家珍听到这些情况,心里凉了半截,因为老红军们对于毛毛的下落提供不了一点线索。一个面积2000多平方公里的县份,方圆二三百里,居住着30多万人口,到哪儿去打听毛毛?村村寨寨走得完吗?王家珍心中一片沉重,但他再难也要寻找的决心却丝毫没有退缩。
“只有走下去,到群众中进行调查!”王家珍带着这样的想法,独自开始了一村又一村的调查了解。然而1个半月过去,走过的村庄七八十个,仍然找不到一点这方面的音信。
心头终日盘旋这件事的王家珍,有一天萌生了去档案馆查找历史资料的想法。果然,他在县档案馆收藏的1934年《瑞金县志》看到了这样的记事:“共党魁首毛贼泽东,生有一子寄留瑞邑。”虽然这段文字并不能成为什么线索,但王家珍坚信毛毛确实被寄养在瑞金。“只要毛毛还活着,我一定要找到他!”这是王家珍的心语。
一天傍晚,住在叶坪乡政府的王家珍,在村口遇上两个收工回来的农民,同他们聊谈起来。一个年过六旬的老农忽然想起来了,告诉王家珍:听说朱坊村有个叫朱盛苔的农民,在当年收养过一个红军的孩子,据说孩子的父亲是一位红军的“佬子”。
无形中获得一个重要线索,王家珍大喜过望,决计第二天一早就去朱坊。
朱坊村,离叶坪乡政府所在地8华里,是个散落着200多户农家的贫困村庄。王家珍进到村里经过打听,找到了朱盛苔及其妻子黄月英。这对50多岁的夫妇听了王家珍的发问后,几乎同时点头作答:“我们是收养过一个红军孩子,叫朱道来。
”“哦,道来他人呢?”王家珍惊喜得睁大了眼睛,心里升腾起巨大的喜悦。可是,农民夫妇的回话又让他不由自主地愣了一下,禁不住惊出了声音。朱盛苔神情有些悽然地回告王家珍:“道来他,被人领到南京去了。”
就在王家珍来到瑞金的前两个月,一件让朱盛苔夫妇无法意想的事情发生了:一个从南京来的中年妇女,名叫朱月倩,持了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的介绍信,找上朱盛苔的家门,说是前来接儿子的。
朱月倩的丈夫叫霍步青,当年是中央派到中央苏区的巡视员,后任红军学校政治部宣传部长,1933年在福建省建宁县牺牲。他们的一个小男孩也留在瑞金。朱月倩后来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几年后嫁给了国民党的一个飞行员。
她说这次来就是找儿子的,瑞金县民政部门派人把她带到朱盛苔家,她见到朱道来后一口认定那是她的儿子,在朱盛苔夫妇面前又是哭又是求,硬是要把道来带到南京去。朱盛苔和黄月英再三考虑,觉得还是让她带走,因为孩子是为红军抚养的,自己只是尽到了这份责任,既然现在有人认领,就应该交回给人家。
再说让道来到南京去,肯定比在瑞金乡下要好得多了。为着孩子今后的前途,夫妇俩怀着与道来19年来一天也没有离开过的血肉深情,一步一把泪水地送着告别了兄妹们的道来,离开了朱坊,离开了瑞金。
贺子珍认子
王家珍的成稳和精细,在这种时候再次得到体现。他首先问朱盛苔夫妇有没有道来的照片,黄月英一听马上高兴地点头:“有哇,是道来不久前从南京寄来的!”
王家珍从接过照片的一刹那起,心头就涌上难以抑制的惊喜。照片上的朱道来,其宽阔的前额、脸庞的形状以及颧骨特征,多么像年轻时的毛泽东啊!惊叹之后的王家珍又问道来有信给你们吗?得到提醒的朱盛苔夫妇又赶忙拿来两封朱道来的亲笔信。
朱道来思念父母、阿奶以及兄妹们的深情,化成文字跃然纸上。信中写道:“我恨不得这就回到家里,与你们在一起。”朱道来为何这么急切想回家?原来信中叙述到了他在南京的烦恼:他们并不真正喜欢我,对我不是真正的好,我是看得出来的。
他们喜欢的是妹妹,什么都顺着她。妹妹也不是那么看得起我,有些嫌我是乡下来的,土里土气。我在这儿并不愉快,过些日子我要回来的,与妈妈、阿奶在一起过……”
王家珍在阅读两封信后,立即有了一连串的疑惑。他想那个南京妈妈既然接到了朱道来,与自小就离散的亲骨肉团聚,对于一个长期思子心切的母亲来说,是不会这样的。再说像朱道来那样的相貌和才气,她应该喜欢、疼爱都来不及,怎么会这样对待道来呢,真是不可思议的呀。会不会这个南京母亲发现道来并不是她的孩子,才有这样的反常行为呢?
王家珍还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南京母亲来接道来的时候,带走了道来小时候用过的什么东西没有?黄月英回答说没有,她什么都不要,连道来那年送来时的那件小袄衫都不要,说没有什么用,可我还给收着呢。
黄月英说完进到房间,很快地从床枕旁拿来那件当年朱道来被送到朱家时穿过的小袄衫。王家珍接在手里看了,只见小袄衫虽然历时20多年,但保存得挺好,一看就知道是用旧军服改做的。顿时,又有一个疑惑出现在王家珍脑子里:“按说这么珍贵的历史证物,南京的母亲怎么会不要呢?”
告别了朱盛苔、黄月英夫妇的王家珍,回到瑞金县城后,首先找到刘辉山县长,将在朱坊村朱盛苔家了解的那些情况,作了详细汇报。刘县长听完后支持他的想法:回去向朱厅长作报告。
朱开铨立即将找到一个岁数与毛毛相同,血型与贺子珍相同,相貌与毛泽东相似的男孩报告邵式平省长,邵省长用电报向中组部作了汇报。中组部很快回电,同意王家珍与黄月英赴南京把朱道来接到上海贺子珍处予以辨认。
王家珍再次来到瑞金,来到朱坊,接上黄月英一道从瑞金赶往南京。在南京,他们花费了一番周折,才带上朱道来一同来到上海。
上海市四川北路的栗阳路东头,有一座四周围墙高耸,形成封闭式的三层楼房的院落。不过院子里种着树木花草,环境干净和幽静。在这座僻静的小楼里,居住着第一位上井冈山的女红军、曾经与毛泽东有着十载夫妻之情的老一辈革命家贺子珍。
这位20多年来历经战火、身受十几处弹伤的女杰,因为世人知之不多、难以尽叙的历史原因,其命运历尽坎坷。现在的她也不便工作,只有在这幽静的环境中休养。
然而,再怎么优裕的生活条件,也不能消蚀她对往事的回忆和对毛泽东的思念。在这些复杂的情愫之中,占有重要位置的一件事就是找到她与毛泽东的儿子毛毛,希望以此了却晚年的最大愿望。而在贺子珍的内心深处,感觉到毛毛这个孩子是维系自己与毛泽东感情世界的最好的纽带。
毛毛,是毛泽东一生都难以忘却的亲骨肉。因为在中央苏区的艰难岁月里,这个孩子给了毛泽东许多的人世温情和慰藉,为他带来过许多排解忧愁和烦恼的欢乐,只要他抱上这个活泼的天使般的孩儿,那紧蹙的眉头就情不自禁地舒展开了。在贺子珍的记忆中,毛毛曾给她和毛泽东留下了多少甜蜜的眷恋啊!
贺子珍清楚地记得,毛毛是她1932年11月在福建长汀福音医院产下的。产后的第14天,毛泽东从宁都赶来看望母子俩。丈夫这一次想得很周到,事先熬好鸡汤用瓦罐提到医院,与妻子见面后只说了几句话,就将热气腾腾的鸡汤端到妻子手上,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她喝。
贺子珍喝了一会停下来,对丈夫说:“润之,孩子生下来半个月了,还没有取名,就等你呐。”毛泽东显然已有所考虑,回答说:“按照岸字辈排吧,叫他岸红。小名嘛,叫毛毛也行。”贺子珍听后高兴地说:“我们家又多了一毛,你才一个毛,他却有两毛。”毛泽东笑着点头:“是啊,毛毛比我有出息的。”
接下来的半个多月,毛泽东每天都来几次,陪伴贺子珍母子。每次都把小孩抱过来,又是摸,又是亲,小孩睡着了就静静地凝视着。贺子珍心想丈夫这一次怎么会有那么多时间来陪自己?终于有一天,她忍不住向毛泽东发问。
毛泽东平静地说:“他们说我是右倾保守,在宁都开会把我的总政委撤了,不让我管红军作战了。”贺子珍听后着急地问:“那你的态度是怎样?”毛泽东淡淡地苦笑一下,回道:“我要讲的都讲了,这是党中央的决定,不过也说了军队什么时候需要我,我再回去。”
贺子珍“哼”了一声,带着气说道:“我寻思着呢,原来是这样!”
毛毛越长越大,也越来越可爱了,到1岁半的时候,已能牙牙学语了,非常讨人喜欢。毛泽东每次从外面回来,小家伙见了就扑进他怀里,亲热地叫个不停,让毛泽东的心情非常愉悦。
毛毛长到将近两岁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中央红军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进行的突围行动,将他与父母永远分开了。贺子珍永远不能忘怀长征出发之前与毛毛生离死别的情景。
那天,毛泽东向她讲了必须把孩子留下来这件事,她当场伤心地哭了。毛泽东看着贺子珍,又看着尚不懂事的小毛毛,无奈而伤情地说:“这是中央的决定,不然我舍得把毛毛留下来?大家都是一样呢。”夫妻俩计议了很久,想到只有把孩子交给留下来打游击的叔父和婶娘——毛泽覃与贺怡。
这天,贺子珍半夜就起来了,把自己的一件军衣裁剪开来,拆掉毛泽东的一条夹裤,取出棉花,为毛毛缝制冬天御寒的衣服。手握针线的贺子珍一边缝着,一边流下亲情难舍的泪水……
1953年6月中旬的一天,在上海警备区担任空防司令员的贺敏学,早已接到有关方面的电报和妹妹贺子珍多次打来的电话,派人在上海火车站迎接到了王家珍、黄月英和朱道来几人,汽车直接开到了栗阳路的小楼房。
当朱道来站在了贺子珍面前时,贺子珍仔细地端祥了许久,不禁从眼里溢出大滴大滴的泪水,那是震撼心灵的无比欣喜的眼泪。她用颤抖得走了样的嗓音自语道:“是毛毛,这就是我的毛毛!”稍待片刻,回过神来的贺子珍紧紧握着黄月英的手,深情地说着感谢的话,尔后又向王家珍表示了诚挚的谢意。
让贺子珍再次在心头激起感情的浪潮,是王家珍从黄月英的提包里拿出了那件小袄衫,郑重地交到她手上。贺子珍接过来只看了几秒钟,立即唤起心中的记忆,再一次热泪滚落。这件20年前她在灯下千针万线缝制的小袄衫,忘记得了吗?真没想到,这件小袄衫还能保存到今天,这是证明自己亲生骨肉的最好的物件呀!
贺子珍不禁流下了两行热泪,想起了当年送毛毛的情景,她一把将男孩紧搂在怀里呼喊哭诉,只待主席点头了。
这一晚,在贺子珍的坚持下,黄月英与她同睡一床,朱道来的“两个母亲”一直絮语到半夜过后,泪水一次又一次地充盈两个不凡女性的眼窝。
找到了贺子珍儿子毛毛的消息,在上海的有关范围传开了。首先是贺敏学与夫人李立英来了,在看了朱道来并交谈之后,都在内心作出这样的首肯:这孩子很像毛泽东,可能错不了!接连几天,华东局的饶漱石来了,上海市委的陈毅、魏文伯等人也来了。他们在见了朱道来后都与贺敏学有相同的感觉,因而大家都说了祝贺贺子珍找到儿子的话。
贺敏学在这一问题的态度上是谨慎行事的。为了防止这么大的事出现差错,提出应该带毛毛到医院去体检验血,而且亲自把毛毛带到部队的一家大医院。结果化验出来的血型与贺子珍的相同。
贺子珍知道这一情况后,心里更加确认朱道来就是她的毛毛。贺敏学一家对朱道来和黄月英、王家珍予以了盛情款待。每到星期天,就要把他们与贺子珍接到家里,设宴招待,表示舅父的情谊。李立英还几次陪他们上街、游公园或看电影。
刘少奇和总理看了朱道来的照片已经认可,周恩来将朱道来的照片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仔细辨认后虽没有说什么肯定的意见,但他传下话说:“这孩子很像年轻时的毛泽覃!”
毛泽东发话
找到毛泽东儿子毛毛,是一件不小的事情,朱道来在贺子珍处的有关情况,都报告到了北京。
知此时,在南京的朱月倩却说朱道来是她和霍步青的儿子,华东局深感事情重大,谁颇为棘手,因他涉及到一个孩子两个母亲,非等闲之辈,各自都有特殊的背景。两位母亲都是革命的功臣,为了革命事业,她们几乎都付出了自己的一切。现在,作为母亲,她们只是想获得拥有一个孩子的权利。这种感情是挚烈的,也是无论如何不能受到伤害的。
华东局领导同志对此事非常重视,决定由办公厅主任赵尚志亲自处理。这位精干的办公厅主任通过细致的调查了解,心里已经对“朱道来”的身份有了一个谱,但他仍不肯轻易结论。“只能细心谨慎行事,万万不可马虎大意。”他反复这样叮嘱自己。
赵尚志走进了上海市溧阳路上那座静悄悄的洋楼庭院。此时,贺子珍已经将“朱道来”当年的奶妈黄月英接到了上海。这几天,一向幽静的庭院热闹起来了,贺子珍忧郁的脸上出现了难得的笑容。她将奶妈黄月英当作亲姊妹,也当作贵宾,盛情款待。她详细向黄月英叙述了自己丢失爱子的经过,反复强调孩子托付的所在地就是黄月英的家乡。
赵尚志找到黄月英,请她谈谈事情的原委,询问“这孩子究竟是谁的”时,黄月英竟是那样毫不犹豫地回答:“孩子是毛主席的呀。”这个回答打破了赵主任原先的论断,从而增加了解决问题的复杂性。尽管他再三提及朱月倩及其证据,黄月英仍不改口。赵尚志问“朱道来”,自然是一问三不知。
赵尚志见问题一时不能解决,便打电报给江西省省长邵式平,请求当地政府协助作进一步调查。任务下达到民政厅朱厅长头上。朱厅长当即派负责调查了解的干部王家珍,将江西方面的调查材料寄给了华东局。几乎所有的材料都在证明,“朱道来”是贺子珍的孩子。
甚至还有一份瑞金县叶坪乡的群众联合签名,证实“朱道来”的生母系贺子珍,“朱道来”的小名是“小毛”。还有人提到一件小棉袄,说那是贺子珍亲手缝制留给孩子的,如今小棉袄还在朱盛苔家中呢。
赵尚志感到束手无策了,只好将问题上交。请中央组织部来解决了。于是,奶妈、“朱道来”由赵尚志带领,上了北京。让中组部来处理一个孩子的归属问题,似乎有点小题大作,但在当时,中组部确实是这样做了,非常严肃、慎重地进行了处理。
半个多月后的一天,贺子珍接到华东局转告的中组部通知:要朱道来、黄月英、王家珍同去北京,贺子珍则不要去。
贺子珍心里既兴奋又不安。她一方面知道中组部要道来去北京,也许是毛泽东已知道此事,要认下这个儿子,这可是好事。而另一方面她明白毛毛去了北京,就不会回上海了,今后见面都很难,她是多么希望毛毛留在自己身边呀!
这样就能改变她孤独的生活环境。在这矛盾的情形下,还是长期战争年代养成的一切服从组织决定的观念占了上风,想到应该让道来高兴地去北京。晚上,贺子珍给正在北师大读书的女儿娇娇(李敏)写信,让道来带到北京去。
信中写到:娇娇,我给你找到了你的亲哥哥,就是我以前给你讲过的那个毛毛,多么不容易呀!毛毛到了北京,你要好好陪他玩,要是去看望你爸爸,你可要陪着去,让你爸爸高兴。
朱道来三人赴北京那天,贺子珍亲自到火车站送行,一直送到上车,在车门口拉着朱道来的手说:“孩子,到了北京后给妈妈来信,见到你爸爸的时候,代我向他问好。”
第二天的下午,朱道来三人被接到了北京大栅栏鲜鱼口的中组部招待所。当晚,中组部的相关领导找朱道来单独谈话,向他询问一些情况。离开时对他提出了几个要求,即对别人不要讲从哪里来,来北京干什么等。
没过几天,娇娇来到招待所,一见到朱道来就亲切地叫“哥哥”。朱道来拿出贺子珍写给她的信,娇娇笑着说:“我早知道了,妈妈另外写信告诉了我。”此后,娇娇在每个星期天都来,带着朱道来和黄月英去参观紫禁城、颐和园等古迹。
朱道来的到来,让不少中央领导知晓并予以关注。首先是周恩来到招待所看望,接着来的有朱德、谢觉哉、董必武等在中央苏区战斗过的老一辈革命家。就是邓颖超、康克清、帅孟奇,以及曾碧琦(古柏的夫人)、钱希均(毛泽民的夫人)等“妈妈”们更是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多次同孩子谈心,关心他的成长。
大家在私下议论说,这个朱道来从长相来说的确像毛泽东,看来是当年的毛毛错不了。他们都对这种情况的出现感到非常高兴,特别是为贺子珍感到庆幸。帅孟奇还把道来接到家里住了好几天。在京期间,不少领导同志前来看望了这个引起争执的孩子“朱道来”。
黄月英与王家珍在北京住了20多天,两人都觉得应该回去,特别是黄月英想念瑞金的家人。这个厚道善良的农家妇女,通过这两个来月的际遇,已经明白朱道来是谁的孩子,暗自在心里感到震惊:原来自己抚养的孩子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呀!
既然已经把他抚养长大,现在又把他交给了原本是他父母的人,自己也就可以放心回去了。中组部的有关领导在同意她回乡时,问她有什么要求,黄月英只是淡淡一笑,轻声地说了“没有”两个字。
党和政府是不会忘记这位平凡而心胸宽厚的善良妈妈的。邓颖超、康克清、帅孟奇等大姐都请她吃饭,都在宴席上充满真情地说了感人肺腑的谢言,并以她为典型表达对老区人民的深切谢意。
黄月英启程回乡的晚上,中组部有关领导来到招待所,代表组织送给她500元钱(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三匹布和一些农村里少有的日用品,并将物件专门装箱打包。这些钱物代表着党和人民对朱盛苔全家的敬意与谢枕。对于王家珍,中组部也赠送了纪念物品。
黄月英登上火车之前,一直陪同在侧的朱道来哭得满脸泪痕,他紧紧拉住妈妈的手,哽咽着说:“你就是我的亲娘,我会永远记住你和爸爸、兄妹他们!我一定会回来看你们的……”黄月英已经哭成一个泪人,只是有些木然地点头,声音沙哑地回道:“孩子,你好,我们就高兴,有时间就回朱坊,我们想你呐!
”在一旁的王家珍被这无比诚挚的亲情深深感动,顿觉一阵心酸,直到列车员一再催促,才狠心地将黄妈妈扶上火车。
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半路上杀出来的“程咬金”,竟然使事情在忽然间变得复杂化了,而且导致了毛毛“定论”的流产。
朱月倩也从南京来到了北京,赶到中组部招待所,她大哭大闹,坚持说“朱道来是她的孩子,不许别人夺走,你们必须还给我,否则,扬言要自寻短见。……”事情骤然间变得复杂起来了。
